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虽短，却有诸多的神话供学者专家长年地拆解穿凿。神话之一是资本家与工商巨头的发家传奇，以及天方夜谭一般的经济奇迹——由于集中发生在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一段故事因而显得尤其扑朔迷离了。翻开美国文学史，与此相映的便有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哈佛神学院毕业的牧师，因写通俗劝善小说闻名)大量的“从褴褛贫儿到百万富翁”(from Rags to Riches)的动人传说。追寻下去，还有卡内基、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之类的大老板现身说法的传记文学，无不吹嘘他们白手起家、勤俭致富的经历。其中最有名的是卡内基的《财富福音书》，它除了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还煞有介事地表述了资产者的虔诚心迹与慈善动机。
却有现实主义作家不信此说，偏要矫枉过正，重写历史。于是从马克·吐温《镀金时代》开始，历经诺里斯的《章鱼》，辛克莱的《煤炭大王》，刘易斯的《巴比特》，直到德莱塞经营半生的浩瀚巨制《欲望三部曲》，美国企业家的英雄形象惨遭文人墨士的亵渎诋毁，他们自我奋斗、改天换地的光辉业绩也就此沦为邪恶与罪孽的纪录。非但文学，其它科学也加入了“反神话”阵营——史学界盛行“强盗大亨”(Robber Barons)说，社会学家长期推崇凡勃伦的“寄生的有闲阶级”论，法学和政治学专家也不断受到霍姆士、布兰代斯和罗斯福的提醒，要对托拉斯加镣上铐，驯服野性，严防垄断“怪兽”吞噬民主传统。
几经撕撸和篡改，有关美国资本家的“自我造就神话”(the Mythof Self－made Man)结果变成了一堆扯不断、理还乱的破网烂絮。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人们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创世英雄形象依然环绕着一团鬼气(或光环)。而美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未能超过德莱塞塑造超级金融巨头柯柏乌之时的水平。可惜德莱塞一九四五年去世时未能写完《欲望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斯多噶》。根据其手稿，小说中的主人公柯柏乌到晚年已聚敛了亿万资产，并征服了英国工业界强手如林的伦敦地铁部门。更可惜的是，德莱塞精心刻画的这位美国强盗大亨典型人物一生贪恋美色，身后竟未留下半个子嗣来承接他建立的庞大经济帝国。只有一个情妇得了他若干财产，却跑去印度向东方僧人学什么瑜伽和梵文了——从此再无高手续写这一类“经济大侠演义”，以致专家们一度断了线索，无法从文学经典中了解现代资产阶级的演变过程(从前他们可是从莎士比亚、笛福、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高尔斯华绥的书里大段引证、如数家珍的)。
柯柏乌们在美国当代生活中果真断子绝孙了吗？当然没有。只不过他们变化太大，难以辩认了。据说这批人眼下都改了称呼，不叫“强盗大亨”，而名曰什么“经理阶级”或“技术官僚”(technocrats)。不但称呼变了，形象与气质也同从前断若两类——举止斯文，精明强干，往往怀里揣着几个学位，又趣味高雅，不乏人情。
初到哈佛，我便留心考察柯柏乌的后代。每年秋季开学，校园里总要为新生放映类似于入学教育专场的电影《爱情故事》。连着看了两年，从中琢磨出一些味道来。譬如那电影里的富翁之子巴雷特三世，他身上难得见到祖先的穷凶极恶、贪得无餍，也没有八旗子弟式的骄悍与腐败。与他思想僵化的父亲相比，这小子自由化得厉害。为了同一个穷姑娘相爱，阔少爷居然“粪土当年万户侯”，自食其力地念完哈佛法学院，并以他家传的独立创业精神(而不是族荫和遗产)竞争致胜，出人头地。这部当代文学经典似乎要表明，大资产阶级的后代尽管与长辈冲突矛盾，形同叛逆，但只要他们能以自己的学识和奋斗能力立足于世，就不愧为本阶级合格的继承人——毕竟时代早已大变，这个阶级本身也今非昔比了。
然而，这变化(从强盗大亨到经理阶级)是怎样发生的？看来靠文学作品解不开这套神话——反过来说，解不开它也就无从再作现代美国文学研究(我的专业)。于是我渐渐向经济系和商学院的几位大教授转移兴趣。其中一位便是“柯柏乌神话”的当代释谜者，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Jr.)教授。
钱德勒：从富家子到名教授
这位教授的经历有点象《爱情故事》在现实生活里的改写本。或者说是他的学术著作的实例注解。
