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批评看来是出于一种静止的狭隘的理念，即现实主义至上论的理念、现实主义中心论的理念，掌握了这种批评标准的人肯定是以为在把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中的最高理想、最高原则加以维护与捍卫。主观愿望无疑是好的，但实际上，却把现实主义仅仅归结为巴尔扎克型的模式，把它看作是静止不动、一成不变的。而且，也忽视了这样一些常理常情：在百花齐放、争妍斗艳的人类文学的园地里，果能有一种方法是至高无上、亘古不变、绝对理想的吗？这种方法真能压倒一切、君临一切而使体现了其他创作方法的名篇巨制都黯然失色、价值全无？所有这一切疑问，反映了一种偏颇，这是对文学史发展实际缺乏如实的把握而从绝对理念出发的结果。因此，对自然主义的切实研究，不仅与对自然主义的评价有关，而且也有助于对现实主义的更宽广、更深入的理解。
那末，究竟自然主义的基本性质与它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地位是什么？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与意见，但谁也不能否认，自然主义是以真实的描写为目的，即以对客观外在的现实(包括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与对人性、人的机体的真实描写为目的，真实是自然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与前提。在这一根本点上，自然主义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完全一致的。如果要说它与以前的现实主义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自然主义在文学创作中要求有更大范围与程度更为彻底的真实，它追求无所不包的真实，绝对的真实，严酷的真实，不带任何粉饰的真实。具体说来，现实生活中任何范畴里的事物都应真实地加以描写，即使是卑污的事物、肮脏的事物、尴尬的事物、刺激人们美趣的事物或使人们的道德感有所难堪的事物，都有如实进入文学表现领域的权利。在真实地描写现实这个根本的文艺问题上，十八世纪的狄德罗曾经是一个标志，他针对当时封建时代文学的实际，主张扩大真实描写的范围，要求市民、资产阶级凡俗而不高雅的生活进入文学表现的领域，成为文学描写的内容与对象，这在文艺思潮的发展过程中标志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一次重大的开拓，从理论上为日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开辟了道路。同样，自然主义也标志着一次重要的突破，它彻底打破了文学表现的禁区，使所有的一切都能进入文学作品，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写实主义原则的又一次发展。
不要以为，由于自然主义，人类的文学中只多了一些令有德之士唯恐避之不及的场景，如象《娜娜》中莫法伯爵撞见自己的老丈人象一堆枯骨瘫痪在娜娜怀里的那一幕、《金钱》中萨加尔在自己情妇的床上被当场捉奸后与情敌高等检察官象野兽一样对吼的场面。应该看到，由于自然主义，人类的文学才完全超出了沙龙、舞会、林荫道、乡间别墅的天地，而才有了矿井、坑道、小酒店、贫民窟、洗衣坊、工场里的车间、农村里的市集、大城市中的菜市场以及农民在地头的劳动、工人的操作技术、乡间酿酒的程序、交易所里的各种金融业务……而且，所有这些都不是作为背景被粗略地加以勾划，而是作为文学表现的内容被加以细致详尽的描写，由此，自然主义的巨著《卢贡·马加尔家族》的确堪称为一部几乎无所不包的“第二帝政时代的社会史”，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百科全书式的图景，其反映社会现实之广泛与详尽，比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其他国家里，尽管没有出现左拉这样气派宏大、才力过人的作家，但自然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明显地扩大了文学真实描写的范围。在德国，十九世纪末的自然主义思潮中，作家们一反“创建时期”粉饰现实的宫廷文学，将目光注视到社会底层，把社会矛盾与劳苦大众的生活带进了文学领域；在拉丁美洲，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自然主义思潮促进了文学摆脱感伤主义、浪漫主义而走上了写实的道路，并且产生了一批广泛反映了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在日本，二十世纪初自然主义文学的兴起，实际上也是对封建文学遗风的一种反拨，它促进了以写实为主要特色的日本近代文学的诞生。而且，还应该特别指出，整个西方自然主义文学产生与流行的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正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与斗争在社会现实中愈来愈举足轻重、并要求在文学中得到反映的历史时代，以真实表现社会现实为己任的自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个要求，产生了象左拉的《萌芽》、霍普特曼的《织工》这样真实描写了劳苦工人的悲惨生活、歌颂了他们的反抗斗争的杰作。