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较文学更为大众化。由于这部影片的成名，小说《紫绛》也可广泛的销售，而沃克女士的名气也更大噪。一九八二年夏间爱丽丝·沃克曾与美国西部一批妇女作家访问中国。当时我在北京一个文艺界宴会桌上，尚不能充分回答朋友们关于她的生平的询问。今日的沃克女士已是名扬国际的大作家；她是黑人，是妇女，但是这都无关紧要。
她的成名给予我一个灵感。我曾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号《读书》上发表过一篇有关美国黑人作家的报道，时隔四年，我觉得是到了报道一篇黑人女作家情况的时候了。我重读了那篇文章，令我惊奇的是，四年前我曾提及宝拉·马歇尔(Paule Marshall)与托尼·摩立逊(ToniMorrison)，根本没有提及爱丽丝·沃克。一九八一年时，她在文坛的声名显然还不高。
马歇尔，摩立逊，沃克是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写小说的，不包括诗人)中的佼佼者。但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也应该提一提左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这位黑人女作家生于一九○三年，死于一九六○年，被文学评论家与历史学家忽视了很久，于近来才慢慢受到注意。她的作品曾深深地影响了顿尔夫·埃立逊与托尼·摩立逊。
《紫绛》的被拍为电影，而且是A级的、由大导演史蒂芬·史披尔堡(Steven Spielberg)导演，证明黑人的著作已经踏上文坛正统之途，甚至连以赚钱为目的的制片商也不怕由黑人主演的黑人故事不会盈利了。《紫绎》所述者不过是美国南方黑人妇女既受生活的困苦、又受男子虐待的故事，一般广大白人观众不会发生兴趣。不过现在的形势不同。不但史披尔堡把它拍为一流的电影，而且全国各大影评家众口一致予以赞扬。以黑人生活为主题的影片已经可以在商业市场站住了脚，但是最重要的还在爱丽丝·沃克以及其他黑人女作家在文坛上有了稳固的地位和声望。
要谈论黑人妇女的作品，有三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黑人妇女的生活环境及其所处的社区(Community)；二是她们的经历；三是她们的性别以及性状态。我们所讨论的既是女作家，第三个要素也必须从详，在下笔时不能有什么忌讳。
第一点中所要强调的是她们与母亲一代的对照。三十年前黑人在美国社会的处境与今日的有鲜明的不同。母亲的一代是被动的，受压制的；女儿的一代是反叛性的，至少是不甘于低人一头的。第二点牵涉了黑人生活在历史上的流动性：她们的祖先被买为奴隶，自非洲来新大陆；她们父母的一代从南方的乡村移往北方的城市；她们自己从贫困阶级上升为舒适的中等阶级。最后一点是，她们的性的因素。她们受双重歧视，不但因肤色受歧视，也因为是女性而受虐待(黑人的大男子主义比白人尤甚)。因此在这个性解放时期，她们亦是女权主义者，她们的独立精神使她们对性的态度更为开放。
爱丽丝·沃克于一九八○年出版的诗集《威利·李，晚安》(Good Night Willie Lee)中，写了这么两行：
“关于人人都已知道的，我写来很觉不易。”
这么短短的一个简单声明似乎确定了一个黑人女作家的任务。我们都知道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种族的压迫，性别的压迫，阶级的压迫，等等。但是我们如非身处其中，也许难以了解这类压迫的深度，以及它们之间的交错关系。黑人女作家就很可用批评的态度详述她的感受。黑、女、穷三个因素把黑人女作家放在一个极其奇特的地位。因此，我们要利用美国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来阐明我们对于黑人妇女的讨论。
且先说说第一点：社区与环境。
托尼·摩立逊于一九八○年出版的小说《苏拉》(Sula)开首说：
