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中国哲学史不必仅照外国格式。我们习惯的思想方式或逻辑和外国的不同。古希腊的“神谕”、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印度的“圣言量”都没有中国的广度和深度。《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从学习必定悦的“公理”出发，不许不悦。《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非此即彼。这都是所谓“天下之通义”，　无可争辩。什么者，什么也。这似乎是“实际”逻辑。“实际”是有矛盾的，模糊的，变化的，所以我们的逻辑不以矛盾为意，而且善于用矛盾；也不求明确，更不伯变通。例如中医学，系统严密而术语含糊，应用多变，讲究“辨证施治”。兵法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实际”是无法封闭、限制的，所以我们的逻辑也是开放的，一切取为我用。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无论什么经、子都是这样。史里面从《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到《通鉴》的“臣光曰”都一样，金圣叹评点小说、戏曲，也照样。中国古人擅长于史。逻辑就是史，史就是逻辑。史就是宇宙进程，人在其内，复杂多变，虚实兼备，神人不分，不可确定，喜活忌死。这也许可以说是一种模糊逻辑吧？用欧洲的明确逻辑来套，只怕是象“方枘入于圆凿”，　除非化进“模糊”里去就通不过。我们的逻辑未必没有优越性，需要进行探讨和解说。
补白
辛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