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我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悼念美国散文大师怀特(E.B.Whi－te) 的文章，引起了一阵反应。正在国内散文写作之风盛行之时，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国内翻译与读书界似着重于小说，其实怀特的著作及其所发表文章的《纽约人》杂志，对美国本世纪的文艺出版物的作风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想把怀特再度详尽分析一下。
怀特于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逝世，享年八十六岁，当时《纽约时报》的讣闻把他形容为“美国最宝贵的文学资源之一”。次日《时报》主笔甚至以“怀特的要素”为题写社论悼念，把他的细致精心的文风和世界和平的期望并列，把他的作品标为文明的象征，与野蛮的象征(暴力)作对峙。这样的比喻对一位靠卖文为生的人可说是无比的光荣。
其他报刊写文纪念者也不少。《民族》周刊在封面载文追悼，把怀特的文雅与纽约市长爱德华·考丘(写过自传，自称作家)的粗俗作对比。此文的结束引用怀特自己在儿童小说《夏绿特的蛛网》中的一行句子：“很少有人是个真实的朋友，同时又是个好作家。”《民族》此文的意思当然是指：对读者大众而言，怀特不但是位作家，而且也是一位可以谈知心话的朋友。
他的一生所得到的荣誉恐怕比任何当代美国作家所得到的都多。虽然他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所获的其他奖章甚多，包括全国文学勋章，总统所颁的自由勋章，美国文艺学院所颁的散文金质章。他所获的普立策文艺奖是颁给他的“整体著作”的。他所受的荣誉博士学位也很多，包括最有声望的哈佛大学的。他的著作，特别是儿童读物，都是畅销书，总数达千万册。那本他将康年尔大学英文老师威廉·史德仑克讲义改编而出版的《风格的要素》，曾是“每月读书会”的选书，至今仍在畅销，被写作职业者奉为圣经。今日大中学教材所用的标准诗文选集，至少包含有怀特的一篇散文，很可能是他与福特旧式老爷车告别的《再会，我可爱的》，或幽默散文《猪猡之死》。
他生涯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纽约人》杂志。他的极大部分作品都是在《纽约人》发表，因此他对那个刊物有决定性的影响。怀特于一九二五年《纽约人》创刊后不久即来任职，虽然不曾充任正式的编辑，但贡献很大。他所写的有散文、诗、幽默短篇、具有画龙点睛效果的漫画说明等。作为《纽约人》非正式社论的专栏《市井闲话》(Talk of the Town)，有一时期几乎由他全部包办。
怀特的第一篇文章是在第十期的《纽约人》发表。这类轻松幽默的“随笔”(《纽约人》称之为Casuals)后来就成为这本刊物的特征。可是怀特在一九二五年底第十一期所发表的第二篇短文(仅六百五十个字)，形容他在餐馆中将一杯酸牛奶倒翻在新西装上的尴尬情况，才特别引起该刊文学编辑凯瑟琳·安琪尔(Ka－therine Angell)的注意。安琪尔向劳斯推荐，把怀特聘为编辑部的长期编写人(安琪尔最终嫁予怀特，可是她替怀特与劳斯拉拢，乃是《纽约人》一件最具决定性的大事)。
历年来，有多少作家因《纽约人》而成名！有多少名家曾在这本文艺周刊上出现！这些名字包括了二十世纪大部分美国名作家，不可能在这里一一列出。《纽约人》的成功当然出之于创办人哈罗德·劳斯的“怪才”，但是刊物的“调子”(Tone)却是怀特到达后所确定的，这个调子至今不变。例如杂志专栏“市并闲话”中的第一段“注解与评论”等于是社论版，乃是怀特开创的。这些对纽约市社会各种情况的小评，着重于谦虚、常识、合理，而对虚张、矫饰、自大那些恶习则加以讽刺，语气是冷静的、幽默的。六十年后的今日，你如翻阅《纽约人》那个专栏，仍获如是印象，怀特的精神流露在字里行间。
作品格调、语气表现了文风。《纽约人》的内容则大致由劳斯决定：对文艺的批评必须严肃，对政治的批评则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在编辑方面，怀特与詹姆斯·塞柏(James Thurber)乃是劳斯的哼哈二将。劳斯乃是在怀特怂恿之下采用了塞柏的漫画。此后，《纽约人》的两个最显著的特色：漫画与“市井闲话”专栏就反映了这两位文友的才能。他们与劳斯的关系搞得很好，因为他们从不侵犯后者的主编人权利。怀特虽大大的替劳斯的刊物作了贡献，他自己在文坛的成名也完全靠了《纽约人》。在一九二九年写给他弟弟一封信中，怀特这么自认：
