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
狄德罗
关于人的反思——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寻找自己位置和价值的历史。从本体意义上说，艺术的发展史，也就是艺术本性的失落与复归激烈斗争的历史，人们终于找到了这样的结论：“文学是人学。”
大自然以几亿年的时间孕育、创造出人这个最伟大的作品，但是它在创造人、改造人的同时又不断被人所创造、所改造。人类作为大自然的对立物，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以大自然的主人的姿态站立起来的。它用神奇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进行创造性劳动，一方面把大自然变为自己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又把大自然当成自己心灵的象征，在它上面欣赏自己的崇高和神圣。而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用了几十万年的时间强化了社会力量，但同时也强化了社会对自身的束缚。无所不在的辩证法注定了人类要经历漫长的苦难历程，人类无可奈何地要以沉重的代价换取人类自身的发展。在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人在痛苦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在寻找自己位置和价值的历史。几千年的磨难使人类的自我意识逐渐苏醒过来，使它通过劳动、创造、改革等实践活动而不断地回复到自身。
艺术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同步的，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它就是作为人的心声，作为人类憧憬、追求、苦闷的灵魂的律动而出现的，但是，历史老人仍然把它逼上痛苦的历程，使它常常不得不背弃自己的本性。那些伟大的艺术家总是在寻找艺术的地位和价值。从本体意义上说，艺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艺术本性的失落与复归激烈斗争的历史。人们终于找到这样的结论：“文学是人学。”今天，艺术正在人类主宰世界的光辉灿烂的天幕上逐步找到自己的位置，它将作为人类伟大、神圣的灵魂的投影而显示自己巨大的价值。
我写这部书，正是以微弱的声音呼唤文学的灵魂，寻找文学的轨迹，探求人的真实世界。我以我的努力，为恢复人在文学中的主体性地位而努力。
所谓主体，在文学艺术中，包括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对象主体的人物，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所谓主体性，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种特性，它既包括人的主观需求，也包括人通过实践活动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在这本书中，我所研究的是人物形象。我相信，作为作家笔下的人物，只有当它获得主体性的地位时，它才是活生生的充满着血肉的形象。应当把人当成人，不应当把人降低为物，降低为工具和傀儡，这种物本主义只会造成人物的枯死。也不应当把人变成神，这实际上又把人变成理念的化身，这种神本主义必然剥夺人的丰富性。我相信，物本主义和神本主义只能把文学艺术引向末路。
对于作家来说，真正的英雄式的观念，是不屈服于自己心灵之外的各种压力，敢于面对人，面对人的真实的复杂的世界，把人按照人的特点表现出来，把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些价值表现出来。因为对于任何作家来说，他的创造性的劳动的第一要义就是“人”。人就是他们创造的对象和根据，创造的源泉和出发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对人的心灵有着真知灼见，而且善于为我们揭示它的奥秘——这是我们评论写出了让我们惊奇作品的那些作家时所说的第一句话。”(《西方文论选》，下卷第428页)
我国文学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之后，我们的作家更深刻地看到人的本质，更深切地了解人与动物的区别，了解人不仅是自然的人，而且是社会的人，而社会是阶级的社会，因此，社会人的本质乃是阶级本质。这种观念影响到文学，我们的作家就有了“社会人”的观念，但是，在这种观念建立之后，我们却忽视、甚至忘记了“人的社会”这一观念，即社会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中心的，反而以“社会”为中心，而人成了只是被社会所支配的没有力量的消极被动的附属品。这样，结果便是本末倒置，即见物不见人——人服役于物，而不是物服役于人。
