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常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所以昔人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不错的。试一回想，二十年前的风流语言，如“拿起笔做刀枪”、“口诛笔伐”之类，何等叱咤过，至今竟成旧梦残痕，鬼魂一般。若再闻之，必然条件反射，掩起耳来。那股烟瘴也污染了本来很美好的评论语言，陶渊明的诗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被“大批判”强拉作“壮丁”，至今不复有悠然之意态。
闹剧已收场，连同摒弃了某些行为、观念、语言。但陶靖节诗句的冤屈竟也永远洗刷不去么？本来，健康美好的批评用他的诗来描述，是很准确而有意味的。
学术空气的自由吐纳，对于创作和评论的成长，有如布帛菽粟之于民生。秋气肃杀固然百卉凋零，温室气候呢？也不一定便好。比如，一棵野生的树，伸出千百条根须与枝桠，显示出有力的不平衡的生长，若把它栽在花盆里，前途便岌岌可危了(盆景不在此列)。所以，正常的批评与反批评也是学术自由的题中之义。
关于文学评论的意义与使命，一直众说纷纭。目前对这一论题的思考，毕竟已趋于开放；怎样看待由一定理论观念所导引的评论，模式和标准也变得相对有效。借鉴科学哲学家关于理论评价的看法，可以理解，衡量评论价值的标准也不宜凝固、单一。例如，爱因斯坦强调“外部的证实”(理论不应同经验事实相矛盾)与“内在的完备”(本身的自然性、逻辑性)两方面的结合；库恩提出“常规”与“反常规”交替的科学革命结构；印度学者潘迪特认为，理论除具有释题能力外，还具有生题能力。由此，可以启发我们，如果从动力学的观点看文学评论的进步，需要有两个呼唤：一是呼唤宽容，鼓励学术流派、观点的“共生”，一是呼唤冲突——一种积极的对话，通过展开矛盾来解决矛盾，在不平衡中寻求新的乎衡。宽容，显然目的不在一团和气，使我们的冬烘气再浓一些，它为创作和评论的发展提供基本的环境保障。至于发展的基本动力结构，还在于文学自身体现出挑战——回应的对话关系。
一九八五年，文学评论活跃出新局面。单一的常规模式被多样的思维形式、多样的方法突破，在现象背后是批评主体意识的强化。就评论与创作的关系而言，这种主体性还有一个显著的标记，即开始听到一种不和谐音、一种对作家、作品的敏锐、直率的批评。如果从一个正常的生活背景和动力学方面来透视，着眼于作家、作品局限的批评，非但不应使人“杯弓蛇影”，且自有其超出本身以外的意义。使我们不得不留心的，是一九八五年的《读书》上所刊发的几篇文章：高尔泰的《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第五期)、李慰治的《对<燕赵悲歌>创作得失的思考》(第八期)何新的《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十一期)等，此外，还可举出王晓明的《所罗门的瓶子》(《上海文学》一九八六年第二期)等等。这些文章对文坛产生了一定的震动和影响。
对一种与习惯的评论音调不和谐的声音，是否有必要顾虑，并表现出心理不适应呢？这要看其产生的前提。一要看是否见解独到，能否充分说理，是否抓住了体质而非皮毛，二要看是否与所批评的对象处在平等地位上，作为一家之言提供着进一步的思考因子，或只是构成矛盾演化的挑战的一面，而应战——反批评也是合乎逻辑的。确认了上述前提之后，我们便感到，对作家、作品局限性的评论，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否定色彩，却与武断的不正常的否定判为二辙，同时也对囫囵式的肯定作了积极的再认识，可以体现合理怀疑的精神。对文学作品这一复杂的艺术符号体系，作简单的褒或贬，似乎都是廉价的；而过去我们习用的四段论式的评论套子(主题思想、人物分析、艺术特色再加“瑕不掩瑜”、“玉案青蝇”之类的议论尾巴)渐渐也令人厌腻了。浅层次的全面、正确，模糊着作品也模糊着批评者的面目，当然，更令人不安的是，只满足于甜俗，只爱肯定，虽然皆大欢喜，却潜伏着使思维和趣味纯化的危险。而否定性的科学评析，反常规的发散式思维的成长，文学系统内挑战与回应的关系，却构成和激发着文学创造和反省的持续动力。于是，不论采取主题一功能分析，还是采取形式一结构分析，评论的天地都拓广、深入了。其中可以有多种方法，取不同的角度和参照系；肯定与否定、现实性与可能性、必然与偶然，这些思考的范畴既对立又互为补充；片面也需视其是否有片面的价值——这是一个多色彩、多音调的矛盾世界，呈现为合理、健全的文化生态和心态。
当然，评论所下针砭颇难做到审慎有余，特别是当所批评的对象并非浮泛之作时，欲独排众议、异军突起，也就面临着整体把握与抓住要害的二难局面。我们可以看其在一定的限制中获得多少自由，不必企望能揽一总万、一锤定音。上述高、李、何、王诸家评论，所取的分析角度也是不同的。有的着重分析文学对历史生活的认识，有的侧重于考察社会生活与文化心理的关系，有的注重文学形态所反映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得失变化，有的力图从社会群体意识变迁的背景中追溯创作意识的心理渊源。其中不时有思想的闪光，并以挑战的姿态提出问题、展示矛盾，给人以再思考、再评价的启发。自然，也不免有偏颇、纰漏之处，甚至误解，使人议论纷纷，或怀疑，或质询，或反批评，倒不一定都诉讼于报刊，但无论什么形式，若能激发进一步的探讨、有力的回应，未始不是好事、幸事。