“在那个他们带根掘掉了龙葵、颠茄、黑莓的地方，曾有集居的邻舍，现在成了麦德苓城的高尔夫球场。”
这样，她开始了关于苏拉的故事。黑人的儿童生活是没有根的。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被白人接收铲平，改为有权势者的娱乐场地。苏拉在这类环境中长大，成为一个非常矛盾复杂的人物：她被一群白人恶少所包围，割去了自己的手指才把他们吓退；她偶然不慎引起了一个儿童的死亡，把他的尸体抛入河中，静静地看它沉没；她出身低下，后来有机会入大学，但总觉得格格不入，从来没有一个可以感到自在的地方；但她也有一个送她满屋子黄蝴蝶的情人。苏拉是小说中一个奇特的角色。摩立逊在介绍这个角色之时，也用其他曾当过奴隶，做过妓女的老一代角色做陪衬。为什么呢？作者不过是要提出主要角色的社会环境及历史背景。黑人已经脱离了奴隶桎梏而站立起来，但黑人妇女却需作双重的挣扎，积极为女权而斗争。摩立逊的小说《苏拉》，正如其他当代的黑人女作家的小说同样，弃绝了一般的着重于个人社会关系的故事形式。黑人妇女的反压迫的斗争其实是一个阶级斗争。苏拉本人并不是全部黑人妇女的象征，不过她说出了一般黑人妇女所要说的话。
《苏拉》开首对那个“地方”，那个“邻舍”的形容，就替黑人生活的社区环境下了定义：那个“地方”终被白人占去，改造为供他们玩乐的高尔夫球场。那段短短的形容是美国南方整个黑白隔离社会的缩影。
黑人男作家也许没有体会到邻舍社区对生活的重要性。女作家却有另一看法，不过她们往往把这类感觉与母亲的一代联在一起。在剧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她们自己逐渐倾向于个人主义，而她们对白人压制的反抗，只能把她们归入母亲一代的观点。
摩立逊一九七八年的小说《所罗门之歌》中的角色哈迦就是这么一个类型。她在发现她的情夫对她失却兴趣之后，只责怪自己的缺陷，她要改进自己，以求情夫重加青睐。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中，这种反应是很自然的。在重白轻黑的社会中，黑人对白人也有这类的自然反应。小说家摩立逊的观察敏锐感就在于此。
宝拉·马歇尔也同样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特性侵袭了黑人的传统习俗。她于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小说《为寡妇唱赞歌》(Praise Song for the Widow)描写一个六十余岁、辛苦了一生的黑妇因为丈夫在经济上转为宽裕，终而达到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梦想：乘船到加勒比海旅游。她享受了丰宴后，躺在游船甲板安乐椅上，回忆过去生活。这部小说透露，一个所谓中等阶级的黑人妇女，如何在经济方面级级上升，自城区搬往郊外，生活慢慢的变为安逸，可是却与原来的黑人社区与文化脱了节。加勒比海诸岛的居民与文化是黑人的。她在游船上的安逸被岛上本色所侵扰，因而引起她的思索，终而使她理会到自己生活的空虚。
爱丽丝·沃克对“社区”的概念是与南方乡村有关联的，正如左拉·尼尔·赫斯顿同样。赫斯顿于二十年代在大学获得了人类学学位后，离开纽约，回到她在南方乡下的出生地，到处访问纪录黑人自非洲带来的奴隶时代遗传的音乐，传说，迷信……换一句话说，传统的黑人社区生活线。赫斯顿早于五、六十年前已经感到这些传统在慢慢消失，她要把这些遗产好好地保留下来。
沃克的黑人社区却没有如赫斯顿的有系统。后者所着重者是文化遗产的概念，在沃克的心目中，黑色的南方不过是一连串的白色的统治：先是奴隶制度，其次是租田交谷的制度(Sharecropping)，然后是工资制度。沃克以为，黑人必须了解自己过去的历史，然后才能建立一个足能支助自己同胞的社区。她的小说中都有这类启示；她的女性角色在南方的黑人社会中常是被动的、好心肠的，很少具有反抗性。
