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平：七十年代末，供应派经济学(economics of supplier side)在美国思想界异军突起，迅速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派别。这个派别的主要理论家都是三、四十岁的青年经济学家。华盛顿国际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 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成书于一九八一年的《财富与贫困》被称为供应学派的圣经。
伍晓鹰：而且实质上也是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的基本内容。但我们今天的讨论可以不考虑这些背景。大洋彼岸的青年学者们对于人类知识和思想宝库究竟有哪些新贡献，才是我们深感兴趣的。你知道，供应学派的诞生不过七、八年时间，但对于二次大战后形成于美国社会的文化传统来说，却是一个震荡性的挑战。
张维平：不错，供应学派与其说是一种经济思想，不如说是从文化整体上对战后美国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一次批判性反思。供应学派的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在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代”成长，当他们走向人生的成熟期时，西方经济又进入了停滞、高失业与通货膨胀等百病缠身的困境。他们勤奋好学，知识面宽，但绝不头脑冬烘，而是敏锐地感应着变动的现实，敢于藐视时尚，并向显赫的权威挑战。
伍晓鹰：不过，就经济学的功底说，他们至今恐怕在学术圈子中还没有引起多少重视，至于能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一席之地，则更属疑问。
张维平：这正是令人钦佩的地方。吉尔德在这本书中多次挖苦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远离现实，他说，从货币数量论到古典价值论，人们总是在自己的研究中追求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这就难免失败。当然好处也有，纯学术的兴趣使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语言表述日益精致和优雅了。
伍晓鹰：这还是很有必要的，熊彼特认为经济学的科学装备，包括世代累积的分析工具，技术与概念的储存必须不断增加，不断精炼。吉尔德则强调了研究社会问题时学者应该不仅是学究，而要充分自信地把握直觉，换句话说，就是恢复经济学中的主体意识，而不要只会做一架归纳机器。
张维平：归根到底是现实感应力，这正是吉尔德及其同伴赢得公众舆论的原因。东西方国家都在谋求大量增加国民财富，以摆脱贫困的阴影与威胁。在西方发达国家，富裕中尚有贫困，而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贫穷还是一个极普遍的事实。吉尔德是研究贫困问题的专家。
伍晓鹰：对，《财富与贫困》一书最初的名称是《贫困研究》，但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感到没有财富理论的贫困理论是不完全的，遂更改书名。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指明了这样一点：财富不是一个僵死的概念，不是一个定量，一个常数，而是一种运动，一个发展过程。
张维平：换句话说，财富与贫困都是历史范畴。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匮乏饥馑和丰裕温饱不是轮番出现，便是相伴而行。世界银行把摄取热量在二千一百五十卡路里或更少营养的人定义为“绝对贫困”者，据其一九八六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三十六个最贫穷国家，其人均国民收入在四百美元之下，约有七亿三千万贫困人口。
伍晓鹰：据《中国日报》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九日载，我国有六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人均年收入低于人民币一百五十元，但总的情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大不一样，小平同志去年在一次会见美国客人时说，三中全会之前，我国大部分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情形已经大为改观。当然，我们国家要彻底摆脱贫困，走向小康，还需要几代人卓有成效的努力。制定正确的经济体制改革战略是成败的关键。吉尔德的这本书可以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张维平：供应学派的特色是注重经济增长，或者说是一种现代的增长理论。增长的对立面是停滞，所以挖掘停滞的根源和分析增长的动力是一回事。吉尔德就是围绕对增长与停滞现象的分析来展开他关于财富与贫困问题的论述的。财富与贫困问题在当代社会又转变为公平与效率问题。
伍晓鹰：这可是个带有伦理色彩，而且特别容易使人动感情的题目。
