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乔治·杜梅吉尔(Georges Dumézil，一八九八——一九八六)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学科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他的学术研究领域之宽广是令人惊异的。杜氏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神话学家等于一身，并在上述各个领域都有重大建树。他一生治学勤奋，著述宏丰。他懂三十多种语言，各种著述(不包括单篇论文)近六十种。然而使杜梅吉尔饮誉学术界的并不在于其著作的数量，而在于其通过对印欧语系各国神话、史诗、宗教的研究而创立的印欧古代文明三元结构说。
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之交，在大量占有材料，对古代印欧神话与史诗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杜梅吉尔发现古罗马祭司(flaman) 与印度僧侣婆罗门(Brahman)二词之间不仅在发音与字形上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而且字源上也有惊人的共通之点。古印度社会的三大种姓之划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实际上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的三大分工，它们各自执行着自己的社会职能，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婆罗门是社会的统治力量——主要是指精神方面的；刹帝利为贵族武士阶层，担任着防卫的职能；吠舍是社会的生产力量以维系社会的繁衍。语言产生于社会实践也反映社会现实，如果印欧各国在语言上同根的话，那么在社会结构或由社会结构产生的社会意识上古代印欧各民族有否共同点呢？杜梅吉尔将这个三元结构模式带入他的研究领域，他发现在几乎所有印欧语系民族的神话、史诗里都存在着这样一个三元结构。如古罗马神话中的朱比特(主神)，玛尔斯(战神)，吉里留斯(农神)；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达磨(Dharma主神)，英德拉(Indra战神)，拿撒伽(Nasatga农神)，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奥坦(Odin主神)，托尔(Thorr战神)，弗利耶(Freyr主司民事)。同样的结构在克尔特、日耳曼、爱尔兰及伊朗神话及史诗中都有发现。这一发现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它不仅仅为解开古神话之谜，进入古代文明的殿堂提供了一把钥匙，使得长期以来被认为纷纭杂乱、无章可循的古代神话变得清晰明<SPS=1256>、经脉分明，也不仅仅是从另一侧面证明如今广布于从南亚以西经伊朗、土耳其到西欧、北欧这一长条形的广大地带的各个印欧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起源(或受此文明的影响)，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一三元结构的发现说明：人类在其幼年时期所创造的神话、史诗等虽然是粗糙、素朴的，却决不是一堆杂乱材料的任意堆砌或一些事件的简单罗列，而是一个有思想、有体系，产生于某种共同意识的完整系统。“杜梅吉尔发现了一座人类精神结构的丰碑。”(列维—斯特劳斯语)。正因为这一发现在神话学领域的划时代意义，一些美国学者将自杜梅吉尔以降的比较神话学称为“新比较神话学”。
二
三元结构说的创立，并非仅仅归功于杜梅吉尔个人的超人的记忆及非凡的才能，它是欧洲十九世纪以来文化沃土中结出的硕果之一，众多的学者在这片土壤上留下了辛勤耕耘的汗水。
自十九世纪中叶起，欧洲社会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解放、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而带来了社会人文科学的繁荣。这一时期不仅产生了如马克思主义这样规模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而且各门具体学科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新型学科如人种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等开始初露端倪。比较神话学便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印欧文明的起源问题是萦绕西方学者的一个古老的梦。印度、西欧这些如今相距遥远的民族之间是否曾有过共同的祖先？在如今名目繁多的各种印欧语言之先是否有一门共同的语言？为了探寻答案，学者们作过不懈的努力。然而将此专门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则仅仅是十九世纪初叶的事情。从一八三三年德国语言学家巴布(Bopp)《综合比较语法》(梵文、波斯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哥特语及德语)第一卷问世，现代语言学与古印欧文明研究同时发轫，到科恩(kuhn)、穆勒(Müller)正式亮出“比较神话学”的旗帜，这一新学科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早期的神话学研究按其时间及主张可大致分为三派。
以穆勒等为代表的比较神话学派认为古代神话无非是寄生于语言这棵大树而生长的某种病变的思维意识(discours pathologique)。它发端于远古人们对太阳与风暴产生的原因及来源的经验性的解释。神话学的任务便是通过对语源的研究，探求字与字、词与词之间的共同点，从而找出其共同的渊源。将神话的起源归结为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是这一学派的特征。P·笛查姆(Decharme)写道：“一个优秀的神话学家应该更注重自然而非语言本身。”
由英国E·B泰勒(Tylor)、A·朗格(Lang)为代表的人类学派则主张神话不过是人类野蛮时代的思想反映，是一个逻辑尚未产生的前逻辑(préogique)时代(法学者弗拉扎尔(Frazar)语)的人类心理意识。全球各个民族都有同样的经历及其反映。在现代人类与古人类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思想智慧上的鸿沟。这一鸿沟的标志便是“万物有灵论”(泰勒语)。这一学派企图将神话从各自的社会民族背景中分离出来放到全人类的总框架中去研究，从而找出其共同的规律或曰节奏。这一学派也未跳出自然主义的窠臼，他们认为古人由对人与土地的关系的无知、对四季的更换、草木的枯荣等自然现象的解释而推演出神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德国学者O·格鲁普(Gruppe)为首的语史学派。这一学派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对口头的、文字的神话、史诗、宗教传说等等进行逐条逐字的研究考证，对其作编年处理甚至印刷排版式的分类。他们结合考古学的成果，小心反复地考证一个神话故事究竟发生于何时、何地，反映了何种历史事件，是否与部落的迁徙、城邦的征战、王朝的覆灭等有着某种关联等等。这一学派的努力终于使神话学在向历史学靠近，成为一门科学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瑞典学者M·P·尼尔逊(Nilsson)的《希腊宗教与神话历史概论及其模式》一书便是语史学派取得的丰硕成果之一，如今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上述三种潮流，虽然在理论、方法、成果上都有不同，但总体上看却有其共同特点。
