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把小说看作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那么小说观念随着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的发展而突破前行就是毫不足奇的了。如果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正在急剧转换的大时代，如果人们的艺术思维为了把握这个大时代而作出了紧张的努力，那么这种突破前行可能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中就显示出它的进展。人们仿佛会在一个早上突然发现他们已经前进了多么远。观念的突破前行可以体现在它的理论形态之中(无论是小说家的宣言、主张、经验谈还是评论家的归纳、阐发)，但归根结底，还是要由众多的小说作品自身来体现。
然而，新作品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全部作品的感性呈现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毫无意义。大量作品一视同仁的介绍反而可能淹没了真正有价值的进展。于是人们理所当然地期待一些能够“勾勒”出这一突破的选本出现，盼望着能够借助一些“跳动着的点”，来把握住那不倦地、紧张地向前试探、延伸的轨迹。我说的是“一些”，因为人们可以而且依据不同的标准、尺度选择不同的“点”，来划出不同的轨迹，从而提供一幅近年小说创作的多样化的互为补充的图景，真正“毛茸茸”地呈现那动态的、模糊的、无比生动而丰富的进展。
由两位小说家，李陀和冯骥才编选的这个短篇集子，收了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初到一九八三年春的四十三位作家的四十三篇作品。由这有限的几十个“跳动着的点”连接起来的，是怎样的一条轨迹呢？
开篇是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一九七九年二月)。按照“叙事学”的经典说法，故事就是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情，其间不一定有因果关系。可是故事经过“剪辑”，时空交错，事件拼接，某种因果关系就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暴露出来了。然而，作家开宗明义地声明这是“错了的”剪辑，她是不是真的觉得“错了”呢？小说的几个小标题都是大有深意在的，它们暗示了小说的结构，同时也就暗示了小说的主题。请注意那几个不确定的词：“老甘不一定就是甘书记，也不一定就不是甘书记，不过老寿还是这个老寿”；“也不知是老寿背了‘时’，还是‘时’背了老寿”；“老寿心里发生的一切。是发生在心里吗？”等等。过去(老甘)与现在(甘书记)，人物和“时势”，现实和幻觉，交叉、平行、相融，颇有点恍恍惚惚。你感觉到了一种暗讽，这种暗讽不但经由内容，而且(更厉害地)经由形式渗了出来。当我们习以为常的时间顺序可能掩盖某种真相的时候，揭穿这一掩盖的唯一手段便是出乎意外地打乱时序使真相显露。从标题到内容，对业已僵化的、变得虚伪的小说规范的挑战，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压轴的是张承志的《春天》(一九八三年六月)。高扬着旗帜的挑战已经被更为深潜扎实的探索所取代。“它来啦，要下大雪啦”。“它来啦，春天来啦”。镶嵌在孤独的草原老人的两段自言自语之间的，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勇士斗雪图。如暴风雪驱赶下的马群一样，疾卷过了一股裹着感觉、情绪、意志、憧憬的语言的急流。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的灵活变换，使你“内在地”体验了在人与自然严酷无情的对立中人的尊严。尽管他可能被击倒，却并没有被打垮。作家经由最具体逼真的感觉描写(光影、色彩、冷暖、动觉、幻觉等等)达到了一种“形象化的抽象”，达到了一种对人生的哲理化的深邃认识。(只需设想一下，要是在二十年前对类似的“题材”会怎么处理？)小说，不再仅仅是讲述一个故事，在故事线松弛的地方，诗、寓言、神话、政论、哲理、掌故、讽喻，“浩浩荡荡”地拥了进来。小说，在追求一种对故事的“超越”。