解放后一个时期，人们又把社会现实仅仅规定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现实，这样，社会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一种被缩小的片面的现实。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来规定文学活动，就要求文学只能反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现实，认为文学的价值就在反映和认识这个现实。按照这种理论，所有的对象主体(人)，都被规定为阶级观念的符号，被规定为阶级机器上的螺丝钉。人完全丧失主体性，丧失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东西。在西方宗教家的脑子中，人是上帝绝对理念的附属物，在我国古代的某些道德家眼中，人是“礼”的绝对理念的附属物，而在当代某些中国的某些理论家眼中，人则是阶级理念的附属物。我们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新的绝对观念，即人的一切行为和心理都是阶级斗争所派生的，一个人说什么，做什么，早已被规定好了。于是，人不再是人，而是物，而是阶级观念的抽象符号。人本主义蜕变为物本主义，文学也不再是人学。
马克思曾经批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偏向。他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页)我们的文学研究坚持了唯物主义，但是却奇怪地带上许多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往往只是从客观或直观形式去理解文学，这样，就不能把文学现象看成是人的感性活动，当然也不能从实践方面、主观方面去理解文学的活动。这样，在文学过程中，人便变成是十分被动的，消极的，被客体所支配的东西。我觉得，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偏向，是到了终结的时候了。
在西方文学史上，对人自身的认识简直成了文学变迁的基本动因。
随着社会的往前推进，人的发展有一种趋向，我们可以称之为复杂趋向。这就是说，随着社会知识爆炸现象的出现和涌入人类中的符号信息的大量增加，随着空间距离的缩小和思想文化交流的频繁，人的头脑也愈来愈复杂了。
与之相应的是人对自身的认识也愈来愈复杂，愈来愈深邃。这种自我认识也有一种复杂趋向和深邃趋向。人在观照自然的时候，也不断地观照自身。而在精神现象领域，人对自身的认识就更加困难，而且正处在从外到内不断深化的认识进程中。哲学、历史学、社会学，都在认识自身，文学也是如此。在西方的文学史上，对人自身的认识简直成了文学变迁的基本动因。在古希腊时期，人开始向文明社会挺进，但是，他们对自身充满着困惑。他们朦胧地一方面感到自己已在大自然面前站起来，他们是伟大的，但是他们又感到一种自然力继续在支配着自己，使他们感到自己身外有一种强大的、异己的、可怕的力量。他们似乎朦胧地意识到自身的幼稚和世界的陌生，意识到身外这种力量神秘而难以抗拒。《俄底浦斯王》就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童年时期人认识到自身半是伟大半是渺小的悲怆感。但人类是不屈的，他们忍受或反抗外在异己力量的重压，决不被痛苦的命运所击倒。普罗米修斯就是这种反抗精神的象征。特别是欧里庇德斯笔下的美狄亚，她对强加于她身上的命运更是毫不妥协，为了向恶——她的寡情的丈夫复仇，竟用恶的手段——杀死自己亲生的儿子，她本身就是一个尖锐的矛盾体。不管是普罗米修斯还是美狄亚，都表现了人的不可征服的尊严。古希腊悲剧作家笔下的人物，尽管还带有许多神的外壳，但是，他们都不是抽象的寓言品，而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性格整体。
到了中世纪，人对人的认识完全倒退了。当时上帝主宰了一切，人失去了自身，走到上帝之奴的可怜的地位。人仅有的一点权利，就是向上帝进行无穷的忏悔，在忏悔中无情地践踏自己的尊严和价值。一切人的权利，连为了生存繁衍而进行生育的权利，也被当成罪恶。人性在一种非常庄严的形式下堕落到最卑下的尘土之中。
文艺复兴，在中世纪的黑夜中重新升起了人的太阳。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人，就是把人从上帝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放到他在宇宙中本来应有的伟大位置上。瑞士的雅各布·布克哈特非常精辟地描述了这种人的位置的根本变化，他说：“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希腊人曾同样地把他自己与野蛮人区别开来，而在其他亚洲人只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种族的成员时，阿拉伯人已经感到自己是一个个人了。不难表明，这种结果主要是由于意大利的政治情况产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43页)这是古希腊时期关于人的朦胧的观念的明朗化，理论化。当时的思想家和文学艺术家，把对至真、至善、至美的上帝的所有赞词都让给了人。这是一个“人”在宇宙间的神圣位置上站立起来的伟大时代。因此，当时精神界的勇士们对人自身的认识带有很明显的理想色彩。例如，意大利哲学家皮科·德拉·米朗多拉在他的著作《论人的价值》中提出了一系列动人的观念，他把人看成具有无穷创造力和带有无限活泼性的大千世界，把这个世界看成处于神界与动物界之间的奇迹。人带有这两界的特征，可以在这两界中自由驰骋。它不再是受上帝支配的可怜的生物，而是不受任何必然性捆住手脚的支配一切的伟大创造者。