批评是一种积极的判断。因为有价值的作品一旦问世，无异于以一种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态度发出了挑战，那么，批评的回应往往是会取了不同观点，作出不同评价的。这可能涉及“严厉”与“温和”的两个原则。音乐家李斯特曾解释说，这两个原则代表着两个倾向：一、不屈不挠地追求绝对的美，二、情愿受引诱。显然，不仅需要推测作家的意向，肯定其努力，还要估计在他身上起作用的和是否被他所克服的影响，不仅要在有利的条件下介绍他，还应指出对他有权期待什么。重要的是，“评论的能力是就一件艺术品提出合理问题和作出回答的能力，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要把一个很有组织的复杂结构分解成若干基本原素，使必须做出的判断一目了然……这样的分析越深入，得出的判断就越有把握。”“批判的态度是对艺术和生活的态度。一个人一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就会走上无穷无尽的探索和发现的旅程。”(欧·林格伦：《论电影艺术》)在严厉的批评原则下发展起来的批判意识，促进文学审美意识的发现、调整、成长，对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文学大系统来说也是如此。
批判——“疑义相与析”——可能令人不太舒服，也可能造成创作与批评间的龃龉，这是彼此之间各自局限性所造成的不可免的参差。虽二犹一固然最理想，但在实际上，更多的情形体现为差异。也只有在差异中求吻合，吻合才显得格外有意义。李健吾先生早年在《咀华集》中写道：“我的解释如若不和诗人的解释吻合，我的经验就算白了吗？诗人的解释可以撵掉我的或者任何其他的解释吗？不！一千个不！幸福的人是我，因为我有双重的经验，而经验的交错，做成我生活的深厚。……一个谜，等你猜出来以后，除去那点儿小小得意的虚荣之外，只是一个限制好了的呆呆的对象，但是，一首诗，当你用尽了心力，即使徒然，你最后得到的不是一个名目，而是人生、宇宙，一切加上一切的无从说起的经验——诗的经验。”(《答<鱼目集>作者》)他说出了批评的真谛。
经验的判断往往具有肯定与否定、差异与同一的矛盾双重性。它能帮助你理解新的东西，也能使你保守、耽于满足。这种矛盾及动、静交替的过程，实际上凝结为人类文明起源、发展的一幅基本缩影。既然文明不是生物因素或地理环境单纯发生作用而是其交互作用的结果，那么文学及其经验的发展也有赖于对一种相互关系的把握，其基本形式就是“挑战—应战”关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解释说：“一种状态如果自己完美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如果要它发生变化，只有依靠外来的刺激和动力。如果在我们思想里的是一种物理的平衡，那么就必须借助于第二颗星球。如果在我们思想里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完美境界或涅<SPS=0566>境界，那么我们就必须再叫一个演员出场，让一个批评家来提出几个疑问以便让思想再度活动；叫一个对头来注入一点痛苦、不满、恐惧或憎恶，以便感情再度敏锐化；这就是《创世纪》里蛇的工作，《浮士德》里梅菲斯特维尔的工作……”(《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从“挑战一回应”关系看文明的生长，还有一条重要的衡量标准，即要看历史的承担者是否由面向外部的挑战，转向对内部挑战的回应，即走向自决。而具有生命力的自决不能靠静止的承袭、模仿，只有运动的矛盾的思想撞击，才能使认识的潜在能量释放出来，使意识获得升华。我们看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不难理解这一长久羞于承认的事实。先秦、魏晋不必说了，仅看“五·四”前后，关于文言与白话、复古与革新的论战，就可见出当时思想活动、议论风生的气象。时代的进步、飞跃，也体现在论战内容和形式的深入和解放。当时一些前驱探索者挟新思想而挑战，他们也有过“苦恼”——苦恼于找不到等量级的对手。创作和批评如果找不到对手，不也是一种悲哀吗？
自然，怀疑审谛的看法并非都是有价值的，有时，只是作为发展的中介环节而起作用。对评论来说，事实感还是主要的，所谓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因此，对长处的肯定评析和对局限不足的否定评析，共轭着当代文学批评之轮。正象有各式各样的创作一样，原也是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批评的。在这方面，文学观念正在走向开放。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形式的评论，虽然皆可商榷，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开了一种风气。
艺术需要“从众”也需要“脱俗”，需要朋友也需要对手。批评也往往充当着或讨人喜欢或激人不安的角色。这没有什么可诧异的，我们何必要在温室中变得弱不禁风呢？当评论家把自己束约在仅仅解释作品的工作上时，艺术家还是高兴的，“可是一旦他阐发自己的新思想和艺术家的思想进行对照时，这时艺术家就变得焦躁不安了，自然也正是到了这个时候，批评才变成是真正的批评。”(门肯：《批评的过程》，《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下册。)
一九八六年五月
评论的评论
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