钱德勒一九一八年生于特拉华州威明顿一个企业世家。曾祖父亨利·瓦纳姆·波尔是美国铁路营造史上的重要人物。因为家族居住的威明顿同时又是杜邦财团的创业根据地，钱家谱系里后来又增添了杜系亲属(钱教授姓名里缩写的D便指杜邦)。作为富家子弟，钱德勒由埃克斯特公学径直升入哈佛，一九四O年刚毕业就参加了美国海军。战后他返回母校念研究生，一九五二年获经济史博士学位。
至此，小钱的身世并无多少希罕之处——世世代代有多少少爷公子象他一样来哈佛镀金，被先生强按牛颈读些仕途经济。好不容易碰上开仗，就一溜烟去当海军(因为老罗斯福当年是由那条水路进白宫的)。仗打完，人也变得现实多了，知道要往学业上进取，靠祖业不如靠功名。
二次大战后的哈佛，群英济济，权威云集——哪怕再愚钝顽劣的学生也能被教导得出息一些。据钱德勒回忆说，当时他同一批穿着旧军装的大龄青年在校园里东游西荡，偶然撞进社会学大师塔尔柯特·帕森斯的研究班，跟着念了一气杜尔凯姆和韦伯的结构与功能学说，模糊得知工业经济体系是一块“奇迹”领域，又是社会制度学派全力猛攻的突破方向。却又不知自己该从何处下手。直到写毕业论文，他才急中生智，从家里抄捡出曾祖父的创业史料，又对杜邦系统的亲戚和邻居开展调查，获得丰富的一手资料。其中有关美国工业化先行部门——铁路行业的原始纪录更是珍贵异常。钱德勒为好奇心和成功欲驱使，从此奋发读书，渐入妙境——他的曾祖父大约未曾料及，后辈会以这般别致的方式延续钱家的事业。
然而真正为钱德勒的学术成就莫立基础的是另外几起事件——都是知识界和专业领域里的机遇了。一是钱德勒毕业之前，正逢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和柯尔在哈佛商学院开办一个名闻遐迩的“企业史研究中心”，招徕各学科优秀青年，组织综合性理论攻关。钱德勒有幸入圈，在名师指引下步入正途(可叹熊彼得转眼去世，在哈佛断了嫡传)。正是在研究中心工作期间，钱德勒弄懂一项关键性的原则：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必须从两翼同时着手，既注重企业家本人变化，又要考察大企业的机构改造及其对企业领袖的反向影响。
钱德勒毕业后，辗转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相继写出杜邦家族史、美国铁路发展史与一部研究大公司决策功能的重要专著《战略与结构》。同时他还参加了美国总统文献编订工作(负责罗斯福与艾森豪威尔专档)——这些经历大大扩展了他的学术视野，磨炼出难能可贵的把握庞杂历史全貌的能力。一九七一年，他荣耀万分地被哈佛商学院召回研究中心，升任斯特劳斯经济史讲座教授(对哈佛学生来说，此乃百里挑一的反跳龙门)。当年的导师柯尔与考契伦教授邀他合写一部三卷本的美国经济史。导师去世后，他便独当重任，在斯隆基金会资助下，历尽艰辛，终于一九七七年推出了他最出名的著作《看得见的手：美国经济的管理革命》(此书已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即将同我国读者见面)。
从自由资本主义到管理资本主义
美国垄断资本的爆发性生长过程及其现代“改组”，一直是西方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领域突出的课题。同时也是马克思与韦伯之后有关“发达资本主义研究”争议较多的薄弱环节之一——因为它变革激烈，形态复杂，现代人再难以十九世纪大师那样的恢宏气势一举作出深邃完美的系统概括了。在这“由侏儒学者承当巨人课题”的学术战乱年代，钱德勒自然不能凭区区一部美国经济机构发展史就高出众矮之上。甚至，有关美国经济的管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 一译“经理革命”命题，也不全是钱教授的个人独创，而是起源于从四十年代起就在欧美展开讨论的一项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研究的宏泛理论构想。
这方面较早的著作，如J·本纳姆的《管理革命》(一九四二)与A·伯利的《二十世纪资本主义革命》(一九五四)，分别依据美国社会学始祖凡勃伦的“有闲阶级与工程师对立”论，提出有关“仆人夺权”和“资本家从大企业消失”的著名设想(钱德勒自认深受伯利教授的启示)。五十年代美国经济高度繁荣，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论”的兴起。英国学者E.J.斯特雷奇(见其一九五六年版《现代资本主义》)与美国经济学权威J.K.加尔布雷思(见其一九五八年版《新工业国》)等而人都对“管理革命”说进行了增补说明，强调因科技管理人员地位上升造成的经济结构改组，以致社会制度质变。
由于它自身的空泛与矛盾性质，管理革命说发展颇不顺利。六十年代“新左派”造反，引起争议。各家意见相持难下，因而有人在小结这一命题时特意使用引号，以示慎重(见R·马里斯《“管理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七十年代中期，有关“现代资本主义论”研究再度出现高峰(其中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是为代表著作)。管理革命说也相应地越出理论虚拟与宏观争辩阶段，开始转向专业领域内较深入的实证分析。
