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史研究在法国具有悠久的传统。这一传统至少可上溯到伏尔泰。经过基佐、丹纳、夏多布里昂、米歇莱等史学家的努力，这方面的研究在十九世纪已具备了相当规模。但在传统史学偏重政治、军事、外交等事件史、大人物史的研究倾向下，文化史研究始终处于一种边缘地位。这种地位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年鉴派史学崛起以后有所改变。在M.布洛克、L.费弗尔等人提倡的“总体史观”中，文化史成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一重要性随着年鉴派在二次大战后的发展以及整个法国史学新潮流的形成而日益加强。文化史经历了从传统史学研究倾向到新史学研究倾向的转变(本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又经历了文化史到文化—心态史的转变(六十年代后期开始)。正由于这两个转变，当代法国的文化史研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虽然时隔近四十年，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费弗尔的《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一九四二)一书，仍然被西方史学界一致公认为文化史研究的杰作。在这本书中，费弗尔开创了研究大众文化结构，研究特定时代文化背景的新方向。这一研究的全面展开还与学术、社会等一系列条件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三十年代西方社会的经济、社会危机直接吸引了史学家的注意力。经济、社会史研究在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和当时著名经济史家F.西米昂、E.拉布鲁斯的努力下取得很大进展，并构成了当时史学新潮流的主要特点。二次大战以后，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欧洲中心论在知识阶层中的破灭，后工业社会迅速发展而带来的传统价值的失落感，发达与不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差异和冲突，都促使法国史学家逐步把文化史研究推向高潮。从学术角度讲，社会、经济史研究本身也触及到历史的文化层面：社会不同阶层与阶级的矛盾、组合及变迁和社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正如著名史家G.杜比所说：“离开了对社会文化的研究，社会史将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史研究同样涉及人们的文化观念，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也极大的影响了经济活动的变迁。经济、社会史的进展提供了文化史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的基础，在一段已得到社会史、经济史较为充分说明的时空中，文化史研究具有更大的发展余地。从五十年代开始高涨的人口史研究，在六十年代逐步转向人们的生育观念及愿望的研究，这也极大地开拓了文化史研究的视野。战后史学的跨学科倾向也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具备了系统的方法和手段。概括来说，战后至六十年代，法国的文化史研究集中于这几个方面：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及其两者的关系，群众宗教问题，物质文化的演进，家庭结构与社会文化。
大众文化研究自费弗尔以来不断取得进展。法国史学家如R.芒德鲁、J.德吕莫等，首先试图确定大众文化的概念。他们从产生、传播和流通、接受三个环节来划定文化，并以此考察大众文化。书籍史成为他们的前沿阵地。芒德鲁根据十七、十八世纪的各类藏书进行计量分析，统计出反映当时大众文化的书目，并和其他史学家一起研究这类书的流通和传播范围、强度及途径。H.—J.马尔丹等人更进一步分析书籍的分类分栏，以确定大众文化的具体内容及其变迁。在F.福雷、R.夏蒂埃、D.罗舍等史学家的努力下，研究深入到书籍版本研究、藏书及藏书者研究、出版技术研究、书籍影响研究等，并从中揭示文化源流、思潮变迁与学派纷争。上述的系列研究既包容了传统史学的书籍文化研究又显示了很大的不同：传统史学(如莫尔内等人)局限于名著研究、书籍与上层人物的关系研究；而新史学则将重心置于所有出版物的全面分析，并力图揭示大众文化的存在与影响。书籍史成为研究上、下层文化关系的热点。精英文化通过书籍传播深入于大众文化中，这是文化史研究的古典模式。当研究角度移到接受者这一环时，这一模式受到了挑战。事实上，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远非消极吸收，而是一个双向交流过程。第一，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是有选择的吸收；第二，精英文化常常通过内容与形式的变化以便大众的吸收；第三，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是一个整体，上下层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差异。一定的精英文化来源于对大众文化的提炼、吸收、纯化。这一点尤其重要，法国史学家正是基于此而确定其研究重点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传统文化史如同传统政治、事件和杰出人物史一样被年鉴派所代表的史学新潮流所超越。这三点在书籍史研究中得到证实而全面展开于文化史研究的其它领域中。