“我久已发现，在创作方面，我能真正达到一些优美成就的，只不过是写些内心所感的日常生活中的微不足道的琐事……进了《纽约人》后，我才找到一个可以表达这些无关紧要、毫不相干的情感的地方。”
《纽约人》是劳斯的整个生命。怀特却有创作家的强烈个人意识。这是他们二人对刊物看法不同的地方。怀特写了多年的“市井闲话”中的小评，总觉在艺术上受了限制。某次他对朋友说：“用编者立场的‘我们’来写一些象样的东西是很不可能的，除非你是狄翁尼(Dionne)家的人。”(狄翁尼是指当时名闻国际的加拿大五胞孪生姊妹的姓)。他也反对作者不具名的社论，某次向劳斯建议，在他的“注解与评论”下署名，遭劳斯拒绝。这位怪人既反对列出刊物报头编辑名单，也不赞同登载文章的目录。《纽约人》登目录，还是近数年来的事。
在这种束缚之下，怀特的艺术家“野心”逐渐在蠕动。他感激劳斯的提拔，但他总觉得他有些作为作家又不能为所欲为之感。他对自己所写的“注解与评论”不满，因这些意见代表了刊物，而不是他自己。他把这些短评称为“我的每周一次的说教。”他不喜被人称为幽默作家。《纽约人》在经济大萧条期间也很畅销赚钱，因此有人批评它完全忽视当时的经济与政治大问题。这类批评更使怀特不乐。
在《纽约人》写作了十年后，怀特在文化界的名气仍不大，可是他的才能在杂志界却很受敬重。一九三六年，《星期六文学评论》请他当主编，被他谢绝，因他的主要兴趣是写作，对编辑大权没有野心。到了一九三七年，他请假一年(时年三十八岁)，望可专心写一部自传性的长诗。但是这个计划没有成功。他的请假表示了一种欲与《纽约人》脱离的意向(其实他的一生写作都与《纽约人》有联系)。一九三八年他与《哈泼斯》月刊订立合同，每月写一篇长二千五百字的散文。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一共写了五十五篇。在这期间，劳斯不断表示愿出重资把他请回来(同时，他的妻子凯瑟琳仍是《纽约人》重要编辑之一，而且他自己仍在那里保留了旧有的办公室)。这时《纽约人》已是美国有声望的刊物之一，要与它决裂，必需有相当勇气，因为脱离这么一个机构，很有名利双失的危险。但是怀特的名气却未受影响。
一九三八年是怀特最感消极沮丧的一年，这与国际时局所造成的阴郁气氛有关：西班牙内战，德国希特勒与意大利莫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以及美国对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的敏感，凡此种种都使怀特感到自己所写的微不足道的幽默小品毫无意义。他写信给塞柏道出对自己的忧虑。塞柏答道，在这个动乱时期，幽默作品更是需要，不应自感惭愧。塞柏不主张作家过分地有政治感。
塞柏的忠言并没有替怀特带来慰藉。他的心情还是很不愉快。在《哈泼斯》月刊写文的四年半内，他居住在缅因州新英格兰的乡下。他所发表的文章材料就反映了他的乡村生活。这些每月一篇的文章写来并不容易，比每周一次的《纽约人》短文更难构思。原因之一是缅因州乡下生活不如纽约的城市生活热闹、遭遇多。在《哈泼斯》月刊所载的文章也不如他的《纽约人》的作品轻松愉快。
在一个名叫《他们下手的那天》的短篇中，他以科幻小说方式叙出世界末日的主题。他又常在“注解与评论”专栏中表露他对原子时代居住在大城市中的恐惧。这种疑虑造成了他在政治思想上对世界政府的幻想，但是联合国组织似乎并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他对人类脾性(野心，竞争，好胜，任性，慌乱)不安，转而向安宁的大自然世界找求慰藉。某次他写信给塞柏说，“在我看来，生活总是令人惊恐的。”
生活显然是使他惊恐的。他的传记作者司各脱·埃立琪(ScottEllege)说，一九四三年时，他曾因心理忧郁症求医服镇静剂。怀特在给他弟弟的信中也曾提及自己的神经质。他从不掩饰自己的“隐病”。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散文集《角落上的第二棵树》(TheSeeond Tree from the Corner)，其中就有二篇提及神经不正常与疯狂。在一篇《门》的散文中，叙故事者将自己的情状相比于放在迷宫曲径做各种试验的老鼠。他焦急地说：“……我面临不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疯狂；什么好象都与事实不同。”
