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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九月，时逢哈佛大学三百五十周年校庆。庆典期间，布满常青藤的赭红色古老校园里，鸽哨与教堂钟声齐鸣，彩幡同黑袍方帽交辉。虽然里根总统没有到场作传统的祝贺讲演，鲍克校长的贵宾席上云集各国各界显要，倒也不觉冷落。一场轰动新闻的“两个总统之战”(哈佛校长和美国总统在英文里都称President，所以里根要求获得哈佛荣誉方帽的暗示发出之后，鲍克毫不客气地向报界宣布，他无意奉承“另一位总统”的虚荣。一时演成知识界领袖同政府首脑的对垒局面)，居然以堂堂美国总统铩羽告终，社会舆论难免沸沸扬扬。这场冲突，从时事政治角度看，象征性地反映出哈佛作为民主党堡垒、美国政治的传统发祥地，同里根共和党政府的抗衡力量(哈佛毕竟养育过亚当斯、罗斯福、肯尼迪家族六位总统和一个基辛格博士、还有数以百计的参众议员和大法官，以及当代美国五百家大财团中三分之二的决策经理)。若向文化思想层追究，贤仁之士便会指出：鲍克的举动虽属空前未有，却不怪诞离谱。哈佛传统的形象和地位，以及它自认对社会民族负有的责任感，会驱使任何一个哈佛校长作出类似决定，坚持既有的思想原则。
那么，这神圣不可侵犯的哈佛原则是些什么名堂呢？从市井议论、公众印象入手很难说清其中内容——它既不是电影《追逐功名》(Pap－ercbase)中各路神童大战考试地狱、拼夺名次的残酷竞争法则；也不是小说《爱情故事》里纨<SPS=1575>子同大亨父亲决裂，自谋生路，磨砺人格的典型美国成功模式；时尚男女半嘲半羡的“哈佛风度”概括不了它的思想实质；七十国首脑调查推它为全球性精英摇篮(自然也包括宋子文、赵元任、林语堂、王安这批中国名流)的褒奖也难说明它的精神目标。
靠读书解疑，也颇不易。因为几百年的哈佛校史档案、教育研究资料和历届权贵校友的评价、回忆足足可以堆满一座图书馆。不少学者(出名的如S·E·莫里逊教授)甚至把“哈佛研究”当作毕生事业，以“先有哈佛、后有美国”的虔诚信念著书立说，阐发教育立国、大学乃文明基石的论点。虽然杀鸡错用牛刀，倒也提醒我们注意人家在教育思想方面的建树和积累。
偷懒省心的办法是选读哈佛校长们的教育论著。这帮人身兼一流学者和治校大师，往往渡人过迷津，轻舟熟路。我在校读书时翻过两本，一是普西校长(N.M.Puesy，一九五三——一九七一年第二十四届)的《学者的世纪》，再就是鲍克(Derek Bok)一九八二年新作《超越象牙塔：论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这里以学生之见妄评校长的书，让海内外学长和在校的中国同学们见笑了。
鲍克是美国有名的劳工法专家，哈佛法学院院长，一九七一年接替老普西升任第二十五届校长。上台十五年，他在增加女生、少数民族和外国学生比例、强化公共关系、筹集巨资养校方面政绩斐然。一九八三年他率众校长抵制政府有关限制共产党国家留学生就读保密技术专业的规定，维护了炎黄子孙的求学各种科学项目的权利，尤其令人感慨。
鲍克《超越象牙塔》一书，主要功绩是对美国教育思想中著名的三A原则——即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Academic Freedom，Academic Autonomy，Academic Neutrality)——作出重新肯定和修正，巩固了哈佛在美国高校中的思想领先地位。经他锤炼的三A原则，环环相扣、互为依存。很多人认为这不仅是今后哈佛立校治学之本，也是它捍卫自身权益、履行社会义务的准则。可叹里根英雄一世，在好莱坞和国会山见多识广，却不甚晓得鲍克夹袋中这柄三棱宝剑的厉害。——写到此，觉出自己又被阿Q的魂灵缠身：刚去了一趟城里，也敢回未庄茶馆来吹嘘外界玄妙，还忍不住要挥掌代刀，口作“喀嚓”之音。惭愧。