作为企业发展史方面的专家，钱德勒力图扭转以往重视“人”而忽略“机构”的倾向，在《看得见的手》一书里尽可能详尽而清晰地展示美国经济体制在大发展阶段的变革过程——汇集前所未有的充分史料，剖析各地区、各个工业部门和大公司的实例，并在此基础上力求得出谨慎而准确的归纳。苦心积虑的结果据说是：一、填补了美国经济史上有关企业机构演变的大片空白；二、不由得他人分说，钱德勒这部重头论著已为“管理革命”去掉了引号。
《看得见的手》目的在于证明：现代美国经济结构与运转方式确实发生了划时代的深刻变革——以自由竞争、市场调节为特征的古典式资本主义经济(即亚当·斯密称为“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的一统天下)已经翻转成为由大公司经理阶层(钱德勒称之为“看得见的手”)主宰协调下较稳定发展的“管理资本主义”。
依钱教授所说，这场将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Laissez－faire Ca－pitalism)推向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的“静悄悄的”革命，王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在经济企业的规模与功能方面，美国内战前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小型企业(它在组织、产品、厂址和生产线设置诸方面均采取单一简单形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已基本上被跨行业、跨地区(以至跨国)的超大型公司所取代。这些功能发达(产销、原料与科研并举)的“现代复合经济企业”一经拥有与大规模生产销售相匹配的“科层管理机构”(managerial hierachy)，它们便如同德国社会学家维纳·桑姆巴特所说，“开始获得自主的生命”——即不再象传统小型企业那样听命于市场规律摆布，而蠢蠢欲动，要以自身的科学预见与调节能力去主动有效地干预经济发展了。
其次，现代大企业的内部权力结构方面，由于生成了一个介于雇主与劳工之间的管理阶层，资本家对企业的控制权日益丧失。随着企业发展和分工深化，这些拿薪水的管理人员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成为企业赖以生存扩大的“灵魂”。不但如此，被雇用的管理人员因谋求终身职业，或加入公司股份利益集团，越来越以公司的稳定发展为己任，并在决策过程中形成制约企业主或与之抗衡的强大影响。简而言之，大企业已逐步被具有专门经验和科学见解的管理者接管，而难得由投机冒险成性的强盗大亨来左右了。
经理阶层对大企业的接管是在不过两、三代人的时间里转眼而成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机构的迅猛发展令人难以洞察其中的变化，但钱德勒仍然勾勒出这一过程的细致轮廓。
内战前后三、四十年里，首先因交通、市场革命和大规模产销汇合趋势，促成了一批大型经济企业以及与之相应的“中层管理”(Mid－dle Management)。这方面最早的典范是战前铁路与电报公司——由于庞大布局和严格的安全技术要求，它们率先建立起统一分层管理体系。战后的著名强盗大亨如钢铁大王卡内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两人分别在战时担任电报联络和军需调运工作)，便是利用通讯行业的管理经验，在战后投机发家，成功地创造出巨型公司，并培植了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中层管理人员。
这一时期由于群雄并起，“多头垄断”(Oligopoly，即几家公司在同一行业内拼死格斗，或瓜分利益)，资本家要获胜只有挑选并重用能干雇员，同对手展开全面较量——企业间的竞争因而变成管理人员在重赏严罚下的同行斗智。这些职员起初人微言轻，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逐渐担负起为大企业开拓道路的重任。市场销售方面，最早的推销人员挨户兜售、建点结网、调运货物、反馈信息——是他们发明了诸如分期付款、广告宣传和销后服务等一系列竞争方式。在企业生产领域，担任中层管理的监工、稽查，财会与技师直接掌管着流水作业、设备维修和产品质量定额，成为企业行政事务的主管。但中层管理有它的缺陷，即以协调产销为中心功能，而在资金、任免和发展方向上仍听命于企业主的个人独断。
