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日致张抗抗信：
……《隐形伴侣》中写的生活，写的人物，写的感受体验，写的意识流动，我都熟悉。尽管我没有到过北大荒，但我到农村插过队，到农场垦过荒，在一个僻远荒凉的乡下结过婚、生养过孩子。有些情景，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境遇的改变，已经渐渐地淡漠、遗忘，却又被您的小说不绝如缕地牵引出来，这并不是很舒服的事。
由您的小说我想到，我们这一代人活得实在艰难，也实在可怜。您看，陈旭活成那个样子，活得是那样沮丧；肖潇活成那个样子，活得那么沉重；志满意得的郭春莓活得其实也很艰难，她不得不给自己穿上魔鞋，去发癫发狂。就是我们现在，活得也还并不畅心轻快。人，为什么如此难做呢？是人性本身存在着不可疗救的症结，还是环境在处处对人的生命施使着逼煎？为什么说谎不行，真诚也不行？愤世嫉俗不行，洁身自好也不行？何是善，何是恶，何是美，何是丑，何是有用，何是无用，到头来说得清吗？也许，人注定要生存在一种两难处境中，混沌一点，糊涂一点，也许就会好过一点。然而小说中偏偏又有那么个邹思竹，他非要把这些撕扯不开的难题析个水落石出、黑白分明。他简直是一个“巫”，却又赶不走自己心中的“鬼”，弄不清他自己灵魂中的那个“隐形伴侣”，最后，他只有发疯了。这都怪他有一个思虑过重的脑袋，他的那副荏弱的躯体承受不住这么重的一颗脑袋。我们难以舒心的大约也是因为有一个太过沉重的脑袋。您倒好，您在小说中将自己的积郁升华出来，让一个可怜巴巴的邹思竹替您发疯。
《隐形伴侣》的调子是沉郁凝重的，它不是一杯调制可口的软饮料，不是一把舒适自在的安乐椅，然而它却教人领悟一代人的心灵。我倒是希望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人也都能读一读它，让他(她)们的心灵也变得粗糙柔韧些，不致于太娇贵细嫩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五日致张抗抗信：
……您送我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隐形伴侣》一书的单行本，我再次浏览了一遍。这次重读，所谓“评论家”的怪癖却又发作，我不得不思考着您的这部小说中究竟都写了些什么？
显然，小说中是写了当年苦熬在北大荒的一群“知青”众男女的生活。对于这种生活您有着切身的体验，再加上女性作家细腻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您写得是很精彩的。小说的主线是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在荒原上的痛苦的爱情纠葛，其中亦不乏或软绵细密或惊心动魄的文笔。当然，小说还写了一代人的命运，写了他们在一个荒诞的年代里被扭曲、被窒息、被戕害、被欺骗、被凌辱的悲惨遭遇，您由此给读者创造出一个长长的人物画廊。这些都是小说中存在着的，然而，依我看这些并不就是您在“这部”小说中追求的目的。与以前的《北极光》、《淡淡的晨雾》不同，您在这部小说中奋力追求的似乎是在“生活”、“事件”、“人物”下边的东西。也还不是“命运”，而是“命运”下边的东西，一种在冥冥之中牵制着人的行为、规定着人的性格、支配着人的命运的东西。这是一种躁动于人的生命底层，而又悬浮于人的精神上空的东西，一种既属于心灵方面的又属于哲理方面的东西。
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我看就是至今尚无一个人能够摆脱的、存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矛盾：“生命自我”与“社会自我”的纠绕和冲突。……
“生命自我”与“社会自我”，是我在给张抗抗写信时临时杜撰的两个概念。我的意思大约是想说，在一个人身上是存在着两个自我的，一个是内在的生命活动的自我，一个是受社会环境规范的自我。
在西方现代心理学中，人格的两重性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弗洛伊德曾经提出过“本我”、“自我”的概念，荣格曾提出过“阴影”、“人格面具”的概念。弗洛伊德讲的“本我”主要是一种盲目的、原始的、混乱的本能冲动，“自我”则是本能冲动与社会法则之间的一种折冲调节机制。荣格讲的“阴影”，是生命中含蕴的一种巨大潜能，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它是人的一切善行和恶行的初始的源泉，而“人格面具”则是个体在社会群体中扮演的角色，表现出个体对于群体的顺应。他们使用的概念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全都涉及到了人的生命活动与人所处的社会条件之间的极其复杂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在论及人性时，也早已注意到了人性的两重性。汉代的大儒董仲舒讲“天人感应”，认为“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他把人的自我划分为一阴一阳两个对立面，认为人的理性的本质属阳，人的情欲的本质属阴，主张高扬理性而钳制情欲。宋代的朱熹进而明确地标定人性之中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不同的成份，“天命之性”即仁义理智信等社会行为准则，被奉为“天理”；“气质之性”即喜怒爱恶欲等生命活动现象，被称作“人欲”，在朱熹一派理学家那里，“天理”和“人欲”成了两种水火不能相容的东西。
