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在现代中国的遭遇，与历史上的相比有颇为不同的一面。过去，大多骂编辑是“书贾”，说他们克扣版税，没有眼力，积压稿件，诸如此类。当然有骂错的，但不论如何，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存在。现代的编辑，在很长时期里被目为在文化战线实行“全面专政”的代表。于是，编辑的形象更坏。有用的书出不了，稿子发表时遭到无故删改，被认为责任多半在于编辑，包括那家出版社。“书贾”之名，又没因此完全取消。譬如说，一家出版社出版一部学术著作亏本一万元，多半无人知晓(事实上这是当前没一家出版社没有做过的事)，但如果是某单位捐款一万元资助出版，其舆论影响又为何如？此无他，你原本就是搞这买卖的呗！
　　编辑审稿过严，删稿过狠，都是事实。但是，在不宽容的气氛下，这岂是编辑的过错？！在这种风气下，编辑自然而然地成了“审查官”。在近几十年的编辑应用文中，“尊稿经我处审查，认为……”已经成为套语，谁也不以为怪。文化环境不宽松，编辑首当其冲，既成为不宽松政策的执行人，又是不宽松政策的受害者。这不是编辑的本来面目，也不是当编辑的自己的愿望。
　　要解放文学生产力，解放哲学生产力，……同样重要的是要解放编辑生产力。也许这还更重要一点，因为编辑生产力解放了，才更可能解放其他学术理论的生产力。
　　编辑当然有社会责任。编辑要把关，要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行为规则，基本理论思想。作为一个刊物的编辑，还有由这个刊物本身性质所决定的种种限制。无限制的“编辑自由”是不存在的。但是，目前一个编辑的首要社会责任应当是解放知识的生产力，而不是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