张维平：是的，公平事关社会安定，而效率又是增长的代名词。然而，这两者究竟是非此即彼，还是可以彼此默契？经济增长与道德进步到底是冲突的还是同步的，似乎并不是不言自明的。那些在实际上认为“把手伸进别人衣袋里”便是“公平”的人，一直就是以道德家的面孔出现的。
伍晓鹰：你说得对。我们在谈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关系时曾说过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道德人转变为经济人，但这决不意味着道德退化，而是价值判断的替代。然而，就战后西方社会而言，由于政府过分介入经济生活，公平或社会正义观退化成了平均主义要求，“不患寡而患不均”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国粹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世界性瘟疫。
张维平：公平或平等，作为一个深受群众(包括知识分子)喜爱的人道主义理想，已经被当代世界大部分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国家奉为圭臬。在美国，它被“新政”传统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而大大强化了。
伍晓鹰：是的，但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公平。由政府支配国民收入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通过收入再分配和财政补贴等各种方式，来维护所谓的“公平”目标，是一个世界性现象，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市场经济国家，在以往将近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中，都过分地偏爱了公平而程度不同地牺牲了效率，对此，我们在讨论哈耶克，弗里德曼，福利国家和苏式计划体制的弊端时都已涉及，吉尔德只是更加尖锐而已，他认为经济中的平均主义会助长不劳而获的贪婪心理，而且他还不无道理地指出：社会主义是由国民经济全体成员为了躲避风险而出资购买的一份保险单。
张维平：这正是吉尔德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政府力量的日益增长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忧虑，布坎南提出要以“经济人范式”评判政府行为。吉尔德则从保险经营中风险管理的角度去界定政府行为的正误。他认为，国家事务的中心作用，在于管理与分散风险，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涉及保险的科学。在国际政治领域，好的政治家要尽可能使本国乃至世界避开战争风险而确保和平。在国内事务上也是如此。但保险学是一门科学，如果不能从本质上理解风险对于个人、团体、民族乃至人类整体在追求进步中的巨大意义，谨慎地使保险与风险取得平衡，那么保险业的管理者自身便被置于一个无法克服的险境中。
伍晓鹰：就是说，保险公司本身也不能排除风险，而在某种意义上把政府与之类比，就把财富与贫困、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转化成保险与风险、合作与竞争，乃至储蓄与投资的相互平衡问题。
张维平：是的，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内争不息，任何国家都无法发展经济。但吉尔德说得好，国家作为承保人，企图把个人和企业的所有风险，例如失业、通货膨胀、外国竞争、需求不振、伤残和意外事故等都管起来，那它就会发现自己所负的责任与面对的风险超出了它的实际承受力。这样，作为承保人的国家就会面临债务困境。
伍晓鹰：问题就出在这儿。作为企业的保险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而弄得资不抵债，就将破产。但政府却可以对其债务赤字实行转嫁，或者干脆转动印钞机，制造通货膨胀。美国政府赤字突破一万亿美元，显然与此有关，虽然不是全部原因。
张维平：我国近年来反复出现数百亿元的财政赤字，也不能说与此无关。
伍晓鹰：是的，有人认为这是改革所致，于是改革者倍受责难，殊不知这恰是对传统体制改革不彻底的表现：价格变动的风险必须大部由国库承担，工资改革无法破除平均主义，发奖金则互相攀比等等。
张维平：保险业发展的限制因素是“道德危险”(moral hazzard)，这是保险学的一个专用术语。当你新添了一辆自行车，你首先会备锁并时时警惕被盗。一旦你参加了自行车保险，你的心理防线便会松弛，乃至在户外也不锁车，因为你已经意识到一旦失窃，你会得到补偿。进而，有的投保人还会犯罪堕落，有意制造事端而获取不应得的补偿。例如财产险的投保者成为纵火犯，人寿险的参加者自杀或他杀等等，这些都是保险业面临而必须防范的道德危险。
伍晓鹰：我国前些年搞退休顶替时，许多国家职工未满退休年龄而与医院或人事干部串通开出虚假疾病证明达到目的者所在多有。他们显然是把国家当作经营不善的保险公司来敲诈。我国城市职工医疗保健制度的弊病最近也多见于报端，例如某病人竟在死后一天耗费五百余元公款药费，一查尽是高级补品，这显然是病房医生开给死者亲属的“礼品”。又如某医院有个酒鬼院长，他每日饮用的大量酒料竟然是通过处方而取自药库的。类似情形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在这个领域不但罪与非罪的界限划不清楚，连道德是非的概念也是模糊的，对此我们往往因苦于无策而束手自叹。
