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很伟大，文学这摊子里更大有人才。但是女评论家似历来不多。但我最近阅读了青年女评论家季红真的全部文稿，掂量过来，真要担心“巾帼压倒须眉”了。我做她的第一本评论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责任编辑，读稿时还要留意多方面的技术性问题，尽管心挂几端，却还是时时感到她那种开阔而又清晰的思路在向前伸展……。这里也有一种美的韵律！你不难体会到所谓理论的纵深感。但此处我不想用“深刻”这一字眼来说明问题，因为她几乎同时在对付一大堆问题，横向的把握有时更难。
这种理论风度使我想到一位外国的女评论家，那就是十九世纪初叶的斯达尔夫人。勃兰兑斯认为，斯达尔夫人尽管在抒发感情时是十足的女性，而表达思想却具有宏阔的男性气质。季红真似乎也有股架势，谈论她的批评活动，我们首先应当注意她的理论思维跨度。
何谓“跨度”？在季红真这儿，就是从宏观的文化背景到微观的心理过程。这意味着一种整体论的方法，也是认识论的根据。季红真最早的一篇批评文章《爱情、婚姻及其它》，是关于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的讨论，其中已经显示出一种宽泛的思辨色彩。这篇文章虽然未能在理论上充分展开，而如今读来并不觉得稚嫩，因为她起码做到了把“人”作为“文化和历史的产物”来加以思考，同时也提出心理研究的命题。她一方面对张洁笔下的男女主人公进行心理剖析，一方面又将人物心态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观照。诚然两方面都只是浅尝辄止，却恰好对准了审美判断的“焦距”，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这篇小说的命意与价值。不知是否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这是季红真至今为止唯一评论女作家的文章。然而，对象本身反映着选择的意义。一般说，女性作家不难达到某种心理深度，却很少能够包纳较大的文化容量。从这一起点开始，季红真此后一系列文章更加顺畅地展示了“文化一心理”的理论轨迹。
在《传统的生活与文化铸造的性格》和《汪曾棋小说中的哲学意识与审美态度》两文中，季红真在传统文化和日常心理相融合的焦点上，透视了汪曾棋小说中的“世道人心”，对作家“回到民族传统”的自觉努力进行了哲学归纳。她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儒、道、释三家，对汪曾棋的创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互相渗透、互为因果的整体影响，”它既是作为对象主体的心理积淀，又反映着创作主体的文化批判和继承。在这里，她郑重指出：“文化－心理”结构决定着作家的人生态度与审美态度。如果说，在新时期年轻一代评论家中间，吴亮的贡献在于提出“批评即选择”这一命题；黄子平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了开放的眼光，那么季红真则以“文化—心理”范畴拓宽了批评的思维领域。
这一开拓性的命题，在季红真的批评活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她对张贤亮的评论，是“文化—心理”整体意识得以深化的一环，更显示出方法论的价值。
有关张贤亮的创作研究，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最令人困惑的课题之一，许多人觉得不好下手。难以把握的原因大约在于：张贤亮的世界，一是阔大、丰厚，二是明显呈露着内在的矛盾。季红真的《两个彼此参照的世界》显然把这一切都考虑到了。这是一篇非常出色的论文，对张贤亮一系列不断引起人们惊讶和争议的作品进行了整体的描述和分析，从而建立了一种真正的权威。针对对象的特点，季红真抓住了“文化构成”这一观察层面。她指出：在张贤亮的创作中存在着两个彼此参照的世界，一是底层劳动者(主要是农民)朴素、健康的情感世界，一是知识分子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前者是一个“充满着不幸与痛苦，却有着更多正常人性的自在世界，”后者是一个“理应自觉却被‘铁的逻辑’扭曲得从外部到心灵都极为残缺的世界。”作家正是通过二者的彼此参照，沉思历史的规律，人民的命运。而“这种历史的反思已经深入到这个民族不同阶层文化构成的差异。”季红真把这一点归结为张贤亮笔下的农民和知识分子不同精神心理的内在依据，是颇有说服力的。民族民间文化孕育着底层劳动者的健康良知，而另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化构成(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近代人本主义，乃至基督教文化等等)却导致了知识分子主人公精神追求中的人格分裂。这种表述既不简单草率，又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论者对于张贤亮创作的审美评判。
