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十七、十八世纪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理性主义”时代为参照系，那么，“现代主义”呈现出的确乎是一种非理性特征，这几乎是为人所公认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总体上把握“现代主义”，那么，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强烈的主体意识。这是一个主体意识充分自觉的时代。“现代主义”思潮的对生存世界的怀疑、焦虑，以及主体被异化后表现出的孤独感与失落感，乃至由此引起的对主体存在的探究和怀疑，无不是蕴含着丰富的理性思考。因此，“现代主义”在这种意义上说，并非是对理性的彻底否定，而是这种理性思考掩藏在非理性的表层特征之下，潜入了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主体意识之中，并从他们对社会人生的观照和反映之中强烈地表现出来。也可以说，理性主义由“古典时期”对外在宇宙的审视转移到对主体自身的重新估价上来。其中也许包含着深刻的二律背反：主体意识的自觉之中所包含的严肃的理性审视以一种非理性的表征显现。我们无论从萨特的对存在的本体思索，还是从弗洛伊德对人的心理结构前所未有的深入的探索；无论从高庚的那幅名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还是从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都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渗透着理性的主体反思。
而“后现代主义”却表现出了鲜明的理性淡化的趋向。杰姆逊谈到“后现代主义”对理论的态度时指出，“和哲学相对的理论不再精心构筑通往真理的哲学大厦”，并指出当代理论普遍抛弃了“四种基本深度模式”，而代之以平面的、表层的文本游戏。“不说某种哲学观点错了。而说其文字不对，表述有问题，是修辞的问题，而不是逻辑的错误；因此现在的论争往往不是围绕着思想，而是以文本为中心。”
我们认为，这种对“四种基本深度模式”的抛弃，以及取而代之的“文本主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非理性主义，是对理论思维的厌倦，是理性主义的反动。
如果说尼采的“上帝死了”，仅仅导致对理性的权威乃至上帝的怀疑和否定，从而迎来了“现代主义”哲学流派纷呈的局面，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是理性本身的否定，表明人的思维水平退化到一个浅思维的层次上。而文本中心的趋向，也说明了思维所关注的对象由哲学意义上的理性内容，转移到了纯粹的“文本”意义上的形式。而这种理性主义的反动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一种回归，不是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路，而是表现出一种似乎更难把握的文化倾向。从而在美学特征上也显示出一种与“现代主义”完全不同的特点。
“现代主义”在怀疑、探索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有史以来最深入地探究了主体世界，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及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渗透与介入。因此，在美学特征上，是主体的艺术风格的高度自觉。按杰姆逊所说，即“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可以说是追求个人风格的文学艺术”。而“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个人的风格消失了”，“后现代主义最根本的主题就是复制”，“后现代主义最大的特征除了美学上的民粹主义、复制现象外，就是一种新的平面性，无深度感，严格意义的表面形象。”这里面表现出的是艺术家主体意识的淡化，这种“复制”本身，取消了“群众与作品间的距离”本身，也就是艺术家创作风格和个性的消融。追溯到思维方式上，也许正是理性淡化的结果，对所表现的内容缺乏一种理性的观照，只能使作品流于肤浅，流于平面化。这不仅说明艺术家对生活缺乏一种执着精神，而且也意味着对艺术本身热情的衰减。
杰姆逊概括的“后现代主义”又一特征是：商品“不再是一个纯经济的概念，它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概念，含有文化的内容”，“后现代主义中美学意义的产品是和商品生产密切地融合在一起的”。可以说，这种特征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化无孔不入的结果，从而使商品带上了泛文化的性质，也可以说是商品具有了一种审美化的美学特征。艺术受商品化的影响和制约，商品对艺术的渗透，虽然也可以说是文化的带有主动性的扩张，但却似乎是文化自身的不幸。也许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美学上的新平面性和无深度感的又一重要原因。
这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审美心理因素。杰姆逊很重视广告在今天的西方对思维、意识、文化及欲望的渗透。而这种“广告文化”，正是商品化与艺术互渗的结果。艺术毕竟是艺术，诚如杰姆逊指出的那样：古典美学强调审美的“非商品化”，也就是强调艺术的超功利性，超利害性。文学艺术毕竟有其自身的独特的质的规定性，有其“文化圈层的自律性”，它作用于人们的深层审美心理结构，并积淀成人类文化——心理结构中的“知情意”(李泽厚语)，而“广告形象”却更直接地作用于人们心理浅层的消费欲望，从而使人们在接触“广告形象”时，其形象本身的审美特征已基本上消亡，只剩下广告自身的规定性。
因此，“后现代主义”商品化的渗透，“广告形象”的无孔不入，造成艺术“自在性”的某种丧失，其结果，自然是审美过程中距离感的消失——而距离感却恰恰是审美的先决条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不能不是艺术的倒退——尽管这也许是一个简单化的价值判断。
读者·作者·编者
吴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