来美国之前我和勃克维奇教授通过信，早就听说他在主编一套剑桥新版美国文学史。来美后便早早约好要和勃克维奇教授谈一次，听听他对编写文学史的看法，这对国内正在进行中的几部外国文学史的编写或许会有一些启发。
我首先的问题是这部正在编写的剑桥新版美国文学史和以前的文学史将有什么重大的不同？勃克维奇教授如数家珍似地侃侃叙说起来：
目前美国有两部比较重要的美国文学史。一是一九一七年的剑桥版美国文学史，在英国出书，有丰富多样的材料，甚至包容了许多民俗和儿童文学的片断，而且是第一部集体努力编成的大部头文学史(十九世纪时有一些个人编写的文学史)。但是，这部书主要就是把一些重要作家用美国文化这样一个笼统的概念集在一起，有时还多少带些猎奇性质，观点也明显陈旧了。另外一部是罗伯特·斯比勒(Robert Spi1ler)主编的美国文学史，一九四七年出版，篇幅约有一千五百页，大致有五十名学者参加了这项工作。这是一部重要的美国文学史，因为它是美国文学成为专门学术领域后的第一部。
在一九四七年之前，几乎没有人专门研究美国文学。一般人都是主攻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到了一九四七年，情况就不同了。比如说哈佛在那时就建立起了美国文学研究专业。这种转变的原因大致是因为许多重要的美国作家开始取得了世界声誉，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原因。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了重要的国际力量，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文学是这个大变化中的一部分。
一九三九年《美国文学》杂志创刊，一九四一年哈佛的著名学者马修森出版了《美国文艺复兴》。这两个日期是重要的，因为它们代表了美国人对自己力量的意识，代表了美国人在探求自己独特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美国问题研究成了重要的文化运动。在文学领域里，学者们开始动手整理文学经典，排出新的文学课程。他们对文学开始有了新的眼光，开始找寻美国文学中的美国传统和美国特色。对作家的兴趣自然表现出相应的转变。人们不再只把眼睛盯在几个所谓“火畔派诗人”(fireside poets， 因他们常去的“火畔”图书馆而得名，包括朗弗罗，罗厄尔等人)身上，不再仅仅局限在斯文的中上阶级的传统里，而是发现了麦尔维尔，梭罗，惠特曼这样的作家。这里面当然也有价值观念的转变——从维多利亚式的价值观转变到现代价值观。
这个时期是对美国文学的重要回顾，过去一般认为梭罗和爱默生与麦尔维尔大相径庭。梭罗和爱默生虽然对社会和传统有许多反叛，却还是社会的重要成员，作品中有乐观的主流；麦尔维尔则更处于文化的边缘，有更多的悲观情绪。重新发现麦尔维尔就增加了人们对梭罗、爱默生等人的认识。例如，在爱默生的笔记里，人们就发现了他隐藏的一面。那里面充满了悲观的愤慨，自我怀疑，对社会和文化的批评等等。于是有人说实际上有两个爱默生，一个是散文、讲演中的爱默生(那里也有对社会和文化的批评，但基调是乐观的)，一个是暗藏的真实的爱默生(对社会与文化充满怀疑)。再有就是把爱默生的乐观本身看作是反社会的。爱默生强调的是个人，其中就包括了对整个社会的挑战。他不是说过“社会是对其每一个成员的阴谋”吗？他实际上和一些清教反叛者(如安娜·哈钦森)是一致的，把个人置于当时的社会之上。他不是还说过“如果有人说我是魔鬼的后代，我绝不否认”吗？这样的爱默生就和麦尔维尔极其接近了。他们都是站在了当时的文化传统之外，是反叛者，又是一个新传统的缔造者。
当时美国文学研究中的这些转变在斯比勒的文学史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斯比勒的文学史不象老剑桥版那样收列很多作家，而是从美国文化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用新的眼光选取其在一些重要作家身上的表现，较集中地介绍了美国文学中的主流和大作家。不过，斯比勒的文学史距今也有三十多年了。美国文学的研究在局面打开后又有了长足的发展，方法和见地比起那时更有了不少变化。
剑桥新版美国文学史的编写在如何进行呢？参加这部五卷本文学史编写的有二十名学者，四个人负责一卷，每卷约六百页左右。当问到五卷的分期时，勃克维奇开玩笑地说这是一部“战争史”，先是独立战争，然后是美国内战，再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们都为美国文学的分期提供了界标。