值得注意的是，季红真对“文化构成”的强调，不仅用于对象主体的剖示，而且作为对创作主体的研究手段。“一个时代的文化铸造了一代人的思想方法。”季红真在文章里约略分析了张贤亮自身的“文化构成”，进而指出：张贤亮创作中的矛盾主要是由他自身特定的文化构成及由其所制约的思想方法所决定的。如：十九世纪西方文化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提供他理解民族民间文化的思想基础，使之在历史反思中形成其阔大深沉而又富哲理的美学风格；而十九世纪以前西方文化中的消极部分(包括宗教的原罪意识和唯灵主义等等)则通过文学观念和审美态度等中介，造成了他作品风格的明显欠缺。也许季红真的分析还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教的伦理哲学，理学和心学的冲突等)对作家的影响，但她的整个思路是令人感兴趣的。我们以往在创作心理研究中还很少越过作家的人生经历深入到文化构成这一层面。
“文化—心理”作为基本的方法与范畴，体现着季红真把握对象的整体意识。分而论之，她更多地注意着其中的文化内容，相对说，对心理因素的阐发比较少，也比较粗略。由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对文学发生提出了认识论的依据，已愈益成为阐释的重要手段之一，这是许多青年评论家都意识到的。但还很少有人能真正掌握这一方法。这恐怕是他们还缺少心理学方面的学识准备(如今做一个评论家确是难得多了)。不过说到季红真，也许是气质所决定，这位思路开阔的女评论家有时顾不得在细处下功夫。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她的许多论述都提供了通向心理范畴的可能，或者说具有这种理论的延展性。有时候也直截了当地触到了问题的核心。
譬如，在关于张承志的评论中，她看到，作家笔下的“他”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如此吻合：“红卫兵——知青——现代学者”；从这种带有自传性质的叙事结构中，她看到了一个现代理想主义者的心理结构：主观性极强的时空秩序和学者的思维张力(《历史的推移与人生的轨迹》)。这是融纳了人生过程的心理过程。在这一着眼点上，论者对张承志所表现的那些“微小的人生”，那种强烈的“个体悲观意识”，产生了庄严的感受。于是，她挥笔写道：“青春，生命，岁月，是理想的见证，在他(张承志)的作品中都有着近于神圣的含义。”将近两个世纪以前，哲学家费希特在封建德国状况下真诚地思考过“学者的使命”和“人的使命”，写下了富于理想激情的哲学诗篇，今天，我们的一位年轻评论家从一位年轻作家的心理暗示中发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之谜。
季红真评论的对象基本上是新时期的作家、作品和这一期间的若干文学现象。她有专文论及的作家不算多，但老中青都有。对象的年龄层次似乎也说明了，论者试图在整体上对新时期文学潮流作出历史的观照。这一意图在她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得到充分贯彻。《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副标题是“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论者认为，在新时期小说的诸多分散的主题中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即作品以不同的标准在对各种文化思想的择取中面临的一个基本矛盾：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这是一个还没有人碰过的大问题。也许不是没有人能够想到，而是难度太大。这里几乎涉及到新时期小说的全部代表作品，而且论题又不允许采用文学史教科书那般机械罗列式的介绍。如果不是象季红真这样诉诸“文化—心理”的整体观照，我很难想象如何对付偌大的纷纭复杂的这一摊子。这确乎是一篇纵横交错、气势磅礴的大文章，在洋洋洒洒六万多字的篇幅里，论者一方面分析了新时期小说主题的由表及里的演进过程，指出这一过程已由社会政治的批判进入到对民族文化的思考；一方面对各同类主题之间矛盾交叉的意向群落进行概说，揭示了各种文化思想在当今时代生活中的冲突。这篇论文的许多观点不但具有准确性，而且显示了理论的预见性。文章涉及的作品截止八四年底，当时论者还没有看到八五年中国小说在追寻民族文化道路上的雄姿阔步，但她通过对新时期小说基本主题演变的动态考察，从事物发展的整体势态中，预见了一种未来趋势。她充满自信地写下这样的结论：“这些成就(指新时期小说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引者)对于推动民族历史现代化的进程，对民族现代文化的建设，对民族伟大精神的塑造，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一点随着生活的发展，我们将看得越来越清楚。”
如今，评论界的同行们都在谈论“文化”，谈论“寻根”，谈论“民族心理”……思维空间确乎已经拓展，批评的主题域也大大扩延。这一崭新的局面令人欢欣，也发人深思。
观念更新的同时带来方法的困惑。一九八五年，也许可以说是评论界的“方法论年”。方法论的研究终于提到日程上来了，而且马上引出了一番热闹。以所谓“系统科学方法”为前导的方法论革新，不但使得一切传统方法变得黯然失色，就连那些缺少现代物理学概念和无法用数学模型显示的“新”方法也相形见绌，甚而自惭形秽。但是这种新浪潮并没有解决方法论的困惑。美学家高尔泰为“社会学的”评论作的“辩护”(见《读书》一九八五年第十一期)，我觉得有道理。