至于从自然主义开始，各种各样真实的工人形象才出现在文学中，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感、生活状况的详情才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描写，这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正因为自然主义文学在反映现实、表现现实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说，自然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后期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是现实主义的演变与发展，它从根本上决不是现实主义的反面。有鉴于此，有一些批评家与文学史家，往往把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加以等同，虽然我们认为这两者之间还是有所不同，存在着差异，但我们往往也难以下结论说，左拉、莫泊桑、德莱塞、班奈特等就是自然主义作家而与现实主义无关，或者，这些作家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的而并非自然主义的；而有人只要把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立起来，那更会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在对左拉、莫泊桑、龚古尔、德莱塞这些作家进行定性评价的时候，发生明显的混乱。
人们把自然主义从现实主义的圣殿里驱逐出来，经常持有一些振振有词的理由。理由之一，据说自然主义对现实的描写是纯客观的，缺乏倾向性，缺乏主观的思想感情，是没有生命的照相式的描写，而现实主义的描写则是有倾向的、有思想感情的，因而两者有本质的不同。是的，在自然主义的局部具体的描写中，作家经常是力求客观、冷静、无动于衷，不过，这不是为了别的，而恰巧是为了更加如实、更加严格、更加科学，而且，我们更应该看到，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的总体形象，并不是无倾向的、无思想性的，众所周知，左拉是要求自己的自然主义巨著《卢贡·马加尔家族》“成为一个充满了疯狂与奇特时代的写照”，因而，这部作品尖锐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并不亚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而且，其中的一些主要作品如《萌芽》、《土地》、《溃败》的结尾，都充沛着作者对光明、对社会进步、对民族与人民的理想与激情。同样，德国的自然主义文学也具有明显的、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性质，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的兴起则带有反封建的色彩，拉美的自然主义文学对落后、腐朽、野蛮的社会现实也起了充分暴露的作用。还应该特别指出，有相当一大部分自然主义作家，比他们现实主义前行者，具有强烈得多的民主主义感情，左拉较之巴尔扎克，政治社会思想立场就远为激进，他是法国文学史上作家兼斗士的突出范例之一。
把自然主义逐出现实主义圣殿的理由之二是，现实主义是表现现实本质的真实、典型的真实，而自然主义只表现表面的真实、非典型的真实。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本质的真实、典型的真实都是人们对真实的一种抽象与概括，是属于认识范畴的东西，它不可能不与人的理念、人的思想观点、人的标准尺度有关，甚至往往以它们为转移。其实，事实就是事实，真实就是真实，写真实就是写真实，写得真实就是写得真实，这本来是再简单明了不过的。用这种爽快的方法去看待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也许文艺批评的问题要单纯一些。对于一部作品，只要看它是否形象生动、栩栩如生、符合实际而又同时展示了某种意境、足以对人有所启迪就行了。如果先树立某种本质的真实、典型的真实的概念与标准并加以绝对化，那么，问题就会复杂得多，比如说，如果一个作家以一部小说描写了一个女仆由于客观环境的污浊邪恶与自己主观意志的薄弱而被侮辱以至沦落的经历，掌握这种标准的人一定会不满意地提出：这不是典型的真实，为什么你不写真正的工人？及至作家写了工人，如象写了古波式的工人，批评者根据这种标准又会提出：你为什么不写真正能代表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人？