一八八○年之后，美国企业通过大规模兼并改造，由“水平联合”(即同行业联合的卡特尔阶段)转向“垂直联合”(即生产，销售、原料、运输、设备与科研一条龙的托拉斯阶段)。“合并”(merger)后的“共有公司”垄断能力大大增强，但也面临尖锐矛盾：一方面股东成群，控股权分散；另一方面因管理中心转移(由简单的协调核算升级为对金融、科技、资源和市场的全面科学评价与战略计划)，业务面过于宽大，急需集中行政权力，实行严密的多层经理责任制。此时的资本家再也无法靠个人独断和中层协调来驾驭全局了，必得以高酬重权聘用各方面专家，利用他们的终生职业经验和组合性学识。“高级管理”(Top Management)机制就此发端。它经过通用电器、标准石油和美国橡胶三大公司逐步试验，最终在杜邦化学公司获得定型。
如果说一九一七年标志着美国企业管理体制的成熟线，那么到二次大战前夕，“管理型”公司已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如此迅猛激烈的改造势头是西欧与日本难相比拟的。钱德勒因而结论，美国是“管理资本主义”的国际“苗圃”和最具典型意义的研究对象。
这一时期管理人员迁升之快、影响之大确属罕见。举世闻名的泰罗科学管理方法正是高级管理的产物。而泰罗本人从哈佛辍学去费城米德维尔钢铁厂做工，仅用六年时间便升任总工程师，继而当上全美机械工程师协会主席——他在哈佛讲课的地点很快也盖起了商学院。而另一颗“经理名星”李·亚科卡，顺着同一轨道从见习工程师变为福特汽车公司总裁，接着又另起炉灶，同福特对垒。
看得见的手：一只或两只？ ，
钱德勒的书象是一幅工笔写真画，以大量案例分析和具体数据向读者展现出一只日显强大而自信的“管理巨手”(目前由二千五百万白领和职业经理组成)——不管人们如何称呼或判断它的性质——正以自己的独特面貌和意志改变着柯柏乌们创立的世界。这恐怕是难予否认的一个方面的事实。(否则为何有这么多专家学者连续几十年喋喋不休地奢谈“管理革命”呢？)
另一方面，身为中国留学生(既奉守列宁“向资产阶级有学问的帮办求教”的教导，又不敢忘了“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祖训)，我对西方管理革命论中有关“资本家消亡”、“技术官僚夺权”之类的大胆推断只能采取东方人大智若愚式的态度——由他们去嚷嚷。
然而，有一项争议最多的关键问题不能不在此略作交待(以便中国读者在静候分晓时心中有数——这并不妨碍我们遵照列宁教导大力引进泰罗式的科学管理经验)。这就是哈佛人称“一只手还是两只手”的理论死结。
所谓一只手、两只手问题指的是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管理权之间的分裂对立或协调统一。
在此概念上，经典经济学家留下了“分离说”的原始依据。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成熟阶段，“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马恩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493页。)列宁据此推导，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已成为资本主义的特性，即“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与其他一切参予运用资本的人极大程度的分离”(《列宁全集》第二卷，780页)。
正当列宁以“分离论”证明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及其同“工业无产者”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时，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伦也开始宣扬“工业首领与工程师对立”、“鼓励挥霍浪费的社会制度与讲求理性节俭的生产工艺相冲突”的论调——他不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却建议成立“技术人员委员会”，以接管寄生阶级的无能统治(见其一九二一年版《工程师与价格制度》)。
后来的管理革命论者在此背景下分裂成两支：分离说与统一说。分离说以二元方法论着重研究资本家与管理人员的对立分裂与实力对比，揭示他们在“生意与工业”、“私人财产与社会福利”、“寡头独裁与集体决策”、“近期牟利与计划发展”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描述他们在现代企业内部错综复杂的角逐与争夺方式。得出的结论却相互矛盾：不少人认为资本家这只垄断之手已被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砸伤致残，或在醉生梦死的悠闲环境中逐渐萎缩，变成健康社会肌体上多余的“赞瘤”，其功能也由“技术专家组合”的万能之手取代了(本纳姆、伯利与加尔布雷思等人意见)。但也有人从管理因素和资本因素的对立角度出发，探讨两者间的平行性与相互依赖性，并据此提出，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关系不过是吵闹气氛中一种“权衡的婚姻”——双方虽因分工不同而冲突不断，却不得不继续合作(见英国学者T·尼柯尔斯一九六九年版《所有权、控制与意识》)。