怀特于一九四三年回到《纽约人》。那时编辑部人员已因二次大战而大大减少。他写给《哈泼斯》月刊的辞职书中表示对自己的不能胜任遗憾，其实他在那个刊物颇留下一些影响。比如，林白少校夫人安妮·莫罗(AnneMorrow Lindbergh)的新书《未来的浪潮》(The Wave of theFuture)替孤立主义者仗言，反对美国参与二次大战，就引起怀特的批评。怀特乃一民主思想者，在此时期写了不少攻击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变成为所谓“美国式生活”的代言人。他在美国作家中是首先敢言谴责纳粹虐待犹太人的一个。四十年代初期他在文化界的名声已相当大了。有的评论家把他在《哈泼斯》所发表的文章赞美为“充满了观察力的诗，充满了敏锐、柔雅、但有时尖刻的道德见识的哲学。”
他是不是自认为思想家、代言人？他的传记作者埃立琪认为怀特没有耐心也没有深奥的智力和历史学识来争论复杂的哲学思想。他恐怕也有自知之明。在他那本收集讨论世界政府的文章集子《野旗》(The Wild Flag澳大利亚一种蓝紫花)的扉页上他如此自我介绍：“怀特先生并不自以为是个思想家。他写这些重要的实实在在的问题的文章时很觉不自在。他自认好象是马戏团中没有大本事的小丑，却突然发现自己与瓦伦达飞人班一起走钢丝。”不过怀特对世界政府这个主题很有自信。他于三十年代即心醉于世界政府的观念，兴趣至死未泯。
三十年代有很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憧憬世界政府(或世界联邦)。在他们眼中，这是一种信仰，一种灵感。他们认为宽厚的人道主义远较狭隘的民族主义重要。他们梦想未来的世界是个没有仇恨的世界。二次大战原子弹的发明更使他们热心提倡世界政府。四十年代后期与五十年代初期，这个观念颇引人注意。当时的热心提倡者包括芝加哥大学校长劳勃·赫金斯，与哲学家摩的默·艾德勒。问题就在，世界政府是个完美的理想，可是现实与人的本性却是最大的阻力。
怀特在《哈泼斯》月刊写过世界政府这题目，在《纽约人》的专栏中他更对此大事宣扬。据埃立琪说，他回到《纽约人》后，“从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一期开始，在四年中，怀特的每周一次的‘注解与评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提及这个主题。”这里我们又不免要提到主编人劳斯与怀特间的关系。劳斯对世界政府毫无兴趣，他这样的放任似表明他对怀特的尊重。怀特这些文章对国际组织没有什么大影响，可是他的理想主义确定了《纽约人》此后对社会与政治问题看法的基调。即使在今日，你翻开《纽约人》一看，第一页的“注解与评论”一定会评论一周以来的社会与政治现象，无论那是批评美国对尼加拉瓜政策，里根总统对内的经济措施，或中央情报局的胡作非为。这并不是说怀特是位左翼思想者。他只是一个悲观的、充满乌托邦空想的、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者。
这些特点在怀特的著作中却并不显明。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他并不是长篇大论的论文家；他的随感散文都是零散发表的，很难使读者一下子发现他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第二就是他的文章。怀特的文字清澈、流利，极具诱人的魅力。任何作家都可用逻辑的推理，高度的智慧，或文字的魅力来说服读者，而怀特所用的乃是上列的第三号利器。他的文字富有魅力而且是敏感的、自嘲式的，特别令读者有亲切感。他好象是一个教室中最怕羞的男生，但是他的诚恳终于赢得班内最美丽女生的青睐。
因此，我们有必要谈到怀特的散文作风与技巧。他的文风其实很朴实。他的文句简单，毫不罗哩罗嗦：主语，谓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就是这样的次序。他很少用复杂的句子或多余的形容词助动词。他的词汇也是很简单易懂的，绝不用艰涩的字，也很少用抽象性的字。而且他有时会用一些俚语，更使读者起共鸣。
在他将康年尔大学英文教授威廉。史德仑克的教材讲义《风格的要素》前言中，对自己“充当修辞学专家”很感不安，他说，“其实我是用耳来写”，即是说，他所写的，读出来，听得懂。
怀特文句的节奏和谐，他的描写能力使读者不知不觉地上了钩。这里是描写海滩炎夏而又令人觉得秋季不远的一段：“潮水推进推出，泥浆中的蛤群喷出短促的海水，远方海岛边缘悬了一行雾的白线，持续的、凉快又晴朗的日子仓促而过，我恨九月。”这最后四个字把作者欣赏夏季而遗憾它的迅速消逝的心情，完全表达出来。怀特的描写能力，无论是形容暮色中的高厦、阳光下的白雪、雨雾中的湖面都极为动人。