宗教问题是西方当代史学的重点之一。J.德吕莫、B.布隆热隆、G.杜比等人的研究揭示了大众文化在宗教问题上的反映。他们的研究表明，虽然基督教从六至十一世纪全面渗入西方社会生活，但基督教在这一渗入过程中自身也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大众文化的反向影响。同时，不管中世纪西方如何基督教化，各种异端还是层出不穷，民间还保留着不少与基督教文化相违背的传统习俗。J.勒高夫从十三世纪“炼狱”概念的产生分析教会与民间文化的相互影响与渗透；R.芒德鲁以教会、世俗政权对巫术、巫士的态度及其转变揭示群众宗教心理的变迁。这些研究都显示了宗教问题对于理解西方文化的重要性，同时也使人们看到了宗教与大众文化间存在的多元多向联系。当考察到基督教从起源、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时，我们就会进一步深化研究层次，从六到十九世纪这一时段中研究西方文化演进的内在机制。这一倾向与上述书籍史研究都被七十年代兴起的心态史潮流所囊括。
物质文化包括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并包括了关系生活方面的科学与技术。这一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领域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发展，六十年代后不断深入。饮食、起居、建筑、服饰、色彩欣赏、技术与工艺进步等进入史学领域，更新了传统的“文化”定义。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一切物质文化，均反映了一定时期、一定民族的文化特点和社会心理。F.布罗代尔，E.勒胡瓦拉杜里，J.—P.阿隆等人从这一途径入手，描绘了法国中世纪到近代物质文明的一系列重要特点。布鲁戴尔系统地将这些特点与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相联系，他的巨著《物质文明·经济·资本主义——十五至十八世纪》成为研究法国和整个西方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转变的经典性著作。六十年代物质文化史研究还处于描述阶段，七十年代起则更加注重人们对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的观念研究，进而与心态史潮流相汇合。
家庭结构史是社会史的一个重要分支。只是在战后，这一分支才得到足够的重视。历史人口学的发展也给历史家庭结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家庭史之所以成为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因为人们的家庭观念，对配偶和对孩子的观念、配偶关系、父母孩子关系和亲属结构等已被逐渐认识到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认识随着世界性的不同民族、不同类型文化的交流、随着比较史学和比较人类学的发展而不断加深。西方社会从古代晚期到近代的家庭结构变迁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社会观念变化、社会经济关系结构的演进，很值得我国文化史研究界重视。六十到七十年代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整个西方家庭结构、亲属关系结构还是相当复杂和多样的。但在十五至十七世纪，人们已可观察到一个从多元家庭到单元核心家庭的演变过程，这在欧洲西北部、法国西北部尤为明显。从地理上讲，这些单元家庭结构占优势的往往是平原地区。这些现象与妇女婚龄推迟，夫妻年龄相近等一起构成旧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中的人口学特征和社会学特征。史学家还从婚配组合、仪式、单元家庭的建立及财产继承、转移等各方面深入考察，以求全面说明西方社会的家庭结构，E.勒胡瓦拉杜里、J.—L.弗朗德兰、A.阿尔芒古、P.肖努、Ph.阿里叶斯等人的研究已展示了很大价值。
从总体上看法国战后至六十年代的文化史研究，我们认为具有这些特点：一，以大众文化为主体的研究角度不仅更新了传统史学的文化史研究，而且为全面把握历史文化提供了必要条件；二，理论重点转移至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历史文化的概念探讨等，有助于研究视野的开拓；三，研究方法和途径的多样化是研究层次不断深化的前提。社会学、人口学、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科技史等多学科交叉研究与计量分析的广泛运用，从本质上更新了这一阶段的文化史研究。四，这一阶段各领域的综合研究不多，各领域间也还存在着较大的间隔。
从六十年代后期起上述文化史潮流开始综合化，在社会史的总方向推动下并结合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开始全面开拓一个新层次的研究。这一层次被称为心态史学。
二
J.勒高夫认为“心态”(mentalité)这一词颇为含糊、广泛。事实上不同的史学家对之也有着不同的解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解释中得到一个大体清晰的概念：“心态”是一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反映的总称。心态构成了特定社会的价值—信仰—行动体系，这一体系常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而积淀在特定的文化中并构成这一文化的最基本层次。在中文中，尚无能对这些内容进行概括而贴切的译法。通常译为“心态”(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是从字面上<SPS=1701>译的。在其它欧洲语言中，人们也常照搬这一法文名词。
心态史包括了社会文化的一系列基本层次：人们对生活、死亡、爱情与性、家庭、宗教、政权等的基本观念、态度及行为方式。口头传说、神话传奇、民俗民风等相继成为心态史的研究对象。历史人类学这一边缘学科的建立表明历史学开始结合人类学对上述对象进行研究的特长，同时历史人类学也促使史学家对昔日文化具有一个总体反省式的研究方向和工作意识，使他们注意到历史与文化的一系列本质性层次。在研究材料上，传统文字材料的独占地位受到削弱，口头史学、艺术品与文物、墓碑、考古材料、建筑物等非文字材料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大。除了原有方法外，肖像学、碑铭学、语义学、符号学等方法的广泛运用，使心态史具有一种突出的跨学科色彩。
