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史是一门在国际上很受重视的学问，各国学者多有贡献，以往我国史学家只在研究中国历史触及中亚时，才给予一点注意。间亦有人就中亚某一民族或某一国家的历史进行探索，而专门的系统研究则由于资料有限，难度较大，几乎无人着手。这种情况与作为中亚近邻的中国的身份实不相称。《中亚史纲》作者王治来教授决心致力于这一事业，三十年来努力搜集各种文献资料，潜心研究，终于有成。
在历史上，中亚东、南、西三面有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北面则与草原游牧民族为邻。中亚从古代起，一直是北方各游牧民族入侵的对象，也是东、西各强国争夺的对象。伴随中亚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则是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中亚的地理位置使它肩负起沟通东西文明的桥梁作用。西方各国的政治斗争，军事扩张和宗教文化活动常影响到中亚，又通过中亚波及东方各地，反之亦然。本书作者紧紧把握这一特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叙述中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大事件，如王朝的兴替、民族战争、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等等，并把它们摆进当时世界历史大势中去，从宏观上进行考察。既重视历史的纵向发展，又注意其横向联系，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纷繁复杂的中亚历史清晰地呈现出来。
本书作者研究中亚历史，除运用汉文文献外，还尽量利用已译成英文、俄文的波斯文、阿拉伯文、粟特文、<SPS=0018>卢文、梵文、突厥文、维吾尔文史料，内容丰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作者在吸收、综合近现代各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许多前人还没有使用过的汉文资料，填补了中亚历史上的某些空白，如十四世纪初期以后察合台汗国的分裂情况。哈拉汗王朝的兴衰变化情况等。对于明代中国和中亚的关系，过去很少有人谈及。本书作者从卷帙浩繁的《明实录》和《明史》中勾稽出许多有价值的记载，详细叙述了帖木儿帝国、哈烈国同明朝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这些开创性的探讨对中亚学的发展是有益的。
讲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不少外国学者单纯强调西方对东方的影响，而忽视、贬低另一面。本书作者则运用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比如，讲到卡拉苏克文化时，就着重谈到早在殷商时代，中国北方人民迁移到叶尼塞河米努辛斯克盆地一带，不但带去中国文化，而且促使蒙古利亚人种与当地白种人融合，产生过长远的影响。讲到巴泽雷克古墓出土中国丝绸、漆器、铜器时，则援引《穆天子传》等文献记载，详细说明了东西草原商路的开辟和中国文化艺术的西传。东西文化长期交流，互相影响，本书对此进行了全面的归纳，采取了忠于史实的科学态度。
本书还注意对具体问题进行微观研究。中亚地名、人名、年代、事件，原来有许多悬案，本书尽可能广泛地参照中西史籍，进行缜密的考辨，弄清了一些问题。比如，唐王朝同大食怛逻斯之战，汉军损失数目，中西记载不同。《旧唐书》记载是三万人，阿拉伯史学家伊本·阿勒·阿西尔则说汉军战死五万，被俘二万。巴尔托里德认为阿西尔的记载夸大了，白寿彝也认为参战汉军不过两万。本书作者则取《通典》卷一八五“高仙芝伐不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的记载，因为杜佑是根据其族子杜环的叙述而说的，杜环曾亲身参加这次战役，其后又经历中亚各地，所说当较为可信。《通典》记载且与阿拉伯史料相符，足证汉军损失七万一说并未夸大。至于那些暂难圆满解决的问题，本书往往择其一说，而于其他各说则一一注明，供治学者参考。史学工作者对历史进行宏观研究，必以微观研究为基础，不把具体史实考证清楚，则宏观上的研究是很难站住脚跟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中西史料互相补充印证，这是一种好的史学研究方法。
本书也还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大部分篇幅讲中亚各王朝的兴衰更替，各民族之间的征伐，总之是比较偏重于政治和军事，经济文化部分则显得相对薄弱些，典章制度则更少。其次，讲中国文化对中亚的影响，有些地方语焉不详，比如说“原产于中国的桃与杏就是在大流士时期传到中亚的”，又如说贵霜“伟大救世主”发行的铜币的含量标准是仿效中国汉朝的，都没有交代立说的依据。
(《中亚史纲》，王治来著，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二月第一版，4.90元)
品书录
莫任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