对于在天界与地界之间站立着的人，浪漫主义者更多地向往天界，他们的自我实现往往追求在天界上的实现。但是天界其实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的希望常常很快地转入绝望，狂热的诗情常常碰碎在冷峻的现实的地上。而批判现实主义则更多地注意到地界，更多地注意到现实中那些最大量的、最普通的、充满着矛盾的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德·瑞那夫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都是立在地上的真实的、充满着情欲的人，在她们的情欲中都有历史、时代、社会的巨大投影，她们的内心充满着人的激情，但是，这种激情又都充满着痛苦，充满着灵与肉的矛盾。她们已不象莎士比亚笔下的苔丝德蒙娜、朱丽叶这些至真至善的女性，也比峨菲莉亚、麦克白夫人、克莉奥特佩拉这些矛盾痛苦的女性，更有现实感，更逼真，离读者更近。托尔斯泰所以对莎士比亚不满，就是他从严格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美学观苛求莎士比亚，这里有苛求之处，但也透露了批判现实主义时代比文艺复兴时代对人的认识深化了一层，他们认为善恶并存是平常的、正常的现象，是非常自然的。而在文艺复兴时代，作家则把人性中的恶看得不够正常，因此，莎士比亚虽然天才地写了真实而具有丰富性格的人，但总是给人一种感觉，即这些人身上产生的恶，是他们不应有的性格上的缺陷，这种缺陷造成他们的罪恶，造成他们惨重的悲剧。托尔斯泰认为奥赛罗“仍不失为一个性格”，而伊阿古这些“反面人物”，托尔斯泰就更不满意了。他说：“莎士比亚剧中的伊阿古，是彻头彻尾的恶棍……他真丝毫都不象活人。”这位文学巨人对另一位文学巨人的非难和攻击是我们无法赞同的，托尔斯泰没有看到莎士比亚塑造人物性格的伟大成功之处，例如麦克白，就完全不是托尔斯泰所说的纯粹的坏蛋和恶棍。但是，托尔斯泰的这些论述，也带有合理的地方，如对伊阿古的分析。莎士比亚确实把他写得绝对坏，这是不够真实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实主义对人的认识是相当坚定的，它要求文学艺术中的人物性格应当深化，决不应当把好人写得完全好，坏人写得完全坏。它要求把人的性格表现得更真实更丰满。而托尔斯泰自己的创作，特别是《安娜·卡列尼娜》，确实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安娜这个形象比《复活》，甚至比《战争与和平》中的女性形象更加丰满。她的性格世界更加深邃，感情世界更加全面。这是因为安娜在更大的程度上已经摆脱理念的束缚(《复活》)，摆脱“史诗”结构的束缚(《战争与和平》)，她真正成为作品的中心，最有力地表现出文学的本质意义。因此她更富有人性的光彩和魅力。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象安娜那样具有全面人性的完整的人物形象是不多的。这标志着现实主义作家对人的审美把握已达到非常纯熟的程度。尽管我们这样评价安娜的形象，却不愿意象托尔斯泰那样去贬低莎士比亚。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峰，这些高峰可以是并列的，我们姑且称之为并列高峰。例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卢梭、雨果、巴尔扎克、歌德等都是高峰，这些高峰的存在都不必以否定前一个高峰而作为存在的理由。这与科学领域中，新的一个时代的科学家往往必须在观念上推倒前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不同，它们都带着超越时间与超越不同艺术见解的长久性的价值。关于这点，雨果在论莎士比亚的论文中曾指出过。
现实主义走向自己的高峰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把现实主义推向另一个领域，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灵魂之深”的领域。这位奇特的作家默默地向人的灵魂深处挺进，把人灵魂深处的痛苦作为自己的鉴赏对象，残酷地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灵魂的审判，硬拷问出善中所包藏的恶，恶中所包藏的善。也就是说，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对人自身的认识又深化了一层，即看到人性深层中的矛盾性、复杂性。弗洛依德认为世界文学有三大丰碑，一是《俄底浦斯王》，二是《哈姆雷特》，三是《卡拉玛卓夫兄弟》，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推上很高的地位，我们不完全赞成这种对世界文学史的描述，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碑石。他成为后来描写人的“灵魂之深”的先驱者，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的先觉者。