现在有一种误解，以为年轻的评论家都是“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鼓吹者。事实恰恰相反，我注意到，那些真正有建树的年轻论者在“三论”与文论的关系上大多持审慎的态度。他们强调系统与整体，但他们所感兴趣的并不是一种离开了审美内容的纯方法；他们注重审美思维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并不关心“方法感”；如果说他们在方法上也力求有所创新，那么主要还是对“文化一心理”的整体关系的把握。
作为方法与范畴，“文化—心理”批评实际上是社会学批评的扇形展开。本文前边讲到，“文化”与“心理”之间构成一种“跨度”，这里要作一点补充：这个“跨度”并不意味着从数轴的一端到另一端，正确说，它们二者是纵横相交的关系，正好构成一个直角坐标。而这个交叉点依然是所谓“社会学的”审美视点。是的，如果用“文化构成”的观点来反观季红真本人和她那些年轻同行们，我们找不出这样的理由可以说他们对“社会学的”价值不感兴趣。从文化禁锢的蒙昧状态走向打开窗口的新时期，认识的领域已大大扩展，这一代人正需要重新审视世界。然而，在这个世界的急遽的变化之中，我们的认识能力似乎在相对减弱。
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方法的确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实践需要。那种封闭的、单一取向的静态考察方法，在新的文学潮流面前愈益变得无能为力了。所以，真正对文学的社会价值作出判断，有必要将审美眼光扩展到“文化—心理”的范畴，在“文化”与“心理”互相渗透的动态过程中，探视文学与时代生活、历史传统的综合关系。在这一实践中，季红真的批评思维途径是值得重视的。
季红真的理论表述方式带有结构主义的思维特点，这一点细心的读者是能够看出的，虽然她并不大量地搬用结构主义的名词术语。她的《文学批评中的系统方法和结构原则》一文，至少反映了对结构主义的某种兴趣。这是她为数不多的“纯”理论文章之一，具有方法论的自我确认的意义。也许她所阐释的结构原则的诸形式范畴不尽符合结构主义的思维准则，但这何尝不是一种见地。或者说，她对结构主义有着自己的理解。一般说，季红真的作家研究和作品分析习惯从她所认定的那些原则入手，利用结构的多层次和相似性原则进行对比和条分缕析，在整体的联系中获得认识的深化。她在题为《宇宙·自然·生命·人》的文章中，对阿城小说的民族文化意识进行的多层次的阐述——从分析表层的共时性因素到追踪深层的历时性线索——即清晰地揭示了整体的秩序。
在谈到作品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的关系时，季红真还注意到结构的“符号系统性”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问题完全可以摆到文学与生活的审美关系的范畴中去认识，结构主义在这里确立了本文结构与现实结构同一的命题：对于一切文学现象，最终都可以归结到文学本体与世界本体之间的符号同构和异构关系(顺便说一句，所谓原型批评也是寻找符号关系，当然那是一种历时性的眼光)。这不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也提出了认识论的价值。虽然，季红真还没有能够在批评实践中真正贯以符号学的寻索，而她在感觉中确实把握到事物之间某种微妙的对应关系，也进而领会到结构的生成作用。由于国内对结构主义学说的研究尚未深入，符号学更少有人问津，文学批评在这里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技术上的麻烦。
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季红真的努力尤为可贵。我以为，近年来我们从国外“引进”的诸多“新”方法中，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是有实际意义的。固然我们还有其他许多路可走。
在今天，选择也愈益变得困难了。
有些西方结构主义学者颇为欣赏尼采的一句俏皮话——“有很多双眼睛。司芬克斯也有眼睛——因而就有很多‘真理’，因而就没有真理。”这挪揄的语调中包含着相对主义的悲剧感。也许，这种悲剧的阴影也正投射在我们的心理上。然而我们这一代人终究不会放弃对于真理的寻求。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归根结底在于寻求新的价值，不论是认识论的还是方法论的。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杭州翠苑
(《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季红真著，“新人文论”丛书之一，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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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