其实，这三A原则与我国科举同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本无稀罕。不同的是，我们自辛亥革命后几番砸烂传统，另起新庙(先废科举、兴西学，继而照搬苏制、院校调整，最后统统打翻、斯文扫地)，一度元气大伤，国脉沉微，至今还面临艰巨的重建和改革任务。而美国学校由简陋落后到兴旺发达，注意择优而谋、代代加固。如今不仅有哈佛国宝炫耀于世，还有兴致来琢磨中国的孔夫子和“文化革命”
要破除外邦神话，当对哈佛教育思想及三A原则的形成经过有所把握。
哈佛和美国现代教育原有三大思想来源。
第一是从英国带去的牛津一剑桥贵族模式。它讲究对少数优越青年施行道德、情感和心智的三方综合训练，造就具有精英素质和特权意识的绅士阶级，靠他们领导社会、监护文明。一六三六年十月，“五月花”号登陆刚满十六年，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当局见数千移民住进茅屋，村上马马虎虎立了教堂，便发狠心拨出四百镑(全部税收四分之一)，立法建造哈佛。称办学小镇为剑桥，给镇上一条破街起名牛津，又请来几位牛津、剑桥出身的神职公仆执教鞭，指望这座比武训义学还不如的可怜学堂为北美蛮荒大陆培养“饱学的神父和识字的人民”。物换星移，沧桑几度。哈佛创业艰难，却坚持仿效英制标准，陆续设立导师制、学舍制、讲座基金和排外性学生联谊团体，造成浓郁的贵族学校气氛。在柯南特校长(J.B.Conant，一九三三——一九五三年第二十三届)任期内，它同耶鲁、普林斯顿等传统名校结成“常青藤联盟”，雄踞美国精英教育之首。
英制贵族教育虽然具备延续传统、稳定统治的优点，却思想保守，教材陈腐。十九世纪下半叶，艾略特校长(C.W.Eliot，一八六九——一九○九年第二十一届)大力引进德国试验室模式，使哈佛焕发了科学与思想的朝气。德式教育(此乃第二思想源泉，也是现代研究生教育和专业研究院的发端)以实验室和研究课为中心，师生互利、教学相长。它强调大学的首要职能是以示范性思想和科学发明服务于民族、社会。艾略特校长当政四十年，发誓要“创建有史以来最高水准、最大规模的新型大学”。哈佛奋力图新，改革系科与课程设置，努力集优秀学者和出色学生于一堂，走研究与教学合一的道路，终于在本世纪初建成了拥有十所研究生院和众多领域超一流学者的研究型综合大学。
第三来源是植根于美国革命和人权法案的民主化教育思想。这一思想的代表杰弗逊总统声言，“要将最大量的知识最大限度地向民众普及”，并认定公众教育是美国民主的基础，因为“只有有文化的国民才能理解、享有并以生命捍卫民主制”。到了杰克逊总统时代，杰弗逊思想深入民心，具体化为联邦法案(如一八六二年莫利尔法案规定各州拨专用地、款建州立大学)和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公共教育体系(公立学校、公共图书馆和廉价出版物迅速将文盲比例降至一八八○年的百分之九)。公众教育一反英式特权偏见，强调平均施教和实际技能传授，以满足开发西部、同化移民、训练从业人员等急需。注重经济和政治效益的同时，它却忽视心智发展和学术尊严。对此，法国思想家托克威尔在考察杰克逊时期美国民主之后深谋远虑地指出，民主化教育具有危险的“削平力量”，它能以压倒一切(包括独创性学术思想)的垄断型公众舆论，造成“民主暴政”(托克威尔有关美国式民主的精深思想当另辟专文分析)。
为克服“削平力量”(levelling power)的威胁，维持少量精英教育同大规模公众教育的平衡均势，哈佛在对英、德模式兼容并包、嫁接出新的同时，有保留地选择吸收本土民主化教育思想，精心设置既适应美国国情、又有别于平庸和单调的政策，形成了高压与自由并重、热烈理想和冷酷世故共存的特殊校风。例如，在接纳女性、贫寒子弟和有色人种持通达态度的同时，它不肯降低智商与操行高标准。为顺应学生民主要求，传授社会急需技能，它首创“自选学分制”(Elective System)；改革之后仍坚持通才教育和全面训练，要求本科生必修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三大主课。