我所讲的“生命自我”与“社会自我”，一是指人的进取向上的生命意志，一是指社会在一个时期内对于人的行为模式的标定。二者可以是对立冲突的，也可以是协调和谐的。人和社会的进步皆受制于二者的关系的好恶。这两个概念与西方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和中国古代理学家运用的概念有相关之处，但其内涵并不相同。
人性的二重性，人格中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差不多成了人类精神痛苦的一个永不干涸的源泉。对此，不仅心理学家们投注了越来越多的关心，现代文学艺术家们也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生动的反映。
德国小说家赫尔曼·黑塞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对于现代人精神世界中分裂感的描绘显然是弗洛伊德型的。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是两个分别象征了欲望和理念、冲动与理智的符号型的人物，他们在小说中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人物，在人性中却是一对隐匿着的、纠缠在一起的伴侣。小说中写这两个人格迥异的人物在经过一段各行其是的人生历程后，终于在宗教和艺术的光环中融合为一体了，这种融合其实是虚幻的，这只不过是小说家的一种憧憬，只不过体现了人道主义的文学家对于人世间普遍存在着的人性分裂的焦虑心情罢了。
与黑塞不同，意大利戏剧家路易吉·皮蓝德娄在《亨利四世》中对人的处境的剖析更富于荣格心理学的色彩。这个剧本写一个现代青年人在假面舞会上扮演“亨利四世”时受到情敌的暗算，以致跌坏了大脑失去了真实的自我意识，从此后便以“亨利四世”自居，周围人便也将错就错地把他当做“亨利四世”供奉起来，他的生活便成了一场假面舞会的继续。十二年后，他渐渐恢复了清醒的自我意识，然而情人早已和自己的情敌结婚，他忍受不了这一严酷的现实，只是为了麻痹自己痛苦的灵魂，便不愿再去掉“亨利四世”这一面具。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复仇的冲动下，挥剑刺杀了往昔的情敌，发<SPS=0647>了心中沉积多年的怨愤，面对严酷的法律，为了逃避因凶杀造成的罪责，他不得不重新戴上那副“亨利四世”的面具，继续装疯卖傻。在这位曾经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大利作家的笔下，人的真实的生命已经失去了真实存在的权利，面具成了人生的“永恒伴侣”，人生则成了一个“假疯子”导演的一出虚假的“假面舞会”。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在这里几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多么荒唐的世界！多么悲观的文学家！
张抗抗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显然也在重复着“人性的探索”这一永无穷尽的主题。当然，她写的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里、特殊社会环境中的一些别具特色的生命。
不知是不是作家有意构思的，这部小说在开始的前四节中写了这样三件事：殴斗、叛逃、野合。这三件事浓郁地烘托出小说中人物的生存背景。殴斗是在农场知青之间发生的，完全是“群众斗群众”，血光闪闪中是一具具痉挛的躯体、一张张愚钝的面孔，这是一场够得上惨烈的肉搏。逃遁发生在“太阳沉落之后”，两个曾经“无限忠于”的红卫兵从“革命的第一线”溃逃下来，逃离了那个“革命化”的第七分场，象囚犯逃出可怕的牢笼，象鬼魂逃出黑暗的墓<SPS=0206>一样，渐渐远去的是知青群中绝望的哭声。野合则发生在原始洪荒的草甸子上，那是一次冒险的偷摘禁果，野草莓在草莓谷中振颤，欲望的烈火在罪恶的深渊中熊熊燃烧，天地间的一切全都幻灭了，只剩下两条赤裸裸的生命。
从残酷的殴斗，到精神上的溃退，到社会理想的破灭，正是中国的一代青年人在一场特大的社会浩劫中走过的心灵路程。“文化大革命”仿若一场“日全蚀”，在中国的土地上造成了一个反常的、病态的、霉变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的生命活动被扭曲、被蛀蚀、被污染、被毒化，小说中描绘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如陈旭、肖潇、郭春莓、邹思竹、扁木陀、苏芳、大康、以及李书记、刘老狠、鲇鱼头、小女工等，就是这样的一些生命。其中，最能够启人深思的，是陈旭。
