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文坛的开放与搞活，“创作谈”自是行情看涨。作家谈天说地的忌讳少了，艺术思维的活跃不但表现在创作中，同样见诸创作以外的“谈”吐之中。此类文章“看涨”自有其主观原因，当然，客观上有读者在起推动作用：一般文学青年想打探作家的成功之路，也想知道作家有哪些看家本事，读读“创作谈”想必有所帮助；而在那些专门从事作家研究的学者眼里，既是夫子自道，大概也能为他们提供点什么。
作家里边，有善“谈”的，有不善“谈”的；有的虽然善“谈”，但有时却偏是闭口不“谈”。不“谈”的原因大约有多种，心有余悸的不能说没有。而据我所知，有些作家在涉及自己的作品时，则是故意保持缄默，尤其当他们处在一个新的探索阶段上。他们不愿把自己的东西说穿，说穿就没有意思了。
这种含而不露多少有点故作高深，或曰“拿派”。其实，作家对自己的笔墨也未见得都能悟透，诚如做爹妈的未必都能够理解自己的孩子。作品既是一种本体的存在，自有其内蕴。
现在也有一些作家会讨巧，“创作谈”不妨照“谈”，只是对自己作品本文避而不谈。譬如阿城的《一些话》(说是关于《棋王》的“创作谈”)，就尽扯了一些别的。然而，“不着一字”倒也“尽得风流”。听说阿城另有一篇《又是一些话》，尚未见，大概是“遍地风流”了。
《一些话》是从手头的拮据开扯的。阿城有几年光景不好，要养活孩子，还对付着抽烟，便总是琢磨钱的问题，写文章赚稿费是他诸般谋生手段之一。此话有人听了要皱眉头，但我相信。龚自珍指斥文人：“著书都为稻粱谋”，其实倒是有不得已处，茅盾作《子夜》后记，亦如是所言。而生性直率的郁达夫更是动辄在文章里诉穷，他在《日记九种》后叙中还说：“文人卖到日记和书函，是走到末路的末路的行为……”当然这话要看怎么理解，郁达夫那时手头的确是不太宽裕。
严肃的作家不说假话，但调侃的意思未必没有。作家需要制造幽默，亦须提防文字之祸，不便把话说得过于坦直，故而“创作谈”有时也成了“风月谈”或“准风月谈”。
存心做应景文字的不必说了。
即便是作家真实的自叙，旁者也不必认真看待。认真起来就麻烦了。听说在院校和研究机关，有些搞作家研究和创作心理学(这倒是个热门)的，不知从何下手，就专门搜集作家的此类文字，以为依据。我曾读过一位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是探讨创作心理发生和审美选择什么的，其全部立论所在便是作家的“创作谈”，通篇是作家语录。托尔斯泰如是说，卡夫卡如是说，张抗抗如是说，张恨水如是说……。我说，这也叫“学问”？研究创作心理，作家的艺术自白至多是一种辅证，况且言谈并非都直截反映着作家的心态，其中更有许多拐弯抹角的关系。这种研究，不但要注意作家，也应当着眼于作品，着眼于本文结构、文学潮流与时代生活，从几者的联系中看取因明。而其中作品的本文分析尤其不能忽视。如果也象那位研究生一样，研究者所根据的是阿城的《一些话》，那么得出的结论岂不成了创作发生在于作家混稿费么？其实，作家倘能将自己的创作心理交代一清二楚，要你搞理论的干吗？
对于那些如此看重“创作谈”的研究者们，我建议他们读一读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原理》一书的第八章“文学和心理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讲得很透彻：
喜欢论述自己艺术的作家们自然总是谈论自己创作活动中那些有意识的、自觉运用某些技巧的部分，而无视那些“外界各种因素给予的”、非自觉地进行的部分。他们对自己自觉的创作经验感到荣幸，然而往往正是那些他们不愿谈论的部分反映或折射了他们的本质。
这个观点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创作谈”的无可避免的根本局限。我不妨再补充一点：即便是调侃的笔墨，也同样反映着作家人生态度中那些“有意识的”成分——他所自觉追求的某种境界或自得其乐的某种情趣，也同样无可避免地显示着自我意识的局限。