在Ph.阿里叶斯、M.伏费尔、P.肖努等人的笔下，人类死亡这一自然现象得到了历史的和文化的解释。在不同社会，在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与观念差异很大。由于死亡构成了人们生活的重大主题，并以各种途径潜在地或明显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因此研究这些态度、观念及其变化是把握一种文化基本特点的重要途径。上述史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描绘了西方自中世纪初期到二十世纪人们(包括不同阶级、阶层)对死亡的态度、观念及其变化。这些变化伴随着几个大的变动节奏：中世纪初的基督教化；十四世纪黑死病；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十八世纪开始的非基督教化；十九世纪世俗化运动与扫盲运动；二十世纪工业化的全面渗入社会文化领域。一部死亡史涉及了法国与西方文化的一系列特点，从宗教的、文学的、艺术的、民俗的到政治的、社会的等。死亡史研究与宗教史、文学艺术史、书籍史、民俗研究、历史政治社会学等领域呈全交叉状态。以M.伏费尔的《死亡在西方：一三○○年到今天》(一九八四)一书为标志，死亡史研究正走向一个综合阶段。
弗洛依德揭示性欲本能在人类心理结构中的重要性。但这一心理共性却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中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心态史学家们试图以人们对性的观念、态度的差异性与变动性研究为途径，分析人类文化结构的表现与变迁，并以此解答今日西方的一些社会现象(如“性革命”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J.—L.弗朗德兰指出：“如果史学只阐示人类性欲的一般基础，我们的工作毫无意义，而今日文化的‘性’的特征也得不到充分的说明。”法国史学家的工作表明，今日西方性开放的文化特征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而十五至十九世纪法国已可见一种封建文化结构向资本主义文化结构过渡的不断明显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中，人们的性观念、性行为与整个社会观念体系与价值体系一起经历了不容忽视的变动。法国史学家还对性与人口变动的关系，性与生育愿望，性与家庭—社会二元结构的关系，宗教与性，特定文化的性禁忌与色情化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心态史的这一领域也与人口史、社会史、文学艺术史等相交叉。
人口、家庭结构、性，这些主题都使史学家们更加关注历史上尤其是法国十六至十九世纪人们对家庭、儿童的观念、态度及其转变。心态史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发展了前一时期对家庭结构的研究。Ph.阿里叶斯、J.－L.弗朗德兰等人的著作使我们对十六至十八世纪儿童地位(家庭的和社会的)改变、人们家庭观念的转变有所了解，并使我们看到这些转变从总体上属于当时社会心态演变的一部分。
心态史还在一系列主题上深化了前一时期的文化史研究：F.福雷、J.奥佐夫等人调查了从旧制度到十九世纪法国的文盲状况和扫盲进程，进一步了解下层文化对上层文化的吸收与反馈。J.勒高夫、G.杜比、M.伏费尔等人从宗教观念的变迁分析文化中的宗教因素及其地位。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对享受的观念、对式样的追求乃至时髦等，都成为心态史的对象。
心态史领域还扩大到人们对政权、财政制度、税收等各种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看法和观念。这也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社会心理”的层次。G.杜比、F.英克尔等在这一层次的研究中取得显著成果。J.勒高夫对历史上人们时间观念及其变迁的研究，使我们对封建文化到资本主义文化的过程有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巫士阶层、犹太人、乞丐、流浪汉……这些社会边缘阶层已作为社会史研究对象而形成了“边缘人物史”。心态史则从考察人们对这些边缘阶层的观念、态度而融合进了社会史。心态史还对一些人类的基本情感如“恐惧”、“憎恨”等进行历史文化学研究。
文化人类学对神话的研究(如列维—斯特劳斯)是对文化—心态史研究的推动。神话、传奇、口头传说、集体记忆等领域的开发，使心态史研究大大开拓了视野。与人类学不同，心态史对上述主题的研究更注意到历时性分析的重要性。J.－P.凡尔那、P.维达尔—纳盖、J.勒高夫等人的努力使心态史研究伸展到了古代和中世纪早期。
通过对上述领域的概述，大体可以窥见心态史内涵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如果说在六十年代文化史研究还处于一种若隐若现状态的话，那么七十年代以后心态史几乎就是史学研究的主流了。从年鉴一新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史学，心态史研究构成了一个共有的领地。
整个法国文化一心态史的进展取决于一系列社会的和学术的条件和因素，其中历史研究时间观念的更新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正是在“长时段”研究范式下，文化一心态史研究才真正显示了其价值。
三