及至作家写了产业工人悲惨的生活与反抗的情绪，从这种标准出发，仍然可以继续提出：这不够典型，你应该写产业工人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的活动与斗争；如果作家也写了这种活动与斗争并按当时的历史条件写出了其悲剧性的失败，批评家仍然可以不满意地说，这也是不够典型的，应该表现出这斗争光明的、必然胜利的前景。过去，我们在一些对《热尔米妮·拉塞尔特》、《小酒店》、《萌芽》的评论中，就曾见到过这种批评方法。的确，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以后，对文学如何写真实必然要提出自己的要求，这种要求是自然的，正常的，不过，也应该看到，这种要求基本上是党派性的要求，政治性的要求，而不是纯文学性的要求，如果有的作家能按照这种标准的要求进行创作，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事，但如果把这种标准加以绝对化，把它作为文艺的一条至高无上的准则，那末，就不仅会对自然主义作家笔下的真实提出不近情理的责难，而且，也会导致文艺创作中只有一种“本质的真实”、“典型的真实”，从而大大堵塞了文艺写真实的广阔道路。
总之，在我们看来，自然主义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当然，不言而喻，自然主义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并不能完全等同，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就是，自然主义比传统的现实主义更多地在文学创作中引进了自然科学的成分，让自然科学的精神与具体学说对文学创作起更多的指导作用。不过，即使在这一点上，两者的差异也不是南辕北辙、泾渭分明。事实上，现实主义的发展从来就与自然科学密切有关，远的不说，狄德罗一整套现实主义的绘画论，就渗透着自然科学的精神与认识；斯丹达从数学中得到熏陶与启发，形成了他严谨精确的现实主义风格；福楼拜把解剖学的方法用来剖析他的人物；被我们视为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大师巴尔扎克，也曾明确地在《人间喜剧》的前言里，说明了宏伟的《人间喜剧》的整体构思是如何从法国博物学家若夫华·圣伊莱尔的“统一图案”说中得到启迪而产生的。从巴尔扎克之后，到了十九世纪下半期，进化论、实证主义、实验科学、医学、生理学、遗传学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更为昌盛的科学精神的时代，自然主义只不过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并强化了现实主义原有的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势头，把自然科学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此举究竟是功是过，当然不宜笼统而论，应该加以具体的分析。
自然主义把自然科学引入文学创作，最重要的结果是生理学、遗传学的观点用于对人的认识与描写，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自然主义往往受到了一些严厉的责难，它被指责描写了人的动物性，把人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平，它被指责强调了遗传的因素而否定了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它被指责从生理的角度描写了人因而带来了一些丑恶场面，等等。这些责备有一定的道理，的确反映了自然主义存在的缺陷，但另一面，这些责备也不完全有理，因为它缺乏一种具体分析的精神，完全抹杀了自然主义所起的作用。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人本来就是一种广义上的动物，本来就是一种物质的机体，血肉之躯，因而，在文学的描写中，不应无视与否认人的生理条件的存在及其作用，不应否认人除了有人性、社会性外还有动物性、生理本能的一面，在自然主义以前，这个方面在文学中是一未得到充分认识与必要描写的领域，或者说，是作家们所经常忽略、经常回避的领域，作家们在描写人的时候，往往总是限于表现人的“灵”，善的“灵”、美的“灵”、恶的“灵”、丑的“灵”、怪的“灵”、正常的“灵”、反常的“灵”，等等。即使是在描写人上前进了一大步的巴尔扎克，也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状况，他在《人间喜剧》里的确曾十分有意识地、也相当集中地表现了人身上的Passion(“情欲”)，但他至多把人类的各种“情”、各种“欲”与气质联系起来。自然主义则把人的“血”与“肉”都带进了文学，它开拓了一个新的方面，即人的“灵”、人的“情”、人的“欲”与人的生理条件、血肉之躯的关系，在左拉笔下，绮尔维丝开始贪杯，第一步走向堕落，并不仅仅是社会环境影响与个人心境恶劣的结果，而与她身体条件的内因也有关系。莫泊桑笔下的杜洛华固然就是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的“同胞兄弟”，但我们在拉斯蒂涅身上只看到野心、贪欲、谋略与手段，而在杜洛华身上，则还看到了对所有这些有所影响、有所刺激、有所推动的生理要求与冲动，即饮食男女之类的要求与冲动。当然，在社会人的身上，饮食男女的本能、人作为血肉之躯的物质条件，并不一定就是人性、社会性、阶级性的决定性条件，并不一定就构成人的意识活动与心理活动的全部基础，时代历史条件、社会阶级关系的确更有重要的作用，但如果只看到社会阶级关系的作用而完全无视人的血肉之躯、生理物质条件的作用，则无疑又是一种偏颇，是对人认识的不全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主义补充了对人的描写的另一个方面，也可以说，开拓与充实了对人的全面、深入的写实。