现代主义对人的认识，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把人看得更为复杂。在古希腊的悲剧作家眼中，人被身外的一种异己力量所束缚，人就在与这种力量的抗争中实现了自己的尊严。而现代主义作家发现人并不是被自然的异己力量所束缚，而是被人自身创造的力量所束缚。人在创造更美好的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牢笼，天堂与地狱同时诞生，因此，这些敏感的作家陷入了更深的痛苦，更大的困惑。他们发现自己为自己的创造物所占有，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被社会所变形，人的社会到处是矛盾，人的内心世界更是一种复杂万分的矛盾世界。因此，现代主义便有种种形态，有的对人自身的矛盾进行残酷的嘲笑，有的把自身的痛苦进行残酷的展示，有的则把他人描写成自身的地狱，有的则不知所措地等待一种似有似无的希望，有的则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找到一个原始的上帝。这是一个对人的认识捉摸不定的时代。
无论什么时代的代表性作家，他们都在研究人，都有自己关于人的宏观性认识，带有世界性的文学思潮的分歧，其内核是对于人的观念见解的分歧。
人，在现代派文学中又一次陷入危机。这个曾经通过和身外异己力量的抗争而站立在古希腊悲剧中的人，这个在文艺复兴后的文学中主宰了理性王国的人，好象突然失去了生活的信念、热情和力量。这个人，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巨著中还不曾倒下，他在托尔斯泰的面前，心中“精神的人”和“兽性的人”搏斗着，通过聂赫留道夫式的赎罪，彼埃尔式的信仰，列文式的怀疑与思考而拯救了自己，完成自己。而这个人在罗曼·罗兰面前，则有一条约翰·克里斯朵夫式的漫长的奋斗之路要走。但是这个人，竟在现代主义文学中日渐沉落而不能自拔。为什么？也许是两次大战的火，已经动摇了欧洲文明的精神支柱。也许还有更复杂的原因。一个卓有成就的非现代主义的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自杀的悲剧和“绝命书”，最真实不过地透露了这一消息：“与我操同一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也已自我毁灭。”(《斯·茨威格小说选》译本序言)可能是由于同样沉重的危机感，西方现代派文学才这样强烈地表现人丧失自我的悲哀和重新寻找自我的痛苦的历程。这里，英国现代派作家劳伦斯的代表作《骑马出走的女人》可使我们窥见西方现代文学的一斑。小说的主角“她”，一位美国现代女性，“精神的发展在她婚后神秘地中止了，完全被抑制住了。”为了摆脱四周一片死气沉沉的压抑，她骑马出走，离开家庭和子女，到荒远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中去。对现代文明的厌倦，使她狂热地向往大自然的力，原始的野性和古老的宗教崇拜。她甘愿作他们献给太阳神的祭品。因为“印第安男人要得到太阳，得到掌握世界的力量”。在献身前的宗教迷狂中，在整个部落原始歌舞祭仪的高潮中，她的灵魂在飞升——“她的感官便被释放出去，进入一种高亢、神秘的敏锐状态，产生一种她仿佛美妙地扩散出去、与万物和谐地合为一体的感觉。到了后来，这种感觉便成为她唯一真正的意识状态了。……”在太阳西沉的那一刻，她就要被杀死在祭坛上。印第安人由此得到了他们在法西斯匪徒的枪口下失去的东西。看来，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在为人招魂呵！但愿他的灵魂得救。但愿他找到他失落在今天的自我，找到他存在的传统的依据，并找到他重建明天的信念和力量。
对人的肯定，在文学中把人的情感看作自己的本质，充分地发现人的内心世界，这可以看作文学的正题。而用理性或客观现实对人实行规范，使人的情感服从理性和现实，可以看作文学的反题。文学史上的后一个反题都是对前一个反题的深化，那么，我们可以归纳一下，整个世界文学史过程，关于人的变迁正好是一个正反不断交替的历史，这个历史如下图所示：
正题(古希腊悲剧)→反题(中世纪文学)→正题(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反题(古典主义文学)→正题(浪漫主义文学)→反题(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正题(现代文学，非理性主义)
由此，可以预料，今后世界的文学，还可能再出现大规模的带有思潮性的反题。
从以上的文学历史发展轮廓，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发展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的观念变迁的历史。如果我们的文学研究能注意以人为思维中心，我们便会更深刻地把握这一历史。同时，我们也看到，无论什么时代的代表性作家，他们都在研究人，都有自己关于人的宏观性认识。带有世界性的文学思潮的分歧，其内核是对于人的观念见解的分歧，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研究人是多么重要。不研究人，我们既不可能理解已有的文学历史，也很难创造前人未曾创造过的伟大的文学历史。
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才发现了自身。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变迁，最中心的思潮，是三次具有不同内涵的对“人的发现”。