主体的局限当然也体现着主体的个性，折射着主体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作谈”作为一种“自觉的创作经验”，有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作家。沿着作家“自觉的”思路找下去，也许不难发现他们“非自觉的”踪迹。至少“谈”风就能给予某种提示，“怎么谈”往往比“谈什么”更重要。譬如，研究王蒙的，是否可以从王蒙文章里的情感因素和智慧风貌上去认识他呢？渗透在王蒙那副夸夸其谈的文字里的睿智和幽默，显然比作家的艺术观点更接近他本人的心灵。如果研究者的“学问”仅仅是告诉别人，王蒙自己是怎么说的，那么王蒙的“创作谈”岂不成了对他本人最好的研究文章么！
事实上，只要不是带着那种学究式的态度去进行阅读，我们得到的收获将会更多。不但有审美的愉悦，也有人格的发现。
我读过张承志的《<老桥>后记》(那是一篇毫无调侃的“创作谈”)，当时那种深刻的印象至今还清晰地留在脑子里。那个向着紧闭的铁门投出牧羊鞭的少年使我很快想到张承志小说中攀上冰大坂的青年学者。就象从那个冰峰上俯瞰大地，一种令人回肠荡气的肃穆之感油然而升，给人超越自我的精神力量。我理解，这就是张承志的人生态度，体验着痛苦和挚爱，伴随着严肃的进取。当然，对那些有兴趣研究张承志的评论家来说，也许还能发现这种严肃后面还缺少点什么。
我喜欢读当代作家的“创作谈”。这种阅谈的目的，似乎是为着了解自己与那些作家心灵的距离。我读汪曾祺的这类文字，感受至深的是那种“采菊东篱下”的平易恬淡。读林斤澜的，平实之中常有别出心裁的情趣，如前人所说“一路坦易中，忽然触著。”(刘熙载《艺概·诗概》)在一些青年作家那儿，不乏某种机警与幽默，如阿城，如陈村，如何立伟，等等。其实，对许多作家来说，与其谈创作，似乎更愿意剖白自己的人生态度或价值观点，如刘心武每每如此，很有点执着、坦诚的风度。也有这样的作家，下笔的语态、情蕴就能使你想到那方面，如王安忆就是这一路。安忆谈自己的作品，搜肠刮肚想谈出点什么，却从来就说不清楚，最后给人的印象还是“我也不晓得”、“反正讲不出”。这倒也是一种妙境，热情、坦诚，虚怀若谷，胸中自有大千世界。安忆的文字(包括她的小说)真率自如，人们总觉得这是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我看未必。
我也喜欢读一些外国作家的“创作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番石榴飘香》是一篇很有趣的东西，马尔克斯说他初读卡夫卡的《变形记》时产生的想法是：“如果小说也能这样写，那么我也有兴趣了。”这番话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启示。法国“新小说”派的几位领头作家，如罗布—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等，都曾不遗余力地鼓吹小说革命，写过不少“创作谈”。他们文章里那种疯狂劲儿，很叫人佩服。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新小说”派的艺术姑且不论(我倒是不大喜欢)，从这些人的劲头来看，其人生态度并不虚幻。艺术创造总是跟人生的开拓联系在一起。我还读过海明威的一些“创作谈”(三联书店专门出过一本)，拿它跟福克纳的做对比，很容易看出两位曾经在美国文坛上并驾齐驱的大作家是如何轩轾难分。
好在艺术世界是宽阔的，不妨各人走各人的路。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作家，也就有各种各样的“创作谈”。
小时候读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以为作家都象他书上写的那样。那本书的确写得娓娓动人，现在我倒不大喜欢它了。 我以为，“创作谈”可姑妄听之，也可姑妄赏之。“创作谈”与其说是理论性文字，不如看作杂感、散文一类，写得好的，也是一种艺术品。如果说“创作谈”也能为研究者所用，那么它与作家的作品一样，也是一种研究对象，而非理论上的依据。
一九八六年三月杭州翠苑
读书小札
李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