统一说则反对“分离论”者强调对立冲突的倾向，主张从资产阶级统治的连续一致性大前提出发，按照“资本第一、管理第二”的顺序考察“主仆关系”。其中以保守持重出名的英国学者S·弗洛伦斯认为，管理者由仆役升级为管家或主妇只表明资产阶级屋顶下发生的一种“进化过程”，谈不上什么“夺权革命”(见其一九七二年版《产业组织的逻辑》)。美国企业管理专家R·拉纳在《经理控制与大公司》(一九七O)一书中也声称，经理阶层作为股东的“附属部分”，正由于交叉经理制、企业共股、巨额奖金、股票专售等特权措施变得同股东们“利益一致”——大公司内部的控制权因而趋于统一。苏联学者则坚定地反对“资产阶级形而上的分离论”(大约是指凡勃伦、而不是列宁的分离论)，并援引马克思有关“货币资本家”与“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概念，认定高级经理就是资本家，管理机构与资本一样“执行剥削职能”(见梅尼希柯夫一九六五年版《百万富翁与经理》)。
概括上述各家意见，似乎有三种程度的解释：巨变论(经理代替资本家)、并存论(经理与资本家合作共荣)、不变或微变论(强盗大亨的魔爪新近戴上了体面的白手套和电子表)。再加上分离与统一之争，确实象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无法收拢合并)；又象研究班上走了主持讨论的教授，学生们争不出头绪只好静候上苍显灵(“等待戈多”)。
钱德勒不是戈多。他的书也容纳不下几十年来层出不穷的纷纭理论。作为一个拘谨仔细的现代学者，他很少超出本题去发现超现实或浪漫的想象。在学术倾向上，他颇受萨缪尔森(调和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的大师)“混合经济思想”的影响，善于兼善并蓄，采众家之长加以贯通。方法论上，他既讲“分离”又讲“统一”——既从人与机构的对映角度出发，考察资本与管理的双向作用；又以久分必合观点追溯美国经济由盲目竞争的无政府状态，经由垄断资本与中层管理的过渡，最终走向一种较为均衡的“管理资本主义”(注意“管理”与“资本”合成之后的新词含义)。
这种温和却肯定的“巨变”观回避了有关“夺权”的偏激言论，也没去触动“一只或两只手”的马蜂窝。钱德勒似乎有意表现一种资本与管理、企业改造与人的变化交相促进、克服矛盾的运动规律。他一面断定“经理”是主宰目前美国经济的一种“新型经济人”，一面引人深思地指出，当今美国最大的二百家企业里，“管理型企业”已作为标准模式占据绝对优势。而少数几家“家族型公司”之所以能历经三次合并浪潮(最近一次在七十年代)而幸存至今(一般两代之后便交由经理主管或被迫改为共有股份公司)，恰恰是因为这些家族有意识地培养子弟，使他们变成了胜任的专职经理。
资本主义本是一种无情竞争制度。资产者既剥削成性，又是人类历史上极善经营的经济动物。生存本能迫使它不断进取而非坐而待毙。出于竞争需要，资本家不得不改造自己的企业机构。而机构的进化也必然引起对资本家自身严酷的淘汰更新——这就形成资本家知识化、经理人员资本化的特殊现象(在美国，这种现象又因社会流动、管理发达、传统的守成意识薄弱，表现得尤其明显)。从这个角度去认识钱德勒的管理革命理论，是否能免于混乱而得出些于我们有益的启示呢？
最后回到柯柏乌神话，就较容易鉴别取舍了。德莱塞把这个强盗大亨置于宽大历史背景下，使其发迹经过吻合于美国经济大发展步调——从费城、芝加哥到海外扩张(地点)，从内战到一次大战前(时间)，从投机批发到工业资本家转而勾结金融资本和政客(规律)——这些都是颇有见地的安排(反映出他的社会批判立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认识)。
但德莱塞不懂得什么经济机构史，也缺乏有关企业管理与运转的知识。他只把柯柏乌当作垄断资本的拟人化怪物，象征性地揭示“巨人”的超凡精力和邪恶本性。在塑造这位栩栩如生的“船长”形象的同时，他却很少表现船上的操作机制和船员们的活动。小说结尾，作家以他固有的感伤主义与道德说教宣告柯柏乌之船的沉没，以及船长面对死神时的忏悔。
在《看得见的手》序言里，钱教授感叹说，“史学家长久地为企业巨头所吸引，却难得想起去认真地了解巨头创建的新型机构，去弄清这些企业的管理与功能形式，以及当创业者退出之后，企业是如何竞争并发展的。相反，他们吵个不休，争辩企业元老究竟是强盗大亨还是工业领袖，即是好人还是坏蛋。”这段话不啻是对柯柏乌神话的中肯批判。
(Alfred D.Chandler，Jr.，The Visible Hand，Harvard Univ.Press，1977)(本文钱德勒头像，丁聪画)
哈佛读书札记
赵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