在北方城市生长的黑人女作家的生活经验就大有不同，她们心目中的社区范围只限于狭窄的社会单位，例如城市中的一条街。宝拉·马歇尔的《褐色女郎》(Brown Girls)中的社区就是这么定义，但一条城市的街不会富含传统的文化背景。在北方城市所住居的黑人都是流动性的，没有深根。那部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来自西印度群岛，他们的生活目标是积蓄足够的钱买一座褐色沙石房屋，成为有产阶级。小说中所形容的社区是城市的移民环境，根底却是加勒比海岛上的农民社会。
黑人女作家小说中社区的另一个特性是母权制(Matriarchal)。因为家中做父亲的(有的未婚生子)往往会不负责任地弃家出走，留下当母亲的独自教养儿女。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孩子们往往背着复杂变态心理的包袱，而这类心理状态只有黑人作家始能体会而细腻地描写。
讨论黑人妇女作品，第二个值得注意的要点是她们的生活经历。这个传统起源于左拉·尼尔·赫斯顿。她于当年决定自城市回到南方乡村去搜集黑人自非洲带来的传统民间文化果实，就替后来的黑人女作家定了一个方向。在她之前，从非洲部落社会过渡到农场奴隶制度的经历，黑奴的生活自述，以及出逃的奴隶在生活方式、条件、与自觉方面的改变的实际情况，都表明了黑人的生活历史不是人类的正常经验。
非正常的历程有三个骤然的阶段：一是突然从非洲的土人部落生活跳入“文明”世界的奴隶制度；二是从奴隶制度获得解放；第三个阶段便是那些当代女作家的历程：回溯历史，从北方返回南方寻根。赫斯顿回到南方去，马歇尔的回到加勒比海岛上去，以及摩立逊的《所罗门之歌》中的叙述，都表明黑人女作家这种一致的倾向。
即使在获得解放之后，前身为奴隶的黑人，生活还是困苦的，他们受租田交谷制度、劳工薪资制度的限制，既无外来援助，又要经受剥削、暴力。在爱丽丝·沃克的作品《葛兰治·柯柏兰的第三次生命》(The Third Life of Grange Copeland)中，黑人间男子支配女性的局势被解释为种族主义与经济情况的后果。葛兰治终于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可是代价是黑人妇女所付出的——她们的钱，她们的劳动，甚至她们的肉体。葛兰治所获的经济自由，出之于妇女牺牲所造成的物质条件。黑人妇女所受的双重压迫非常明显。到小说的终了，葛兰治的孙女儿露丝参加了黑人人权运动，终于站起身来。祖孙三代的黑人妇女所走的历程崎岖得很。
宝拉·马歇尔的《为寡妇唱赞歌》旨在重新审查母系制的历史。在这部小说中，主角艾芙丽·詹森已从靠租田交谷为生而晋升为靠工资为生，而且渐渐成为中产阶级分子。南方农庄生活已在她的回忆中成为文化遗产。她躺在舒适的加勒比海游船甲板上，梦见她的叔祖母替她讲奴隶时代的故事。当然，游船的终点并非南方农庄，而是一个海岛；在那岛上，她也发现了由非洲奴隶带到新世界的黑人文化。
艾芙丽的生活代表了黑人中等阶级的向上流动性。这个历程虽是如意的，但是从城市贫民窟移往郊外的花园洋房，也使这些在经济上得意的人士疏远了自己的黑人文化遗产。艾芙丽在甲板上深思自省。她的丈夫生前的争气求进塑成了她的生活方式。现在她是一个富裕寡妇；在游船上的反省却使她理解到自己一生系受男性(丈夫)支配。她的自尊心慢慢地醒觉了，她在梦中会见老叔祖母，他们要求解脱。她已经体会到女权的意义，要忘却过去的记忆。
黑人女作家小说中的人物都经过这样的历程。以托尼·摩立逊的《所罗门之歌》中的角色密尔克门为例。正如沃克作品中的葛兰治·柯柏兰一样，他利用妇女卖淫所付的代价过着自以为舒适的生活，可是其实他是个没有出息的人。他终于离开城市到南方乡下去，发现他在农村不能靠妇女为生，因为农村黑女“没有口袋，没有钱包，没有皮夹子，没有钥匙，没有小纸袋，没有梳子，没有手帕。”乡下黑人生活的简单改变了他在城市生活中所认为“正常”的概念。他终于认识了他的非洲遗传，获得了心理上的解脱，去除了男子沙文主义，恢复了能够与妇女真正相爱的能力。请看这一段描写：
“她将药膏敷在他的脸上；他洗她的头发。她在他的脚上撒了一些爽身粉；他跨在她的背后替她按摩。她把巫榛放在他发肿的颈上；他整理了床。她替他做汤吃；他洗碗碟。她替他洗衣晾干；他擦洗她的洗衣盆。她替他熨平衬衫裤子；他给她五十块钱。她给他一个吻；他轻抚她的脸庞。她说请回来；他说今儿晚上见。”
