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好象也是这样的一个初春的、安宁的静夜，好象也是这样的一种柔和的、自由的空气，我写完了《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的后记，面对着辉煌的夜空，想起了鲁迅，想起了这位伟大而深邃的求索者的许多象星光闪烁的思想，顿然，有一种奇异的东西在我身上颤动，奔突，呼唤，我意识到这是一种继续创造的欲求在我胸中燃烧。
这时我想，我们身外是这么一个神秘的浩茫无际的宇宙，而我们身内不也有一个难以认识穷尽的、充满着血的蒸气的第二宇宙吗？俄国杰出的思想家赫尔岑就曾以衷心的敬佩之情，赞扬莎士比亚天才地描述了这个宇宙，他说：“莎士比亚这是两个世界的人。他结束了艺术的浪漫主义时代，开辟了新时代，天才地揭示了人的主观因素的全部深度、全部丰富内容、全部热情及其无穷性；大胆地探索生活直至它最隐秘的禁区，并揭露业已发现的东西，这已经不是浪漫主义，而是超越了浪漫主义。……对莎士比亚来说，人的内心世界就是宇宙，他用天才而有力的画笔描绘出了这个宇宙。”(转引自《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第406页)人的内心世界确实是一个神秘的宇宙。今天，人可以在遥深的第一宇宙中去探求奥秘，不也可以在自身的第二宇宙中探求更多的未知数吗？于是，我想起鲁迅的一个美学观念，文学创作不应当把好人写得完全好，把坏人写得完全坏。人，具有灵性与创造性的人，并不这么简单。作家、艺术家超常的智慧，恐怕正表现在他们并不把人理解得很简单。这个象星光一闪的思想，尽管我在《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已阐述了一章，可这个时候，我突然又有许多新的领悟，并升起一个念头：如果能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升华到理论的境界上，那是多么好呵。在一段历史时期中，我们的土地上发生了种种奇异的精神现象，其中有一件就是竟然把天底下最复杂、最瑰丽的现象——人，看得那么简单，英雄象天界中的神明那么高大完美，“坏蛋”象地狱中的幽灵那样阴森可怖。这种人为地把人自身贫乏化，导致了文学的贫困化，也导致了民族精神世界的僵化。想到这里，我感到心里难以安宁。这段心灵的历程，正是我最初写作《性格组合论》的动因。
鲁迅在评价《红楼梦》时，认为《红楼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突破了我国小说人物塑造中“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格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比《三国演义》的形象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以往中外许多作家都谈论过这个问题，但是，一般都是直观的、经验性的描述，鲁迅也是直观地描述这一观点。中国的思想家大半都有这种特点。他们虽然没有构筑理论体系，但能敏锐地领悟到某种非常深刻的真理。瞬间的领悟，正是他们长期知识积累、感情积累的一种迸射。从传统的思维方法这个角度来说，似乎可以说，德国是一个思辨的民族，日本是一个实证的民族，而我国是一个直观的民族，或者说，是一个领悟的民族。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保留自身的长处之外，吸收德国和日本的长处。我在这部专著中更注意思辨和理论的升华。于是，从那时候起，我一直在思考着性格塑造的问题，并逐步积累些思想纤维和有关素材。这样，在一九八三年，我开始动笔写这部著作。
一九八四年五月，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就是这部书的一部分。“二重组合原理”，是这部书的中心概念。我在这部书中试图避免过去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弱点，即缺乏自己的概念系统和逻辑系统。因此，我在本书的各章节中，都有自己的论述的中心范畴和中心概念。文章发表后，有些同志发表了商榷文章，他们为了真理而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批评，是完全正常的，我本来就这样期待着。但使我获得勇气，推动我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并写成这部书的，是一些激励我进行理论探索的同志和朋友。我收到了许多激励我的来信，这些信笺使我相信天底下真有那么多热烈的、正直的文心，诗心，——未被岁月的风波磨成圆滑和虚伪的心。更使我高兴的是，不少同志常常准确地道破我的文章的主旨，也可以说是我这本书的主旨。这里我想举两封信，一是我的熟悉的朋友蒋和森同志，一是我素不相识的远方的浙江大学的刘锡光同志。
蒋和森同志在深夜两点读完我的文章后给我来信说：“也许由于我过去也常在想那些问题，所以读起来更感亲切吧。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觉得无论是搞理论的还是搞行政的，应当研究‘人’——这个我们天天都接触而又似乎显得复杂奥秘的‘人’。我曾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曹雪芹第一次把‘人’带进文学的领域，可就有人说它是‘人性论’了。我很惭愧，其实我对‘人’是了解得那么肤浅呵，哪里还谈得上论。”蒋和森同志从我的文章想到“应当研究人”，使我产生了一种知音之感。
