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研究科学思想史？这个问题应当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看。从宏观上看，或者说从整体关系上看，科学思想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社会文明之树上的果实。科学思想是人的创造，是人类智力的“生产成果”。因而，认识科学思想本身的发展规律并运用这种规律指导我们自觉地从事科学思想的创造，这是人的本质更深刻的反映，是更高层次上的自觉能动性的表现。科学思想的现状对于社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科学的历史和未来也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形象地说，我们不仅要善于摘取并享用人类社会文明之树上现在业已成熟了的果实，而且要了解这些果实是怎样发育、生长和栽培起来的，以便掌握一种科学思想的“培养技术”。按照它的固有规律悉心培育我们民族的科学文明之树，使它生机勃发、果实累累。从微观上看，也就是从科学的认识过程来看，研究科学思想史也是很有必要的。当代科学知识激增，而当代科学的分化和综合，科研工作的“可采工作面”多层次展开，究竟怎样学习，怎样研究才能更有成效，人们希望从科学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中发现指引未来道路的踪迹。特别是从杰出科学家的工作中受到方法上的启示。
大体说来，我国的科学思想史研究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从零散的、个别问题的研究发展到阶段科学思想和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发展的研究；从引进、翻译国外有影响的科学思想史著作(如丹皮尔的《科学史》)到形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我国自己的科学思想史系统研究。可以期望，今后会有更多的、不同特色的科学思想史著作出现。系统的研究会进一步推动分学科、分时期、分地区以及针对某一重要的科学思想、科学概念发展史所作的深入研究。乐观地说，林德宏同志的《科学思想史》的出版仅仅是个开始，这也正是该书的意义所在。
此书有意识地对中西科学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虽然这种比较主要限于古代科学思想，但同西方一些科学思想史著作相比，此书的立论是较为公允和科学的。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同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科学思想比较各有所长。古代希腊文化处于亚、非、欧三大洲文明的交汇点上，促成了多种思维模式的竞争和优化选择，它是一种更典型的古代开放型文化，当时确实产生了一些虽然比较朴素但却是结构明晰的科学思想的萌芽。而中国幅员广阔，即使在学派林立的春秋战国时代(时间大致相当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或者是中国中原文化和东部文化、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下游文化交汇融合的时代，中国文化仍然是典型的民族文化。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没有经历欧洲那样“中世纪的黑暗”。从公元五至十五世纪，中国的科学思想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并对人类科学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欧洲科学史上的这一段空白，主要由中国科学填补。这样才能为历史上的科学勾划出连续而完整的轮廓。
着眼于科学发现主体的研究，这是近几年我国科学史研究、科学认识论研究的重要特点。此书突出了对杰出科学家的研究。科学思想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但它总是通过有代表性的杰出科学家的学术思想反映出来。杰出科学家在创建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理论时也同时创造了新的科学方法。但是，历史上也有不少科学家没有自觉地从事科学方法的总结，这就需要进行发掘、整理、提炼。某种科学方法的兴盛也带有历史时代的特色。杰出科学家的学说站在一定时代科学思想的最高标度，因此具有比较确切的纵向可比性。科学思想的历史继承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杰出科学家的思想在四维时空中的传播、干涉来实现的。因而，此书注重科学思路的发展线索，重点揭示同一时代不同学派理论的相互关系，揭示不同时代杰出科学家思想的联系，显然，这是描绘各个时代科学思想概貌、把握科学思想历史演化线索简便而有效的方法。
此书对于二十世纪科学上基础理论的重大进展非常重视，这是以往的许多科学思想史论著所不及的。以往的科学思想史著作或者由于历史年代的限制，或者是因为消化关于众多基础学科领域理论新进展的资料比较困难，往往对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许多激动人心的成就避而不谈，使读者感到美中不足。在林本《科学思想史》中，现代科学思想部分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即使这样，仍然使人感到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余地，有待进一步研究。
十年前，当这本书的作者着手从事科学思想史研究工作时，那并不是科学在我国特别受到青睐的年代。而现在，它的富有希望的发展前景已经初步显示出来。科学史的研究应当是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其中，科学思想史研究将是最有潜力和魅力的分支。
(《科学思想史》，林德宏著，江苏科技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第一版，(平)3.00元，(精)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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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