二十名学者一起动手，文体、风格和方法如何统一呢？勃克维奇教授说这正不是他的所求。他要的是在基本协作这个前提下的个人见解和风格。个人要有足够表达自己意图的自由和篇幅。这也正是他接受主编剑桥新版的原因。现在正在编写中的另一部大部头哥伦比亚版美国文学史也曾请他去主持编写，但他考虑到那部书体例上的局限性(众多的学者象编百科全书一样一人写一小段)，还是选择了剑桥新版，只答应给哥伦比亚版写一些条目。剑桥新版不仅篇幅大，使每个参加者有足够的篇幅，在足够的阶段或领域中表达自己的见解，使全书成为多音部的合奏，参加的人也是精选的，都是四十五岁以下的后起之秀，属于六、七十年代的这一辈人，也是对美国文学和文化有足够研究的专门家。他们共同认为现在的文学史不是建立在“意见一致”这个基础上。过去一般认为“意见一致”是文学史的基础。意见趋于一致了，一段文学的发展才能成为“史”。比如说斯比勒的文学史就是建立在新批评和历史客观主义大旗下的。现在，许多人的观点都转变了，这不仅是因为当今的文学研究和评论表现出极大的不一致，更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一部文学史不应是封闭式的(用我们中国成语讲就是“盖棺定论”式的)，而应该是开放式的；不应是建立在“意见一致”(consensus)的基础上，而是要建立在意见不一致(dissension)的基础上。每一代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文学史。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所不同的地方，大概就是编写文学史的基础变了。文学史不再是提供结论，而是提供指导。在各种观点的冲突中介绍和认识文学可能正是文学本身所要求的。这样的文学史才不僵硬，才具有更多的辩证性质。如果在当今各种见解争鸣的情况下还扼守提供结论式的文学史，就只能写出一部虚假的，没有生气的文学史。勃克维奇教授个人以为，当今这一代人就是要能把问题充分表达出来，作为给下一代人的馈赠。
这部文学史将如何对待少数民族、区域或妇女作家呢？勃克维奇教授说他的文学史将不作这样的区分，而是把这些作家都视为一个具有极大多样性的美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比如索尔·贝娄，若只把他看作是犹太作家，就忽视了他身居美国城市所受到的各种其它影响。又比如奥康诺，她不仅仅只是一位女作家，她身上有凯尔特传统，有南方的特色，有乔依斯的影响，等等。关键问题是要在重要的作家身上看到美国文学中各种传统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而且，这部文学史参加者的新阵容就已经解决了过去因为不重视女作家、少数民族作家或某种流派所产生的“漏选”问题。勃克维奇教授说他在考虑编写人选时是费了心思的。这些参加的人都有一个主要的流派倾向，却又不是排斥异己的人，都是开放型的学者。
关于挑选并建立起文学上的经典(can on)和如何区分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学等等问题，勃克维奇教授的答案也是要把这些问题放在没有结论和充满问题的基础上，由此进行一些探索。
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将包容在这部历史中，而且是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重要的文评家虽然不是文学创作家，也将在书中加以研究、介绍。
这部文学史的编写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全书大致将在一九八八年完成。目前，在主编的书房里，一些章目的书稿已经开始堆集起来。他们的方法是每份书稿都印二十份，参加者人手一份，在一定的时候就要碰在一起交换意见。另外，勃克维奇教授在哈佛文学研究中心主持的美国文学国际研讨会已经开始在利用这部文学史的成果，征求更多不同学科、不同国度的学者的意见。勃克维奇教授主编的《哈佛文学研究》学刊(Harvard English Studies)也要陆续刊载和这部文学史有关的论文。一部文学史的编写给学术领域带来了多少生机！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波士顿
(本文勃克维奇像，丁聪画)
徐海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