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世界经济政治学”产生的背景时，作者断言，它直接渊源于“新科技革命的起因和结论”。他认为，从现在起的未来几十年将是第三次革命的开端，《世界经济政治学》就是对第三次革命给社会、经济、国际关系带来的新变化的“最完整、最集中的概括”。
作者在该书中反复强调，“世界经济政治学”是随着新科技革命出现的、研究世界经济、生态、伦理和政治问题的一门新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分学科，其研究对象包括：人口政治学，环境生态政治学，粮食政治学，能源政治学，矿产政治学，技术政治学，国际经济秩序问题。无疑，对世界经济和政治进行综合研究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近十年来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从本书的布局来看，作者的意图是要强调，我们应该综合考察世界资源和粮食问题、世界财富的分配问题、经济在国际事务中新的杠杆作用问题。作者认为，以上这些方面决定了“世界经济政治学”的内容和性质。但是，这种研究对象的确定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科技革命作为生产发展的动力，首先是与生产的国际关系相联系的，先是发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的国际关系的矛盾运动，由此推动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并带来作者上面提到的变化和内容。我们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的国际关系的矛盾运动着手，才能揭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综合运动规律。所以，在新科技革命的形势下，研究生产的国际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才是首要的，否则弃本求末，就必定难以科学地、准确地阐明问题的性质，甚至还会得到错误的结论。我认为，该书的缺陷也主要在这里。
皮雷奇斯教授在书中提出的研究方法是DSP(Dominant Social Par－adigm，主要社会变化范式)。这在西方学术界是个首创。他解释说，主要社会变化范式是由“规范、信仰、标准、习惯、生存原则构成的一种综合研究方法”，它为人们提供一种“参考框架”。作者断言，主要社会变化范式的演变是缓慢的，但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就会出现引人注目的剧变。作者认为，DSP是由若干分范式组成，这种分范式叫DSSP(Dominant SocialSub－Paradigm)，DSP的剧变会影响所有的DSSP。该书着重阐述了DSP中国际关系的DSSP及其变化，即研究国际体系中行为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作者声言，新科技革命给国际关系DSSP带来的新变化就是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人类现在已结合在一个全球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体系中”。
我们知道，自“相互依存”的概念于六十年代初进入国际关系理论以来，它如今已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政治经济词汇。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现在在专著论文中言必“相互依存”，而在六十年代之前几乎没人讲“相互依存”。战后初期，美国处于权力的顶峰，依仗手中有美元和原子弹，称霸世界，不可一世。当初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学正是服务于这一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六十年代起，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极替代了两极，第三世界崛起，西欧独立倾向发展，美国开始丧失其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优势。在这种形势下，现实主义学派的权力政治学虽然仍影响着美国对外政策，但日渐暴露出其局限性。于是，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一批又一批自诩为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和新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敏锐地看到了国际形势的这一变化，提出各种不同的新理论(如，一体化理论、系统理论、博弈论、决策论、相互依存与构通理论、新结构功能主义、世界经济政治学等)，其目的均是直接或间接地为美国恢复优势、重整霸业的总战略提供理论根据。所以，无论从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所作的分析来看，还是从对世界经济政治学的定义、内容和方法所作的分析来看，作者强调的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DSSP并没有摆脱权力政治学的窠臼，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相互依存”无非是要世界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继续“依存”于美国的霸业之下，显然，这完全是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相悖的。
作者在书中直言不讳地说：“经济政治学是从权力政治学演变而来的。”这句话有助我们认识世界经济政治学的性质和作用。此外，世界经济政治学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内容提出来才几年时间，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由于作者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局限，更加深了这一理论的缺陷。然而，世界经济政治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概念和动向，以及它提出的一些独到见解和有益的方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Dennis Pirages：Global Ecopoli－tics－The New Context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adsworth，C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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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世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