怀特是公认的当代美国散文大师。因为替《纽约人》编辑部写“社论”。有时不免带些说教性。他在不说教而随便闲谈的时候，散文便特别显得精采。他的文章给人一般印象是乐观的、甚至是兴高彩烈的。但他也有他的阴暗与抑郁的一面；他有他的对人生焦虑哀伤的感情。他的最令人称赞的文章是名叫《再到湖上》(Once More to the Lake)的一篇，写他于一九四一年带了十一岁的儿子回到缅因州的一个湖边去玩。——他自己父亲于一九○四年即开始带了他每年去那湖边游玩，他对这段生活怀有深厚的感情。
在此散文中，怀特回忆那童年所熟悉的湖，现在他又通过儿子的眼睛去看，发现他儿子在湖边玩乐，与他自己在三十多年前的所干的完全一样：
“我开始有了‘他就是我’的幻觉，这样很简单的一个变迁，我就成为我自己的父亲。这个敏锐的感觉持续着，在我们留在那里的时间里不断出现。这并不是完全陌生的新感情，只是在这种环境内，这感觉越来越强。我好象活在双重生活中。做一个简单行动时——拾起鱼饵箱，在餐桌上放刀叉，或是讲一句话——我会突然感到这不是我，而是我的父亲在说那句话或作那个手势。这种感觉有时使我毛骨悚然。”
《再到湖上》所谈的是世代，是生、死、再生。怀特对生命的一代一代的持续极具好奇，而死的观念又总使他萦怀不忘。在这篇散文中，他一面通过自己的儿子重温父亲的生活，一面却又预见自己的死亡。在散文最后一段，他的儿子在被阵雨淋湿之后，正在绞干游泳裤，又要再下水游泳，怀特写道：“我不想再下水，懒洋洋地注视着他这结实而瘦削的小小的裸体身子；看他在把那条潮湿冰冷的游泳裤拉上屁股时的微微畏缩。当他把泡涨的腰带扣住时，我的下腹部突然感到一阵死亡的寒气。”
怀特的全名是埃尔温(Ee－wyn)·布鲁克斯(Brooks)·怀特。他不喜父亲所取的名字，故用字母E·B·代替。他于一八九九年出生于纽约的佛农山镇一个中上等家庭，是全家第六名孩子中最小的男孩。父亲是一家出售乐器公司的副经理，每年夏间总携了全家儿女去缅因州的湖边度夏，怀特因此自幼即爱好大自然。外祖父是位画家，对艺术的喜好是受母亲的影响。他的童年生活(大厦，草地，花园，佣仆，动物)应该是很美好的，可是根据他的传记作者埃立琪所写，他自幼怕羞，不敢在公众场所讲话，焦虑学校的功课，因此他的生活并不是富有乐趣的。他喜爱独自相处，作文不错。他常默默地与动物“交朋友”。
一九一七年他进了康年尔大学。那时美国恰好参加欧战，怀特未能通过陆军体格检查。次年他参加报刊校阅的编务，不久就被选为主编，写了不少社论。史德仑克请他留在康年尔当英文系讲师。但他已打定主意投身于新闻界。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初期，青年人有意进入报界工作者很多，德莱塞与海明威就是当新闻记者出身。
谈到德莱塞，这里有一段轶事，很值得未来的青年新闻从业员警惕。德莱塞某晚写了一篇剧评于次日的报纸发表。只是那晚他要与女友幽会，未曾观剧。次晨他在女友床上醒来发现，那个剧团从未进城，因为他们所乘的火车被大雪所困。怀特初次进报社工作时，出外采访，坐错了火车，没有新闻稿，只好辞职。他的新闻职业前途似没有什么进展，直到他于一九二五年加入“纽约人”，始找到了他的归宿。那个年代出了不少突破性的文坛巨人，如诗人瓦莱斯·史蒂文斯，E·E·肯明斯，评论家爱德门·威尔逊，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等。不过怀特对尝试性地写诗或小说没有兴趣，他也没有对创作艺术有什么特别野心。他对著名长篇文学杰作发生厌倦，有次他自称他化了十四个月的功夫才看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令他拜服者乃是H·L·门根(H.L.Menchen)等那些一流时论家。
有人说怀特只不过写些短篇散文，出过几本散文集，不足道也，何必把他捧为文学大家？这全视个人的好恶而定。怀特确没有写过“巨作”，不过他的文字的完美，却在美国文坛占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中国喜爱浓艳妍丽的散文的作家不妨学学他的清新文风。此外，他的儿童小说如《夏绿特的蛛网》，《天鹅的喇叭》，《史都瓦·立多尔》正成为儿童文学的不朽作。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上，他可以算是一位“巨人”。
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于纽约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