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脱离一般劳动过程即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必然得出生产力的发展只能靠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关系的发展只能靠个别领导人的意志来推动的理论，这就是生产关系不断变革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长期统治理论界，中国就深受生产关系不断变革论之害。中国经济学界对此从来就有不同看法。解放初期，王学文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这主要是理论思索的结论。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人重新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要重视生产力的研究，则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反映。这种正确意见有雄厚的实践基础和重大的实践意义。不幸得很，这些意见遭到无情的践踏，很快夭折了。否定正确意见的结果，生产关系不断变革在中国大地上愈演愈烈，终于在十年动乱期间发展到极端，大搞穷过渡，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
在新的理论形势下，卓炯重新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卓炯认为，生产条件(即生产力因素)包括两个方面，物质生产条件和劳动力生产条件，物质生产条件就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的特殊形式叫做生产方式，生产资料和劳动结合的一般形式叫做生产力。政治经济学一方面研究一般劳动过程，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研究每个劳动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即独特的生产关系。研究一般劳动过程的是广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独特的生产关系是狭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所有制经济学。某种具体的生产方式，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结合。也就是说，各种具体生产方式的经济学一定要以劳动经济学为基础。
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具有两重性质，这是《新探》的另一个论点。
由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把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所以其体系也被限制在四个基本经济规律的叙述中，而《新探》则认为，所有经济规律都是以一般劳动过程范畴为基础的，在社会经济形式范畴中得到表现。就是说，经济规律既是一般劳动过程规律又是社会经济形式规律，这就是经济规律的二重性：一般性和特殊性。这种经济规律二重性的观点，可以解决许多长期纠缠不清的理论问题。
《新探》的第三个论点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经济范畴也具有二重性。斯大林说：“我认为，也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我所指的概念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这样一些概念。”斯大林的说法简直没有辩证法，对《资本论》范畴作这样理解也违反了马克思原意。王亚南以后把经济范畴分成三类，比斯大林有所前进，但也是不科学的，问题在于都没有划清一般与特殊的界线，所以大有探讨余地。
按照过去的这类提法，《资本论》许多范畴今天不能用，新造范畴又不可能，政治经济学出路何在？本书在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基础上，创立了经济范畴二重性理论，这就是把经济范畴划分为一般劳动过程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范畴两类。所有经济范畴都是以一般劳动过程为基础，或者说，一般劳动过程范畴穿上一件生产关系的外衣，转化为社会经济形式范畴。一般劳动过程范畴是各种生产方式的共性，社会经济形式范畴是各种生产方式的特性。撇开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形式，《资本论》是一般劳动过程范畴体系，即扩大商品生产系统。这个扩大商品经济系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仍然是扩大商品经济。一般劳动过程范畴体系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形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政治经济学新探》，卓炯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六月第一版，1.50元)
品书录
杨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