而浙江大学的副教授刘锡光同志，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是他写了这样热情而有见解的文字给我：“……你的人的二重性观点给我鼓舞，似有知音之感。粉碎四人帮后，我着手研究‘人’。我既不同意抽象的旧人性论，也不同意目前的无人哲学，认为大量的社会现象必须从人类自身的运动中得到答案。人是被说明的对象，但又是说明的根据。旧人性论的贡献在于否定了神道主义的外因论，肯定了内因论，从人自身身上寻找原因和答案，但他们不知道人类活动的特殊运动形态——社会，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的贡献在于补充了旧说，给内因论以科学的基础。后来，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引向另一极端，人与社会分离，社会似乎是人之外的东西，人成了仅被说明的对象，又走向外因论，不能说不是一种倒退。”从刘锡光同志的来信中，我才知道他曾为了研究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的研究很扎实，而且从人类发生史的角度来说明人的本质及人的两重性。从人类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明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我在书中也涉及到，说明了人在自然面前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有支配自然的伟大性又有被自然所支配的渺小性，但由于我是人类发生学的门外汉，因此无法深入。现在知道刘锡光同志在深入研究，自然感到欣喜。刘锡光同志已把人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来对待，这对于我国人文学科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我祝愿他成功。我这部书也是“人的研究”的一种形式，不过我除了研究现实世界的人外，更注意研究审美世界中的人，即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我读了蒋、刘两同志的信，所以感到一种内心的激动，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所道破的对人的研究确实是我这部书所注重的中心和支撑点(甚至可以说是真正的出发点)，而且使我预感到研究人的课题即将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我国的人文科学将会在这方面走向过去未曾走到的广阔天地。
也有些同志担忧，这个文学原理会造成新的公式化。但我想，这是不会的。因为任何原理、原则都不应当成为创作的出发点，包括二重组合原理。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我们的科学抽象不可能去代替作家的感受。任何艺术创造，都带有一次性的特点，即不可重复的特点。文学理论中所概括出来的任何一个带普遍性的原则，都不可能代替作家的艺术发现。但是，我们把创作经验加以总结与抽象之后，又带有普遍的意义。一个符合艺术规律的原则原理，如果化为作家的灵与肉，化为作家的内在本性，它就会帮助作家去感受生活，去理解人，去发现人的内心奥秘。总之，可以在创作中起一种潜在的作用。
不过任何原理都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囊括一切文学现象。恩格斯说：“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这种统一无论在这个场合下或是在其他一切场合下都是如此。”“自然科学中通用的概念，因为它们绝不是永远和现实相符合，就都是虚构吗？自从我们接受了进化论的那个时刻起，我们关于有机体的生命的一切概念都只是近似地和现实相适应。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哪一天有机界的概念和现实绝对符合了，发展的终结也就到来了。”(《马恩选集》第四卷第517—518页)这些话值得注意。文学原理是从文学现实抽象出来的，它反映了文学一种普遍性现象，但它不可能与一切文学现象绝对相符，而只能和大部分现象相符，而且可使作家借助它创造新的伟大的文学现实。
不过，此时我应当承认，当我进入这个课题的研究角色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个课题的艰难，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文学的知识，而且需要非文学的知识，即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人类学的一些知识。就文学知识来说，自己也觉得非常欠缺。自己希望能多分析西方当代文学作品中成功的人物形象，但是，由于自己的准备不足，分析得仍然很有限。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才更深信世界的难知。“已知”的东西扩大一寸，“未知”的范围就增加一尺。现在书稿虽然写成，但仍然感到不满足。这种不满足使我感到痛苦，但我也知道，这种痛苦是一定要伴随自己的一生的，并将成为自己前进的心理动力。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六日于文学研究所
(《性格组合论》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著译者言
刘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