至于在生理条件中强调了遗传的因素，这不能说是自然主义莫大的过错。时至今日，人类通过科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认识，遗传在生物与生理的规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遗传学是一门真正的严肃的科学，而不是“唯心主义的”、“命定论的”妄谈。既然遗传的因素在人的生理条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末，在理解人、表现人、描写人的时候，引入遗传学、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补充与加深对人的生理机体的认识、并与他的心理意识活动联系起来，又有什么不好？在这方面，自然主义也带有开创性，它做了过去传统现实主义所没有做过的事，较之于前者以往，它有所增添，有所发展，这就不能不说是它的贡献。如果说它有什么过错的话，那就是它所依据的当时的遗传学理论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上，带有一些推论的臆想的成分，因而，左拉据此所构设的卢贡·马加尔家族世系遗传树状图，就带有一些编造的性质。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自然主义者的科学认识、理论主张与他们的文学创作实践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以左拉为例，尽管他非常重视人的生理条件与生理状况，然而，他文学描写的内容中占绝大比重的仍是人的社会生活、社会行为，而不是纯生理的记录，尽管他用来贯穿家族史小说的遗传世系图有非科学的成分，但毕竟只是把二十部长篇小说联成一体的纽带，只是作家把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分布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里去以便展示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社会生活的有效手段。正因为自然主义作家的创作实践与他们的理论主张之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以及他们的文学创作所带来的文学贡献，就更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的评价。
自然主义重视、强调实验科学精神的另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加强了文学描写的实录性、资料文献式的详尽性，对于这种情况，人们经常讥之为繁琐、笨重的描写。的确，从艺术性来说，自然主义的描写有时显然缺乏灵性、意境与生气，然而，从描写的真实性来说，它的精细、准确、详尽、全面，对促进文学的写实来说，无疑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并开文献小说、实录小说、暴露小说的先河。
自然主义思潮在西欧从发生发展到消失，已经将近一百年了，它在人类文学的发展中曾刻划了一道深深的痕迹，说它消失并不完全确切，确切地说，它是汇入、隐没在现实主义发展的巨流中，它至今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与思潮，就是因为它本来就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的思潮，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可能整个地汇入并隐没在现实主义之中，它当时的一些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肯定有失之偏颇之处，但它的一些合理成分与贡献却汇入了巨流而成为了这巨流中的有机成分。君不见嘉陵江汇入长江的情景？它绿色的水流初看起来与长江颇不协调，而它汇入之后，两者就混合交融，浑然一体了，这时，长江似乎仍然是老样子，但这时的长江水却有了嘉陵的绿的成分。我们不妨随意举一篇远离了自然主义思潮的时代、远离了自然主义产生的国土的小说，它无疑是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写成，但它对主人公喝了酸马奶后那种种生理感觉的描写(王蒙：《杂色》)，显然是从巴尔扎克小说里找不到的，如果人类的写实文学不经过自然主义这个阶段，也许今天的文学里就不会出现类似的段落。
一九八六年一月中旬
著译者言
柳鸣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