忽视人的研究，在中国是有很深刻的原因的。中国人民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我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最完善的、最稳定的结构。英国哲学家葛德文说封建社会是“凭借政治制度的干预而使人类的不平等更加固定和更加明显的一种结构”(《政治正义论》第二、三合卷第381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封建社会并不是真正的人的社会，而是精神的动物世界。他说：“人类就象分裂成许多不同种的动物群，决定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不是平等，而是法律所固定的不平等。……封建制度就其最广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世界，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它和有差别的人类这种世界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第272页)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下，人的价值被蔑视，被践踏，因此，人的观念始终没有形成。在中国文学中，对人的研究特别薄弱。人只是在封建伦理的范围内，才得到承认，但这种“人”，是被纳入封建政治伦理规范的人，是被封建“伦常”所允许存在的人。按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说法，中国人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人根本谈不上个性。赫士列特说得好：“在专制的国家里，人类天性还没有重要到需要人去研究和描写的程度。”他又说：“但是在现在谈到的我们的这个历史时期，已经有了对人身与财产的保障和言论的自由，这就使每个人感到他本身有某种重要性，而他也就变为他的邻人们某种好奇心的对象。”(《论英国小说家》，《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四册204页)这就是说，只有当人到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例如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才发现了自身，感到自身的重要性，才可能把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描写对象，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直到五四时期才出现这种历史条件。鲁迅也说，专制使人变成死相。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中国人民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摧残，在很大的程度上丧失了人的活力和无穷的创造性。在这种专制社会中，对人性，对人的个性，不可能有真正的研究和描写。“五四”之前直到明清之际，我国的进步思想家如王夫之、戴震等才发出了人的呼唤，针对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唯心之论，戴震提出“理学杀人”的抗议，但在古老的封建社会，他们的呼声不过如昙花一现，并没有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直到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上才形成一股肯定人的价值的思想潮流，鲁迅当时发出“仁义道德吃人”、“救救孩子”的呼吁，就是时代的最强音。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现代文学直至当代文学不断有新的思潮出现，如果我们从思潮的中心内容来考察，就可以发现这股思潮的变迁史，大体上是人的观念的变迁史，更具体地说，是人在文学中的地位的变迁史。
这段历史变迁，最中心的思潮，是三次具有不同内涵的“人的发现”。第一次人的发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首先是发现我国封建专制社会是非人的社会，我国的传统文学很大的一部分是非人的文学。茅盾在概括这段文学思潮时说：“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学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个人主义(它的较悦耳的代名词，就是人的发见，或发展个性)，原是资产阶级的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故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封建思想开始斗争的‘五四’期而言，个人主义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要态度和过程，正是理所必然。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的意义，亦即在此。”(《关于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第298页)发现了人，就是发现了中国人在封建社会中的非人的地位，发现了自己的本质未被自己所占有，而被封建关系所占有，即被庞大的封建政治体系和思想体系所束缚，因此，人变成了非人。人必须回复到人的自身，这就是人的解放要求，人性的解放要求。鲁迅在回忆五四运动的本质时说，当时“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0页)。