一、神话故事被作为一个个独立无关的个体来研究，原始宗教与神话、史诗等作为整体系统的概念还未出现。
二、神话没有被放置于其应有的位置上进行研究。不认为神话本身表现了一种思想、一种语言。神话或者被看作偶然事件的记录，或者为褊狭的误会。
三、由于缺乏语言学、社会学的准备，神话、宗教象征或者被类比为某种自然力量(草木的枯荣)或者被认为是诗人哲学家的臆想。
二十世纪上半叶，由于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宗教史、语言学等学科的进展，象征主义与功能主义甚而结构主义的出现，使比较神话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被超越，西方人对欧洲以外的文明有了更多的了解，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不再被认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历程，它同世界其他文明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演化规律。于是将神话纳入它们自己的文明体系中去研究成为可能。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杜梅吉尔上承各派研究成果而发现了印欧神话体系三元结构，从而在比较神话学领域开启了新的纪元。
还应提到的一点是，现代神话学一起步就是同比较连在一起的，比较的方法实质上构成了这门学科的特点。杜梅吉尔之所以能博采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科知识，将印欧各民族错综复杂的神话、史诗纳入其宏观框架中进行研究，正在于他能够熟练地运用比较的方法。无怪乎他曾诙谐地自称为“比较学家”。
三
杜梅吉尔为人谦和、治学严谨，他对其三元结构有着明确而严格的界说。他曾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这一体系存在于印欧各国神话、史诗中，是古代社会通过当时的思想表现形式而传出的社会现实的信息。这一体系既体现于宗教神学上，又表现在语言学上，它是理解古代神话体系的关键。它不仅仅是社会实际的被动反映，而且是古代人类对此有了清醒意识后的能动的创造。这一体系作为思维模式曾长久地支配着史诗等文学作品的创作，甚至古罗马的编年史也反映出这一模式的影响。不言而喻，这一结构是宏观的。然而这决不意味着这个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使在印欧民族内部，在这同一模式下，其表现方式也是千差万别的。他写道：“我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我也不是一个哲学家，我是一个历史学家。一个企图通过最古老的原始材料来研究某些历史领域，寻找历史共同点的历史学家。”“我没带着先验的框架开始我的研究，同样也不企求获取某种适用于全世界的成果。”(《神话与史诗》，第三卷，《罗马史》，着重点为本文作者所加)。他认为这一体系本身反映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三种共同需求，但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并由此创造出一个意识体系的却仅仅是印欧民族。“从北非到撒哈拉，从西伯利亚到中国，这一意识体系仅仅在印欧语系或者曾明显受过印欧文明影响的各民族中被发现。”(《神话与史诗》，第一卷，《印欧史诗中的三元意识结构》)
杜梅吉尔讨厌“学派”这一名词，在他近七十年的治学生涯中，他没带一个研究生，没有出席过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他虽然希望他的著述能够得以流传，但却时刻提醒青年学者要敢于创新，另立门户。他担心他的学术见解会象重担一样压在学术后进们的肩上，他时刻准备修改甚至彻底推翻他自己的已有结论。实际上他生前从不间断地在修改着自己的著作。他早期的著作几乎每本都被他修改过。然而尽管如此，他的理论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回响。法国著名史学家G，杜比(Duby)就将他的三元结构说带入中世纪研究领域，写成了著名的《三等级与虚构的封建主义》一书，认为西欧中世纪普遍存在的僧侣——骑士——平民三等级便是这一三元结构的继续。近闻有日本学者认为，在日本与朝鲜神话体系中也存在着三元结构，因为日本人、朝鲜人曾同属于印欧民族的斯基泰人有过接触。
杜梅吉尔是研究印欧文明的专家，很少就中国问题发言，然而他却不是一个对中国漠不关心的学者。他曾就学于法国著名汉学家M·格拉内(Granet)，学习中文两年，他后来认为这两年的中文训练与格拉内治汉学的方法使他终生受益，非语言所能表达。他对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怀有深厚的敬意，认为汉字是人类文明的巨大成功之一。当他被问及为何没写任何关于中国方面的东西时，他说：不对中国进行长期认真的研究就无权就中国问题发言。这一态度同仅凭第二手、第三手材料而对中国大发议论的某些西方学者形成有趣的对比。他曾经表示其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没能到中国去看一看。
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杜梅吉尔的这种严肃态度而自鸣得意，相反我们应该加强对自己文明的研究和认识。同印欧文明研究所取得的进展相比，我们无权乐观。最近不断从国内传来对中国古文化研究的新进展，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从杜梅吉尔的三元结构说里我们能否获得某些启示呢？比如杜氏认为三元结构在中国不存在，这当然还有待于我国学者的证实。但此说如被证实，我们便可提问，为什么三元结构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另外的系统？从目前我们知识所及来看，中华民族至少自神农起就开始了定居的农耕生活。这同起源于俄罗斯大平原①而后游牧各地的印欧人大异其趣。一个相对固定的农耕民族与一个不断迁徙中的游牧部落在社会结构上是应该有区别的。杜氏三结构中的战神——防卫或征服的象征对于游牧部落说来意义犹为重大，并且主要是对外而言的，在氏族内部它又扮演什么角色呢？古时的迁徒过程同时也是征战的过程，较为固定的农耕生活可能使中华民族的内部问题更为突出因而迥异于印欧文明？杜梅吉尔曾将世界文艺复兴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我想，深入地研究和更好地认识我们文明的童年和幼年时期，将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必要条件之一。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于巴黎
① 较早的说法是印欧民族起源于帕米尔高原，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印欧人迁徙的出发点在小亚地区。本文从杜说。
陈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