女作家张抗抗似乎并不怎么喜欢她的小说中的这位男主人公，行文中时时流露出她对这个人物的反感和厌恶，还不只是字面上的贬抑，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意识流向。不过这倒也好，由于并不偏爱，所以作家对这个灵魂、这条生命的解剖就更深刻透辟。我总觉得，作家的探索恰恰在她真切反感的这个人物身上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在实际生活中和陈旭这样的一个人相处无疑会是一种苦刑，把“陈旭”放进文学评论的坩锅里冶炼一下，将会证明他并不是一块生命活动中的糟粕，在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陈旭其实是一个比郭春莓、比刘老狠、甚至比李书记、比肖潇更多地体现了人的本性的人。因而，生命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在他身上也就表现得更为尖锐激烈一些。
陈旭出身低微、生长在社会的下层。他有着健壮的体魄、过人的智力、旺盛的性欲、奔放的热情，有着强烈的、蓬勃向上的进取心。这是一条活蹦乱跳的生命，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基本上是一颗“良种”。但他又和其他一切生命的元结构一样，具有“自我中心”和“个人本位”的倾向，他孜孜不倦地追求占有、追求优越、追求出类拔萃，显得是那样地野心勃勃、不可一世。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毛胚，如果是生存在一个和谐的、开明的社会环境中，很可能会渐渐成熟起来，结出一个好果子。遗憾的是社会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陈旭被身不由己地卷入一场狂暴的社会政治运动中，他始而被推上虚妄的成功高峰，继而被丢弃在冷僻的角落，社会随意要他或扮演“造反英雄”或扮演“驯服工具”，冥冥中至高无上的力量忽略了这条年轻的生命同时也是一条独立自主的生命。陈旭的生命自我成了一枚任意支拨的“棋子”，成了一张随意甩出的“纸牌”。生命自我忍受不了社会角色如此无常的变换，北大荒暴虐的风雪、僵硬的冻土不足以使这条汉子退却萎缩，而那种蒙受欺骗的心理创伤却足以撕裂开这个尚且稚嫩的灵魂。
对于陈旭说来，狡侩的表叔那没有放胶卷的空相机第一次使他尝到了上当受骗的滋味，林彪政治骗局的披露则完全击碎了他对社会现实的真诚的信仰。于是，那棵“一身灰褐树皮、一树干枯枝条”、“龇牙咧嘴”面目狰狞的“老柞树”，便成了他心灵上的“图腾”，这“图腾”意味着一种剥去了梦幻面纱后的真实，一种丑的、恶的真实。真实毕竟是一种力量。就是靠这种真实，别无它有的陈旭竟然击败了德高望重的李书记，击败了善良纯情的肖潇。面对这种恶的真实，陈旭怀着宗教般的虔敬之情，而善良的肖潇却缺少正视的勇气。每当肖潇瞧见那棵只有枯枝而没有树叶的丑陋的老树时，她的头皮都要发麻，她信任并且向往的是那<SPS=0114><SPS=0115>如云的绿叶，一种梦幻般的善与美。人不能没有梦幻，但现实却并不总是靠梦幻支撑的。在这部小说中，陈旭从生命的沉沦中渐渐地悟出了真，肖潇却从美的梦幻中一步步陷入了假。多么无情的辩证法！相对陈旭说来，肖潇是单纯的，又是荏弱的，在她的自我中缺少那种支撑着陈旭的野性的、自然的东西。在她的生命中可能本来也并不缺乏那种东西，只是后来她受到的“教育”太多了，她太过于“文化”了，“丑小鸭”、“海的女儿”、“白雪公主”、“快乐王子”，还有优雅的提琴和绘画，这些可以教会她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却不能教会她对付“史无前例”的社会环境。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她成了一只可怜的迷途的羔羊。
后来的陈旭的确是变坏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本来是有力量进行一次重大的选择的，即在“英雄”和“虫豸”之间做一次抉择，而且，真正的英雄那时也已经在共和国东北部这块土地上挺身而出。不幸，陈旭却选择了“虫豸”。他开始抽烟、酗酒、撒谎、甚至诈骗、偷窃，几乎到了应该绳之以法的地步，他也因此而被训斥、被责打、被禁闭，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对于这一错误的选择，陈旭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此之外，陈旭由人变虫的悲剧，社会也有逃避不了的责任。“七分场”这个社会是不公正的。就在它严苛地惩罚陈旭的同时，却又无比宽厚地包容下更贪婪的私欲、更卑鄙的欺诈、更残酷的掠夺，它们不但是合法的，甚至还是“荣誉”的。这种种罪恶又是盗用了“革命”的旗号进行的，这些罪恶较之陈旭的恶又多了一层恶，那就是虚伪。令人作呕的虚伪。陈旭的许多情况下的说谎，无宁说是对于这种罪恶的虚伪的报复与抗争，一种无可奈何的恶作剧，一种丧失了责任感的玩世不恭。