构成这股文学思潮的比较明显的标志，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实践上的革新；二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学理论的革新，直接提出“人的文学”的观念。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指出几千年来在中国封建价值体系中被视为最神圣的“仁义道德”正是最不道德的“吃人”的东西。《狂人日记》所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正是对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最强烈的呼唤。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些思潮，例如“表现自我”的思潮，表现“爱”的思潮，都是人的发现这个总思潮的一部分。在这股总思潮中，鲁迅是当之无愧的代表，这是因为，鲁迅不仅具有无可比拟的创作实绩，而且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反封建的价值观念系统，与中国封建主义的反人道的价值观念体系相抗衡，他在思想、创作上对封建的吃人的道德进行最全面、最有力的批判，旗帜最鲜明，影响最深广。
鲁迅先生，在他选择了文学道路之后，就以青年思想家的慧眼，敏锐地看到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应当是人，文学艺术的特殊功能在于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改变人的精神，因此，他成为精神界的战士。他还非常明确地把文学与经济、政治分开，他看到社会改革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生产工具、科学技术的变革，二是政治制度的变革，三是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状态的变革，他认为第三者是社会变革的根本。立国必须先立人。于是，他批评洋务派，说他们只抓“枝叶”，不抓“根柢”，人的精神才是“根柢”。尽管当时鲁迅还未能把三者的互相联系说清楚，但他已把文学艺术作为与政治不同的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而且肯定它在整个民族前进中的特殊的作用。总之，五四时期，鲁迅是从改变人的地位，唤醒人的意识，揭示人的价值出发对中国的整个传统价值体系进行反思和冲击的。他对这个体系吃人的本质提出最勇敢的抗议。他不象其他一些民主派抽象地谈论民主，而是坦率地提出，中国的民主最迫切的、最起码的首先是把人当成人，承认人有人的价值。中国人从来没经历过做人的时代，只有“做稳奴隶”的时代和“连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现在应当创造一个第三时代，即人的时代。鲁迅的小说，从内容上说，其中心思想就是“人性的解放”。因此，他的小说主题，有对旧社会摧残人性行为的揭露，有中国人民在封建的黑暗地狱中的呻吟和挣扎，有觉醒了而无路可走的知识分子的深刻的悲哀，有在封建重压下人性的变态，有革命者的理想被旧人性的汪洋大海所吞没的悲剧，有中国国民性中最消极的部分(奴性)的心理现实，这种种内容构成一幅惊人的人性毁灭的图景，使读者分明看到中国实在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如果不加以抗争，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就会被埋入古老的“坟”中。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第一次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的是周作人，他发表的《人的文学》，主张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而排斥非人的文学。周作人对中国文学传统作了彻底的否定。