对下，它鼓励本科生提前选修研究课程，特许杰出青年教师享受高级科研待遇；对上，它设立校级终身教授制(University Professorship)和校长长期连任制(一般超过美国总统任期二——三倍)，以保证八大校级导师(不必亲躬执教)对几代青年高高在上的精神熏陶，确立德高望重、经验超群的哈佛校长面对民族和社会的权威发言权。谈起革命传统和民主理想，哈佛可以历数从独立战争到二次大战中出兵员、献武器的丰功伟绩(仅二次大战从军的师生就有两万多)；面对现实，它深为“水门事件”这样的政治舞弊所激怒，所震动。十多年来一面呼吁重建社会道德，声讨礼崩乐坏，一面拒不信任共和党政治家，甚至以教训里根总统来昭示天下，申扬清明政治。
然而，这些苦心竭虑的校政谋略仍不足以抵挡外界(在美国历史上，它包括宗教裁判、经济寡头、大众舆论和左右派政治势力)对教育和学术的干挠和冲击。美国教育思想家既然把教育看作民主基础和国脉所系，也免不了要象美国革命导师设计永固江山、最佳政体那样，死死追寻一种超稳定教育结构，维护大学的自身权益。这便有了三A原则。
一九一五年全美大学教授协会(AAUP)宣告成立并发出宣言，首次阐明了学术自由原则的三项要点，即教授作为学者和知识传授人有言论自由；教授生计应有长期或终身雇佣合同保障；教授受校纪制裁时有权申诉，并要求说明理由(限于道德败坏和不胜职守)。此时的学术自由原则仅具备保护教授基本权利的功能，目的是限制校董会中宗教狂热分子和百万富翁肆意撵走教师、干扰教学的野蛮行径。指责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可就错了，因为当时提出学术自由的要求受到了工人运动影响，而教授们争取的雇佣合同制同工人阶级为之奋斗的“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具有类似的进步性质。不过，由于惹不起资助大学的老板，哲学家杜威和洛夫乔尔等人在学术自由之后又追加了学术中立妥协条款，担保教授们的自由以校园和学术圈为界，对外则严守中立，不过问政治和社会的敏感问题。
这种端人碗、受人管的被动局面，迫使教育界领袖进一步思索根治方案，力求解决经济独立、校政自理的关键问题。有关学术自治的原则，最终在罗斯福总统支持下，由弗兰克福特大法官(Felix Frank－furter，哈佛法学院教授，一九三九——六一年联邦最高法院的罗斯福亲命)作出了法律界定：“为社会公益着想，政府应尽量避免干涉大学事务(紧急非常情况除外)。大学有权从学术角度出发，决定谁教书教什么、如何教，以及谁来学等问题”(见“斯韦泽对新罕布什尔州”一案的最高法院裁决)。
同众多公立大学相比，哈佛在学术自治方面觉悟较早、成效较大，这同它自身的特殊经历有关。建校之始，它是法定公立学校，由当局提供津贴并任免校长。因为穷，它却不得不搜罗民间资助，两条腿走路(开学没几天，首届十二名学生里便死去一个叫约翰·哈佛的小牧师，学校得了他少许遗产便定名哈佛——如今再没有这等便宜事，就算王安博士捐出千百万也难买下哈佛一幢实验楼的名字)。随着募捐超过公助(一八八三年州政府停止给钱，哈佛也变为私立)，学校逐步趋向独立自治。一七○八年洛瓦瑞特教授成为第一位非神职校长。一八六五年州政府不再任命校长、校监，改由校友会民主选举。待二次大战结束，哈佛的教授讲座基金已达二百多种，亿万校产之外又有滚滚而来的巨额捐助。清水衙门般的庄严学府演变成善于理财盈利、满世界投资放债的超级企业(现成养着大批经济、法律顾问和管理行家，岂有不富之理)，这才在招生、聘教、教学科研和校政决策各方面实现了真正的学术自治。