然而，陈旭对他自己钟爱的人并不说谎。当肖潇满怀期望地问他今后能不能不再说谎时，他说：不能。这是一句实话。说出这句实话的代价是失去爱人和家庭，是从阳光下的农田沦入地层下的煤窑，这是需要勇气的，他却能够几乎是不加思索地说了出来。仅靠这句实话，也许就可以抵销他曾经说过的许多谎话。然而渴望真诚的肖潇却不要听。虔敬地追求真诚的肖潇却在一种无形的力量的诱逼下一次一次地说了假话。肖潇与陈旭分手了，这是一场悲剧。更深层的悲剧是他们各自的心灵都被割裂了。陈旭为了固守他生命的自我，失去了在社会中存在的权利，他将象一条孤独的狼一样被放逐到无人的荒原上；肖潇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她扮演的角色而扭曲了真实的自我，她可能会象一只温顺的羔羊为瘟疫般流行的社会病症所侵染。这就是张抗抗在她的小说中描绘的震撼人心的悲剧情景。
个人的悲剧往往也是社会的悲剧。小说中的社会——半截河农场第七分场，是一个无视人的生命存在、无视人的内在价值、无视人的独立人格、无视人的正当权利的社会，是一个封闭的、僵化的、畸型的生存空间。在这样的环境里更容易培植出专制的权力者、卑劣的说谎者、邪恶的叛逆者。我这里肯定了陈旭，只是肯定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存在。资产阶级的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过：一个好的社会允许并鼓励人的心理需要得到满足，而坏的社会却相反，在一个病态社会里，爱情、安全、尊严、信赖是不足的，而仇恨、羞辱、恐惧、轻蔑和专制却大大过剩，在这样的社会中，青年一代便会退回到一种真正自私的、玩世不恭的生活中去。马斯洛的话本来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说出的，令人痛心的是，在我们国家的一个特定的时期里，却发生了这种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人和动物毕竟不同。人的健康的生命活动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归根结底，人的本质是根植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土壤中的，贫瘠苦难的土地上总是较难生长出欢乐健壮的生命。《隐形伴侣》中曾写到一个新的小生命的诞生：
她睁开眼。微弱的烛光下，有一个用毛巾裹着的粉红色的小东西。布满皱纹的小脸上，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象一个小老头子，或是一只小猫，一只小耗子……她完全不能相信，这就是她的孩子——他看起来更象一个蠢蠢的小动物，她难以在上头找到自己血肉的印记……他咿咿地哭，同一切婴儿毫无例外。但他不象她听到过的男婴的哭声那么嘹亮、无所顾忌。他是怯怯的、小心翼翼的，一反他在胎中的表现。好象被初生后的严寒，被这小屋的简陋给吓了一跳。
这是生命在女主人公目光中的折射。一次伟大的人类生命的裂变，一个新的生命的创生，竟是如此地落寞、平淡、寒酸、怯懦。新的生命给母亲带来的只是对于生命的“陌生感”、“疏离感”、“荒唐感”。小生命并不是一只“天鹅蛋”，他是一个“狗剩儿”，他本来就不该诞生，那只是北大荒的土炕误解了一对青年男女炽热的爱情。生命成了多余的东西，这当然也是社会的不幸。
“文革时代”虽然早已成为一场恶梦，十年的惨痛教训却是值得人们深深反省的。记得前年张抗抗访问联邦德国时曾写过一篇题为《废墟上的记忆》的散文，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文化大革命”，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二十年。她这样说是因为她对那场浩劫有着切肤之痛，她担心这样的悲剧重新上演。如今，她又奉献给人们这样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特定时期中的人性与社会的错位，社会对人性的扭曲，人性对社会的抗拒，是一个十分显突的主题。关于人性与社会的关系的处理，在中国的历史上曾有一个经久不变的模式，那就是：人性对社会的绝对服从。起码是从汉代的董仲舒以降，至韩愈、李翱、程顾、程颢、朱熹、王守仁，反复从哲学的、心理学的意义上论证这样一个道理：作为人性的本能和情欲与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的理念和道德是绝对对立的。“以天理控人情”、“存天理灭人欲”是至高无上的社会法则。结果，人性、人情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男人们老老实实拖上了辫子，女人们驯驯顺顺裹起了小脚，封建皇帝的宝座一代又一代地承袭了两千多年，其代价是中华民族这一曾经是那样强大优异的人类群体变得萎靡不振，被远远地抛在世界潮流的后边。直到“五·四”运动之后，这种情形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令人不安的是，封建主义道学家们的亡灵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在郭春莓这样的青年人身上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人类生命这一最为恢宏壮丽的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完美协调，是矗立在人和社会面前的一座理想的高峰。