他认为在中国文学总体中，属于人的文学极少，倒是充斥着非人的文学，这种非人文学共有十类：(1)色情狂的淫书类；(2)迷信的鬼神书籍(《封神传》、《西游记》等)；(3)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4)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5)奴隶书籍(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6)强盗书籍(《水浒》、《七侠五义》、《施公案》)；(7)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8)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9)黑幕类；(10)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周作人认为，这几类书籍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环人类和平的东西，都应该加以排斥。这种一概加以排斥的论点，确实陷入了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如把我国优秀的小说《水浒传》与《施公案》相提并论，把《聊斋志异》、《西游记》这种带着神魔妖怪外壳而实质也写了人的愿望的作品，笼统地视为反人道主义文学是不妥当的。但是，他看到中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非人的文学，妨碍正常人性的健康发展，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文学观念的突破。由于周作人自觉地提倡人的文学，因此他开始注意到人的二重性。他说，人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而这个命题包括两个要点：(1)从“动物”进化的；(2)从动物“进化”的。既然人是从动物来的，就保留着动物的某些自然属性，但人又已经进化并且超越了动物的自然属性，而具有社会属性，并成为人的根本属性。因此，人性就有了以社会性为主要特征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内涵。因此，他认为灵与肉不是二元的，而是一元的，正常的人，应当是灵肉一致的人。他针对古人的灵肉二元观发表这样的意见：“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于在发展这种神性。其手段便在于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04页)对于周作人提出来的“人的文学”观念，胡适、傅斯年等都热烈地响应。
把人的解放发展为被压迫者整个阶级的解放，由此而出现“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继而发展为“工农兵文学”，这是人的更深层次的发现，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由于这种思潮在自己的形成期就受到国际上“左”倾文化思潮的影响，因此，在幼年时代就表现出过左的倾向。
第二次人的发现，是五四以后的二十年代到三十、四十年代。这是更高层次的人的发现。这是我国一部分先进的文学艺术家，他们发现了“救救孩子”的呼声未免太空洞，也就是说，只喊封建社会“吃人”太空泛。他们发现了现实的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压迫者，吃人者，一部分是被压迫者，被损害、被奴役、被污辱的人，他们觉悟到，人的解放，首先应当是被压迫者的解放。这一思潮，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更加科学化。因此，当时发现了人的价值的文学艺术家，就在更深的层次上发现了人类整体中的主干部分——被压迫的工农大众的价值，把人的解放具体地从“个人主义”式的解放发展为被压迫者整个阶级的解放。在文学上出现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发展为工农兵文学。这种人的更深层次的发现，毫无疑问，是一种历史进步。但由于这种思潮在自己的形成期就受到国际上“左”倾文化思潮(如苏联的拉普派)的影响，因此，在幼年时代就表现出过左的倾向，如忽视文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用政治宣传来代替文学艺术，用脸谱化方法来塑造工农形象等。关于这点，瞿秋白早就意识到了，他当时对此作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这个时期在小说中获得很大成功的是茅盾的《子夜》， 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日出》等，这些作品都明确或朦胧地意识到人分为两个互相对抗的部分，人的解放首先是被压迫者的解放。这些作品至今还有艺术魅力，是因为他们所塑造的人物性格是丰富的，在很大的程度上已打破了性格单一化的格局。这一思潮，发展到延安时期，更加明确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表现人明确地规定为表现工农兵。在这一思潮中出现的杰出作家是赵树理。关于赵树理，我和楼肇明在《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历史贡献和时代局限》一文中曾经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不仅第一个成功地描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农民的觉醒和斗争，塑造出众多个性鲜明的农民群众的新人形象，而且以中国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写出他们的觉醒和斗争，从而使新文学完完全全地大踏步走进了茅屋村舍。