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逼得研究者另启思路，另谋格局。对中国戏剧文化作历史考察似乎是尝试之一。余秋雨作为尝试者，近几年已默默结撰了几本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行世之后，继有新版《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出版。他曾于书中自忖：“怎样才能算是对中国戏剧文化的正确勘探和严肃体认呢？”回答是：1.在系统的历史梳理中获得体认，2.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获得体认，3.在与观众的密切联系中获得体认。这正是他写作几本书时的思索方向。读其书，并非好借了快刀去斩乱麻，结论也许尚未清晰，结论如何也许并不很要紧，但显露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向和把握问题的方式，亦能有所启迪。
粗看起来，本书与以往中国戏剧史著述的体例并无不同，史料的整辑，流变形态的重建，对发展规律的参互搜讨都是历来有之的。那么异军突起之处是否就在于“文化”二字呢？仅仅标出“文化”，显然意思不大。区别在于：倘将戏剧的历史形态置于一个较深广的文化背景中，以一种较自觉的综合的眼光加以审谛，便可能会对戏剧的本体构成(特定符号体系)和审美关系产生新层次的理解。戏剧与文化的关系，如果仅仅作外部的衔接，尚不足以显露新意，然而如果把它们在互生互动、相为渗透制约的层面上加以联系，中国戏剧文化的旨义便出现了。这是一种“亚文化”——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符号层次，它是以艺术象征来获得并传递的。我们可在本书中感到，戏剧兴衰不仅承受着文化思潮嬗变的影响，而且这一戏剧文化体本身就具有复合性、通则性。因此从变异中可以找到共同的东西，找到“多因”与“公因”的联系。
说到文化，实在是堂庑甚大。如果着眼于人类在历史生活中的模式，那么本书在述及戏剧文化时，比较注意潜隐的模式和指引行为的模式，这是与以往的描述偏于外显的行为模式有所区别的。所谓潜隐的、指引行为的模式，是指谓组织性的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一个民族通过这种体系来构建他们的经验和知觉，规约其行为，决定其选择。例如王国维在评价元杂剧时说：“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出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他所说的“自然”，本书充分加以展析，并阐述为元杂剧中主体文化精神的两大主调：倾吐整体性的郁闷和愤怒、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并且从形象中归纳出反映着民族文化传统规程的中国戏剧传统规程，如后世不断重温的“法治之梦”、“缅怀之梦”、“团圆之梦”。确实，“梦”，不断成为前代戏剧的主题性格，这显然是与社会生活、心理结构与审美理想的文化陶塑分不开的。我与作者有同感，当我们面对先人的戏剧遗产时，切莫把它们当作陈编故纸，那里面有诗、有血、有泪、有历史沧桑和哲学教训。它们以文化精神的载体形式和思维现象的轨迹流衍在历史反思中。于是古远的事象变得近切了。
当然，对戏剧文化作整体深刻的体认，此书尚显粗疏匆忙。历史重建的“空白点”还多，作通史也难免有不得不马虎过去的地方。这倒也说明，专题或“单元”的研究似应作在前面，现在有了一个整体勾勒，更显出许多可“垦殖”的地片。本书的精彩处也多表现在对作品内涵的分析、叩询和比照上。如谈到《赵氏孤儿》，他把伏尔泰和歌德受其启发后写的《中国孤儿》、《埃尔伯诺》牵来比较，谈到《蝴蝶梦》，与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SPS=0860>记》参见异同，从处理差异中可看出不同的民族心理习惯与人文背景。同一类主题和题材，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剧作家手中，选择和处理方式也颇能窥得历史演变、文化价值浮沉的消息，如对“公案戏”、“悼亡戏”的分析，对“爱情戏”(《西厢记》与《望江亭》、《牡丹亭》等)的比较，对“历史兴亡戏”(《鸣凤记》、《清忠谱》、《桃花扇》等)的比较，以及对封建伦理道德戏的批判，读来都细致有味，或可见独具只眼、骨间着肉，虽说远不够“知通统类”，但注重各个层面的联系和纵横比较，足以说明是治文化史的大可回旋之地。
余秋雨的研究出入于戏剧与文化之间，他所采取的历史方法势必要求在进一步的挖掘中加强考索之功、批评之旨。困难大，潜力也大。对中国戏剧文化作一些反思，虽然不能给“危机”提供“速效丸”，但对改进我们的知识和观念系统，则有“长效”。戏剧理论家应该“把自己钟楼上的钟敲响”，呼唤着使古人不能任其先声的新的戏剧文化精神。
(《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余秋雨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第一版，2.65元)
品书录
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