虽然她不过是个妓女，而他付了她五十块钱，但是这段描写，证明密尔克门已能够以男女平等的态度报答她每每奉献的温柔体贴。他已不再是一个憎恨女子的自私的男人。他的经历使他在心理上趋向正常。他到他的姑母家去看看，终而理解了他在儿童时代为何特别喜欢姑母的家：
“她没有接上电，因为她不愿付电费。她也不愿付煤气费。晚上，她与女儿在屋中点了蜡烛与煤油灯。她们用木块与煤块烧菜与取暖；她们在厨房所用的水是经一个输水管从井中打来的。……吃东西是很随便的，没有一定的准备与计划，也没有围桌而坐的习惯。姑母烤了热面包，人人可随时涂了黄油吃。有时也有制酒剩余的葡萄；有时可不断吃桃子……”
姑母家中的自发的、随便的日常活动在儿童的眼中简直如乌托邦。密尔克门由城市的复杂生活方式回到农村的简单生活，使他特别欣赏他对儿童时代姑母家的温暖回忆。他的回乡的经历效果是积极的。
讨论黑人女作家作品的第三个重点是声色与性状态(sensuality and sexuality)。作家既是女性，她们作品中对性的见解，当然是不能忽略的。我要谨慎的下笔，但有的引据与用字不免直率一些。
黑人妇女的性生活受男子支配，又受家务的牵制。《所罗门之歌》形容了密尔克门的母亲露丝青年时代情况：她幼时受了父亲过份的保护，结了婚后却遭受丈夫的厌拒。丈夫对她的情欲既无反应，她便不得不另找出路。她喂乳直到儿子六岁，未始不是要借幼童吮乳而获得一些满足。
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中有不少关于妇女因受了压制而引起性的畸形的愤怒描写。宝拉·马歇尔的《为寡妇唱赞歌》形容了艾芙丽在沐浴与受按摩时的舒畅感觉。开始她尚不敢尽情感受，后来她就慢慢松弛，同时，她也记起她的丈夫在生前早已把性与她的肉体视作机械性的例行公事。
托尼·摩立逊的《深蓝的眼》(一九七二年)，形容黑人妇女自幼受了大男子主义与性的压抑后，不懂性的乐趣，结了婚后受丈夫支配，为了要讨丈夫欢心，甚至在做爱时佯装满足。这些妇女与上述的露丝与艾芙丽一样，性的压抑与她们被吸收加入城市中产阶级有关，同时也与社会上的种族歧视所引起的心理作用有关。但是有时她们也能体尝一些有关的乐趣，摩立逊形容主角波莉的感受：
“我开始感到一点点的色彩，深深的漂浮到我身体内。那条萤火虫绿光和草莓紫色流过我的大腿；妈妈柠檬汁的黄色甜甜的流入我。然后我感到我的双腿间好象在发笑，笑与这些色彩都混杂
在一起；我怕我要出了，又怕不会。不过我知道我会的。我果然出了，身子里面是一片虹彩。”
在这里，色彩显然并不是视觉上的，而是深刻的肉体经验。黑人女作家的小说中有不少用色彩来形容妇女满足情欲的能力。沃克的《紫绛》书名就证明黑人女作家对色彩的敏感，书中主角对自己肉体的逐渐觉醒与她对色彩的开始注意是并行的。
《深蓝的眼》中的波莉这样地表达了真正的爱能够给予妇女以力量：“在他给了我时，我就感到力量，我是强有力的，我是漂亮的，我是年轻的。”
“有力”，“漂亮”，“年轻”，这几个词同时也无意间流露了黑人的渴望。在黑人的心理中，有力，漂亮，年轻，往往与白色联在一起。任何受压迫的黑人都梦想自己能有白皮肤。不过在这里，“白”不一定含有种族性的意义。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都自然地把事业成就、阶级特权、生活享受与“白”联在一起。摩立逊能将波莉的性爱感受与社会、种族、黑人心理等联系在一起，不过证明了她的文学创作的精彩处。
黑人男子对女子的压抑，不但反映了一般社会上重男轻女的传统，而且也是受压迫男性的一个愤怒表示。肉欲与憎恨是男女关系间所存在的一个矛盾，但是黑人男子不知不觉地更把种族上对白人的仇恨，也移往黑人女子。他们既受白人压迫，便把怒气都出在可以受操纵的黑女人身上。女作家的反迫害呼声当然因此更响亮，更有效。
要了解美国黑人妇女受压迫的心理状态，非读这些女作家的作品不可。有史以来，社会的重男轻女，女子的受大男子主义欺侮，是宇宙性的，因此黑人女作家创作所起的作用，不一定只限于美国。
一九八六年一月四日于纽约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