这是赵树理及其创作流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也指出他的时代局限：“我们以为中国古典文学绝少展开人物的心理活动，而只在人物的行动中加以少许点缀和体现，其实并不值得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家去唱赞美歌，揭穿了无非是那个社会对人的价值的冷漠在文学表现上的一种反映。阴谋、权术、伪善常常表现在假面的告白之中，而绝少作为内心的抒情独白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国民族的含蓄、自我克制这样一些美德和与此有联带关系的麻木、忍受这样一些缺点，也何尝不与沉重的压迫有关。更何况随着社会生活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心理活动、内心世界，是决不会日渐贫乏，而只能越加丰富和复杂。株守以人物行动刻画人物心理和人物性格的办法，是注定要落伍于时代的。赵树理在自己的作品中坚守这一祖传的美学秘方是合理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但在今天看来就未必不是一种需要加以变革或扬弃的时代局限了。”赵树理的传统在解放后得到发展，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连赵树理也难以生存，他解放后注意了现实主义的深化，典型的深化，但是都被视为邪路。因此，他经历了很痛苦的升降浮沉。由于阶级意识的畸形强化，极端的阶级观念的不断发展，第二次“人的发现”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幸地走向绝壁。此时文学也“以阶级斗争为纲”，只能表现一种人，服从于这一种人，这就是“高大完美”的所谓“无产阶级英雄”。此时，人在一种神圣的虚幻的灵光中消失了，丰富的人性干涸了。文学上人的观念发展到这个地步，最深广的人又变成了最狭窄的人，人变成非人，而与这种观念有距离的作家文学家皆被视为异端，这个时候，“五四”开始形成的“人的文学”思潮和三十、四十年代形成的工农兵文学思潮又走入了死胡同。中国文学艺术处于深重的灾难之中，人们的精神感到极端贫困)整个文化艺术处于呻吟与垂死之中。文学中人的观念沉沦了，偶尔出现的零星的关于人性的呼吁，无一不被暴风雨般的政治运动所审判。
阶级观念的极端化，是中国整个民族性灾难的一部分。因此，随着这种灾难的结束，中国又出现一个新的文学思潮，这一思潮是对第二次文学主潮畸形极端化的否定。
它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对历史的反思，二是人的重新发现，三是对文学形式的新的探求。而中心思潮是对人的重新发现，因为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中人的异化的抗争。这一次的人的发现，在某些内容上是五四运动人的发现的重复，但这又是在新的层次上的人的发现。与这个文学新思潮同时出现的，在文学理论上，也重新出现了人，重新论证人既不是高大完美也不是一无是处，既非神也非鬼，人就是人，人应回复到人自身，于是，人的主体论，人的价值论重新苏醒，人又从天上回到地下，从地狱升人人间。近年来，新时期的作家又进一步把人深化，把人物性格深化。我们看到的人的内在性格世界，比起“五四”时期那些作家笔下的人物，更加复杂了，也更有现代人的意识了。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积淀了更多现代人的情感，他们的内心冲突，不象“五四”时期那样，主要是新旧伦理观念的冲突，而更多的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是趋向现代化的性格因素与趋向保守化的性格因素的冲突。总之，人的杂色，人的深层世界中的杂色被发现了。
新时期文学对人的发现，与“五四”时期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其内涵还有一个更显著的区别，就是“五四”时期对人的肯定，是求诸“社会”，要求社会改变吃人的历史，要求社会肯定人的价值，包括肯定小人物的价值。而新时期文学，他们则主要不是求诸社会，求诸他人，而是求诸“己”，求诸自我。我们看到一些诗人和作家，他们主要的目标是谋求自我肯定，自我解放，他们不再是弱者，而是强者，是在命运的面前坚强地站立着、自主意识很强的人。他们也不是象子君那样，仅仅在个人范围里谋求对自身命运的选择，他们是一些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新人。他们通过对自我的肯定，不仅赢得个人心灵的安宁和尊严，赢得自我的实现，而且赢得人的本质的实现，即通过对自我的肯定达到对人的本质的占有。因此，可以说，“五四”时期人的发现，是对人的弱者本质的发现，而新时期的文学则是对强者本质的发现。
总之，上述三次人的发现过程是一个从非人到人(肯定)、从人到非人(否定)、从非人到人(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书摘
刘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