三A原则在逆境多磨中挣扎而出，却并不从此逢凶化吉，天下太平了。六十年代狂飙突进、学生造反，使得美国教育思想受到巨大考验，三A原则也成为教育界大辩论的中心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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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加州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凯尔(C1ark Kerr)专程来到哈佛校园，发表了轰动全国的“巨型大学”(Multiversity)宣言(见凯尔《大学的功用》一书，哈佛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凯尔宣言的核心是要打破三A原则(尤其是学术中立)的保守性。他呼吁师生走出知识飞地，面向大众、参加改革(指肯尼迪总统雄心勃勃的“伟大社会”政纲)，以社会需要为己任，充分发挥现代大学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
战后美国政府重视军备、急于争霸，不惜大幅度增加对高教科研拨款(一九六五年达每年三十亿)。各大财团和基金会着眼于扩大国际影响、输出美国经济文化产品，也纷纷慷慨解囊，赞助教育。所谓“巨型大学”主张，正是这种乐观局面下冲昏了头脑的书生之见——也怪参战一代的父母死命生下太多的战后婴儿，孩子们长大又蜂拥进了大学，逼得许多州立大学在六十年代迅速扩张。凯尔宣言之后，加州大学转眼有了二、三十万学生，还内引外联、走向社会，什么都干，过问一切。引动西欧国家对这种开放式巨型教育惊羡不已。与之相比，哈佛始终保持两万左右学生，其中研究生过半，实在显得保守落后，经院味十足。
但保守有其道理，中立也不无明智。上千万当鸭子放的大学生不久便冲决罗网，卷入社会动乱，从自由言论(Free Speech)、垮掉一代、嬉皮士和性解放一直闹到新左派和格瓦拉式城市游击战。走在开放前列的加大和哥伦比亚等校首当其难。校园里硝烟弥漫、枪声大作。面对学生横尸草坪、军警挥棍舞铐，校长和教授们老泪纵横、吵成一团。
鲍克在《超越象牙塔》一书中开篇便讲凯尔宣言，再就“行动派”和“保守派”争持不下的观点左右开弓，批驳纠正。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他重新订正了三A原则，并以此拍板定论，收伏天下人心(哈佛派头，有年数了)。鲍克的具体论证不必细述，这里仅对哈佛标准的新三A原则略作评价——不知校长能判给几分。
一、鲍克的新三A原则和哈佛传统的教育思想，从大范畴归纳，属于开明、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建立在“政治特权加知识精英”的狭隘基础上，它摆脱不了封建贵族标记和局部反民主倾向。在承认它自我革新快、富有科学精神的同时，我们要指出它的局限：理论上它突出少数人(尽管不强调权力世袭、允许知识权贵入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实践中它易于脱离实际、孤立自身——肯尼迪总统任内的白宫班底全部由哈佛人马组成，号称美国政治史上“出类拔萃之辈”，其实际政绩，却不见得比平民化总统约翰逊来得稳重扎实——对此哈佛应该反省，在教育思想中实行更广泛的组合搭配。
二、鲍克将老三A原则中的“学术中立”思想扩展为现代大学的“公共关系准则”，为新的三A原则找到了平衡支点，此举立意不凡。现代大学有了学术自治保证，应能享受较充分的学术自由。是否就因此抛弃中立原则呢？保守派坚守象牙塔，不问世事、潜心修道的立场不可取，因为他们否认大学对社会应负的现实责任。行动派以救世主自居，盲目夸大教育与学术的神威，急功好利，过分卷入时政，结果也不美妙。鲍克审时度势，提出的见解较为明智。
他认为，现代大学一变十九世纪的单纯封闭，已变成沟通社会各界、身兼多重职能的超级复合机构。现代大学的规模与威望将同社会对它的需求和干预同步增长；在此背景下，消极回避或盲目参与都会伤害关联的双方。唯有严格区分社会的长远利益和近期需要，一面力所能及、不失时机地为之服务(训练人才、培植新技术和新思想、提供广泛的专业咨询)，一面又不偏废自身最根本的使命(基础研究、远景预测、对青年的道德传统教育，以及对民族文化和精神水平的逐步提升)，以实现社会和教育两者比较和谐的互利共进。