“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概念是年鉴派第二代的领袖人物F.布鲁戴尔对法国当代史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其著名的《地中海与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划分历史时间的三种标准：缓慢而近乎不动的自然史时间，这包括了地理、生态环境等的变迁；有节奏而缓慢的社会史时间，包括了经济、社会、人口、文化等结构性或局势性的变动；快速多变的事件史时间，主要指政治、军事、外交等事件的更迭变化等。一九五八年，布鲁戴尔在《经济、社会、文明年鉴》杂志上发表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完整地提出了长时段概念。他认为，历史时间远非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有着不同节奏的。政治、军事、外交等事件变动的节奏显然与人口、经济、社会阶层等变动的节奏有很大差异。传统史学只注意前者的变动，因为这种变动有如春云舒卷，撩人眼目，“它倾注于当时人们的意识中，但它不能持久，人们仅仅能见着它的爆发火焰。”因此这种变动只是历史的表面层次，“是最变幻无常、最迷惑人的时段”(《论历史》第45—46页)。真正有意义的历史研究应是以经济、人口、社会结构、文化等历史的深层运动为对象，这种运动是潜隐的，慢节奏的，常常是周期性的，但决定着历史的总方向。长时段的研究即是以这些运动为对象的。布鲁戴尔又指出，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等为度量单位的历史是局势性的(conjoncture)历史，经济、人口、文化、社会等现象在这些时段中表现出各种震荡、变化，勾划出各种趋势和周期。但这些变动还不是决定性的、结构性的。我们还须考察以世纪、数世纪为单位的历史。正是在这种时段中我们才得以看清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等的形成、持续和转变。从缓慢的结构运动到稍快的局势变化，人们把握了历史的真正运动。
长时段概念实际上综合了第一代年鉴学派、法国经济史学派、法国大革命社会史潮流及西方各国新史学发展的一系列成果。这一概念对战后法国史学发生了重大影响并取得一批重要成果。
当代法国史学家认为，文化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在长时段中发生的变化。这里的“文化”概念已远大于传统史学所用的范围。如果说传统史学将文化仅看作是文学、艺术、哲学等的代名词的话，新史学的文化概念就还包括了各种传统、习俗、风尚、礼仪、社会观念与社会心理，以及社会文化信息的传播如口头传说、建筑、文字、画面等。正是为了与文化概念的传统用法相区别并突出研究层次的深入，法国当代史学家改用了“心态”这一更具有操作意义的词汇。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史的对象与文化—心态史的对象也存在类似于局势—结构的关系。艺术、文学、哲学等潮流的变化节奏快于社会心理、习俗、宗教、文化观念的变化。前者可被看作是局势性的，而后者则是结构性的。什么是结构？布鲁戴尔认为，“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集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并非常缓慢地推动它。”(《论历史》第50页)正因为如此，对这种结构的分析必需采用长时段作为观察角度。心态—文化史的研究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而取得成功的。
文化—心态—长时段，三者构成了法国当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特色。这一特色既反映了法国社会科学的新进展，又反映了法国乃至西方知识界的心态变迁。二十世纪尤其是其下半期，西方知识界充满一种文化反省气氛。什么是文化和文明？西方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文化传统及其变迁？如何看待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差异性与统一性？在人类永远进步的信心丧失后，在工业化加速和社会非传统化的现象与趋势面前；在东西矛盾、南北冲突，各种制度与文化共存又共争的形势下，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就显得格外重要。在法国，史学研究由于具备了综合其它社会科学的能力而在这方面显得更能胜任。汤因比、斯本格勒的时代已经过去，哲学的、抽象的文明、文化学说已被具体而实证的历史阐述所代替。历史学研究与历史哲学的分界似乎正逐步分明，前者已获得了巨大成果，但也暴露了一定的时空局限：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十四到十九世纪，也许是因为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化对文化史研究更有典型意义吧。法国史学家的“经世致用”倾向很弱，以致研究方向分散，缺乏总体综合的作品。有些作品流于现象罗列，缺乏实质性的创见。此外，世界性的比较文化史还有待发展。在这方面，以J.巴歇莱为代表的研究趋势值得注意：他从各种文明与文化的原始生成着手以观察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系列现象的本质与起源，以期建立世界性比较文化的研究模式。他的《自杀论》、《民主制》、《意识形态》等书已初露锋芒。
从当代法国的文化史研究中，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启示和借鉴呢？在目前国内展开的文化讨论中，传统已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而传统就远不止是孔孟程朱，它实际上是一个包括日常行为举止、习俗、社会心理与观念的综合体。儒、道、释只是这一综合体的抽象部分，它们作为中国精英文化的集中体现而存在于意识形态的历史运动中。这一部分的文化是可见的，可意识的，在形式上也是容易把握的，在学术上也易于作到对之肯定或否定。但只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文献材料的研究还远不足以了解中国人和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传统作为整体而对我们的制约。正是这种制约才是我们探讨的主题。因此，文化讨论或文化研究应扩大视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化及其演进。
一九八六年五月于巴黎
姚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