显然，“超越”的方式是五光十色的。在富于挑战性的开篇与寓意深远的“压轴”之间，是那些至少是同样精采的篇什。有荒诞或“超现实”——《锁》(曹冠龙)、《我是谁》(宗璞)、《火葬场的哥们》(林斤澜)。有纯粹的抒情——《海的梦》(王蒙)、《未了录》(张洁)、《雨、雪及其他》(高行健)。有真正的寓言——《灰蛾和白蛾》(甘铁生)、《最后一个椭圆》(戴晴)。有地道的民俗——《异秉》(汪曾祺)、《辘轳把胡同九号》(陈建功)、《飞磨》(高晓声)、《七奶奶》(李陀)。你看到短篇小说的艺术—思想容量猛然增大了。可以是人物的主体化，也可以是主题的立体化(多义性)，更可以是结构和心理的立体化。于是你发现我们使用“轨迹”这个词是一个错误，因为突破前行并不是一种“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全方位”的推进。无数新鲜的、激动人心的点跳动着闪烁着，艰难地然而坚韧顽强地组成了这幅立体化推进的图景：挣扎、蜕皮、攻守、回复、迂回、突进。
这个集子证实了编选者的一个基本观念：小说应是多种多样的。基于这种比较宽广的眼光，他们才能在注意到众所周知的名篇的同时，决不忽略那些被批评界非常可惜地冷落了的作品。比如《网中的夕阳》(万之)、《高原》(谭甫成)、《河谷地》(石涛)等等，无一不是在小说的艺术创造中有所追求有所拓进的篇什。选本的一个重要功能正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去“拾遗”或“钩沉”。我们知道，每一个视角都有其无法避免的“盲点”。倘若全社会都遵循“唯一的”视角，某些珍品的湮没就几乎是必然的了。人们常说到“时间的评判”，其实时间本身并不能评判作品，因而时间的评判只不过是其他批评家、读者和选家(别一时代的或未来的)的评判而已。如果没有现时代的多角度的评判和选择，未来的评判就可能被引入歧途。每一个有见地的读者都有权利并有责任加入到对当代作品的评判之中，使这一段“时间”得到充实或不至于被单一的评判所垄断。
然而，当代人选当代作品，往往不太能看出选家的眼光。更多地，你看到的只是选家所受到的种种制约。我曾在一个座谈会上听到过一家刊物的负责人的抱怨。他说：“九路诸侯，都得平衡到！”哪九路诸侯？曰：工农兵、老中青、民(少数民族)女新。这是依据一种“开代表大会”的标准照顾作者面(不是作品面)，刊物之难办可想而知。好些选本似乎也是依了这类标准来搞平衡的。倘要从中看出选家的眼光的话，多半也是艺术之外的(非文学的)眼光。老实说，人们期待有眼光的当代作品的选本，已经很久很久了。由两位作家编选的这本集子，尽管仍不能摆脱某种“平衡”的制约(据说曾由于某种历史气氛的影响而抽换了几篇作品)，却可算作是体现了一种“艺术观念”的选本。
李陀曾经在他那篇题为《论“各式各样的小说”》的引起争议的文章中写道：“小说可以以一种更复杂的方法表现复杂的现实世界，无论这是一种主观内心生活的现实，还是一种客观社会生活的现实。这种小说把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人的内心活动和外部活动，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人的过去经验与现实经验，都放在相互矛盾又相互联系的关系中去表现，从而在对人和世界的理解和表现上显示出复杂的层次”。这已不单是某一位作家的主观愿望或主张，业已为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实践所证实。小说从单一走向多样，从平行走向交错，从平面走向立体，既是人们对世界具有复杂化了的理解的结果，也是对自身(人)具有复杂化了的理解的结果。从那些跳跃着闪烁着的“点”上，我们看到的正是这双重开掘的深入。
于是我们回头重读了前辈作家严文井为这本书写的绝妙的序——《啊，你盼望的那个原野》。这篇序乍一读来与集子中的任何一篇作品都毫不相干，纯粹是一篇独立的、情真意浓的悼亡散文，一首动人心魄的散文长诗。然而，重读之后，你被这真挚的诗情引升到一个崇高开阔的境地，那些“跳动着的点”在你面前幻化成一片花的原野，一片经磨历劫的人们久已盼望的绚烂的原野。你触到了一颗对我们真正的文学如此一往情深而又不无忧患之感的拳拳的心。你觉得不可能有比这写得更好的序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当代短篇小说43篇》，李陀、冯骥才编，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第一版，2.86元)
黄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