这座高峰只能是属于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在早年就曾经指出：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77页。)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人的彻底解放，就是使个性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为此，马克思还扩大了传统的关于“富有的人”的内涵，富有不再仅仅是国民经济学意义上的富有，“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同上书，第86页。)不断地调节并改善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真正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其意义皆在于此。社会应当不断地谋取改革和进步以促进人性的丰富与提高，个人亦应当不停地在自我实现的价值尺度上追求和攀登，以推动社会的繁荣与昌盛。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张抗抗在小说中描述的那对隐蔽在人类精神现象之下的“生命自我”与“社会自我”，必须消解掉它们之间的龃龉和敌视，结合成一个通体透明的、光辉灿烂的整体。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活跃着的女作家中，张抗抗的社会政治意识是比较强的。这种强烈的现实社会政治感往往使她的作品显示出机敏的眼光和锐利的穿透力，因而她拥有一大批读者，她的作品也容易获得较大的社会反响。但是，这种强烈的现实社会政治意识有时又在某种程度上牵制了她的艺术创造活动，壅阻了她的<SPS=1377><SPS=1388>之气和灵幻之光。在《隐形伴侣》中，她似乎在力图变更一下以往的风格，把她的笔锋穿插到人性中更深邃、更隐秘的地层，然而，我感觉她基本上仍然是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上剖析着人性，虽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层面，但并不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层面。张抗抗似乎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她的艺术天地，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要摆脱那种过于切近的现实感，达成艺术对于现实表层生活经验的超越。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谈到文学时，曾把文学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心理型”的，一类是“幻觉型”的。他认为心理型的文学作品涉及的素材主要来自人的意识范围，如生活教训、感情波动、情欲体验。命运的转折点等，这些构成了作家的意识生活、主要是感情生活的层面，作家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生活感受上升到艺术感受，从而创造出文学作品。荣格认为这样的作品是大量存在的，其内涵没有超出心理学理解的范围。而“幻觉型”的作品要复杂得多，对此，荣格进行了近乎神秘的阐述，他说：“为艺术表现提供素材的经验，不再是人们所熟悉的了。这种经验是来自人类心灵深处某种陌生的东西——它使人想起分隔我们与史前时代的深渊，或者使人想起一个光明与黑暗形成鲜明对照的超人世界。这是一种人所不能理解的原始经验，人的理解力有可能屈从于它……这种荒诞不堪而又毫无意义的事件的迷乱幻象，无论在哪方面都超出了人类的感情和理解力，因此，它要求艺术家具有和那些生活表面经验完全不同的才能。”(荣格：《心理学与文学》，见《文艺理论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一期)他认为这样的文学作品是举世罕见的，只有象《浮士德》那样的个别作品属于这一类型。我并不同意荣格把文学作品截然划分为这样两个互不相关的类型，也不同意他那样地贬低作家从现实生活中获取的意识经验，但我同意他把人性看作一个“无底的深渊”。一个文学家，应当有勇气潜入人性的深远幽邃处，也应当有能力将人性从“无底的深渊”导向人类精神的巍峨的峰巅。如此，文学创作仅停留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就不行了。张抗抗在《隐形伴侣》中已经开始了对于人性的“上下求索”，开始了在更广阔的人的精神领域中的“升降飞潜”，她自己知道，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这是一种更加艰难的生涯。
(《隐形伴侣》，张抗抗著，作家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第一版，3.30元)
鲁枢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