同政府关系方面，鲍克也提出了折衷方案，争取政府的认可与合作。他建议，政府在实施必要的教育管理和节制时，应采取灵活多变方式，尽可能不抵触大学的自治原则。政府对大学有限的管制可采取四项可选方案：立法禁止；设立限制程序；提供替代形式；或利用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自然筛选。
三、如果说鲍克的公共关系准则比较切实可行，公允持重，有助于美国大学的未来发展，那么，我们即应该从现代管理科学的角度，肯定新三A原则具有的显著优点——教育高效率和社会安全性。
旧三A原则以自治、中立求学术自由，其初衷反映出知识界划地为牢、与世无争的软弱性。六十年代它自我膨胀，险乎变成君临一切的准强权主义。这从正反两面暴露了它的弊端，说明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及其思想的畸形扩展，都可能扰乱平衡，危及社会整体。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鲍克禀承美国民主政治和管理权术的传统思想，牢牢地把握住大学与社会既相互关连、又扼制对方的关键机制，削除旧三A原则的片面与偏激，力图使教育在与社会保持适当距离的条件下，较为长久地、稳定地发展学术和思想，在超越社会纷争与一时倾向的同时，对社会和民族履行应尽的义务。
在美国教育思想家们看来，一个有着健全自我意识和强烈责任心、并且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不但能够促进科学与文化的繁荣进步，更要紧的是它能以自身的稳定和自尊去校正社会的一时偏向，掣肘其他集团的盲动。新三A原则的灵魂是要摆正教育与政治、经济的适当配置和比例关系，求得各方的克制和超稳定性，又不割断其间的血肉组带。它最终的关切，是繁荣中的安全、变革时的稳定。
美国现代汉学之父，哈佛校级终身教授费正清在他最近的自传中承认，他至今解决不了现代中国史上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千百万受过教育的青年学生会在一夜之间变成红卫兵，孔夫子到哪里去了？与此对应的有个美国例子(不知能否解答费教授的难题)，说是六十年代哈佛也有少数激进学生，一觉睡醒后扬言要火烧校园里最大的瓦德纳图书馆——却没能够毁及片纸只字。因为出师那天，有一列白发苍苍的哈佛教授排在高堂玉阶之下，标语牌上只写了三个英文字：Walk upon Us(踩着我们的老骨头过去)。小皮漏们在围观群众哄笑声中败退，而警察老爷只顾看笑话竟忘了形。
当时的哈佛校长，饱受麦卡锡反共迫害和左派学生暴乱两头冲击的普西先生字字珠玑地告诫后人：“学校生来就免不了要为社会作各种杂差琐事。但我们一刻也别忘记，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追求真理，真理的本身——而不是去追随任何派别、时代或局部的利益”。
由此想到的是中国教育。费正清教授虽然为“文化大革命”和孔夫子困扰，他毕竟独具慧眼，看出中华民族两大潜在优势——第一是低水平的物质生活要求；第二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优质人才储备，一经开发，二十一世纪的历史钟摆不免会向东方偏移。如何开发？中外各种模式的教育思想都可资参照，哈佛教育和新三A原则亦然。
(Derek Bok：Beyond the Ivory Tower：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edern Univers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本文鲍克像，丁聪画)
哈佛读书札记
赵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