张维平：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不能有效地防止这种道德危险，使保险与风险达到某种平衡，那么即使国家的力量也无法阻止经济生活的崩溃。我国大跃进时期的“共产风”就是这种道德危险的恶性发展，它很快形成了六十年代初那场导致八百余万人丧失生命的大饥荒。刘少奇说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完全正确的。人民公社并没有成为增殖财富的聚宝盆，反而造成了那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急剧萎缩。
伍晓鹰：近年来在非洲出现的那场悲惨的饥荒，也是政府对农业的过分干预而破坏了市场机制所导致的。据外电报道，联合国专门机构调查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二十四个发生饥荒的非洲国家，它们都不合时宜地推行了集体化运动，降低了农民个体克服自然灾害的努力与责任，从而把风险加害于全民族身上，所以仍然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此，世界银行一九八六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论据：在十九世纪，每年都会在世界的某地出现大饥荒。二十世纪特别是四十年代之后，全世界总共只发生过十几次饥荒，且其主要原因是战争或内乱。这说明现代饥荒已经不单纯是一利自然灾害的后果，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并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
我国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粮食供给充裕和抗灾能力大为增强，也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张维平：这说明中国农民正在逐步摆脱“吃粮靠集体，花钱靠救济”的不幸局面，开始主动地承担起为自己和为后代谋福利的责任。好的保险业不会吞噬投保者自身独立的意志与责任。最早的保险业伦敦劳埃德(LloydofLondon)公司就是如此。它曾是远洋贸易商聚会的咖啡馆，商人们与保险商在此达成协议，他们缴纳若干保费，保险商则允诺投保人一旦遇到海险受损便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这儿贯彻的是吉尔德所说的“平均分配和共同承担风险的原则”。这种制度对于商人们发展海上贸易提供了鼓励与刺激，使英帝国的远洋运输业与海上贸易大为扩展。堪称保险与风险取得平衡的范例。而现代国家用收入再分配手段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干预，恰恰是破坏了这种平衡，从而使经济的增长与扩张受到阻碍。
伍晓鹰：风险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不确定性”(uncertainty)而这又是和或然性、随机性相关的。随机(stochastic)一词起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在射击中善于瞄准，即把握机会。吉尔德认为，对人类智力创造的随机性的认识，是理解财富增长——创新机制的关键。
张维平：实际上，吉尔德师承了熊彼特的创新学说，并结合对风险的现代理解而有所发展。他说得好，当政府通过收入保险、就业保险、平等保险、需求保险和健康保险等全套制度给公民以极大的安全感之后，除了上面所说的道德危险之外，整个社会还陷入了另一种无可救药的困境——创新精神萎顿并使社会不能适应变革而陷入停滞。可以说这是片面追求公平而付出的最大代价。
伍晓鹰：这也是供应学派对西方七十年代经济滞胀原因的解释，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同属经济自由主义营垒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有所不同。弗里德曼批评政府，反对通货膨胀和赤字财政，侧重点在恢复市场的自发运行机制。而以吉尔德等人为代表的供应学派则认为在许多情形下，通货膨胀与赤字财政不一定与政府相连，政府的干预和控制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官僚化和程序化，并经由道德危险而扼杀了企业家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守成而不是创新，这才是社会进步的陷阱。他们强调的是企业家活力。虽然市场和企业家活力是有内在联系的，但通过熊被特我们毕竟知道了两者的区别。
张维平：不知你注意到没有，美国著名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批评过弗里德曼太倾心于市场力量，而吉尔德则太倾心于企业家。对此吉尔德曾当面承认，并道出了他与市场论者的若干区别。他认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不能解释企业家活力的全部秘密。企业家才能的焕发，也象艺术创造与科学探索一样，有着人类智慧的兴趣之手所导引的执着的信念与不懈的追求，正是这种追求促成了产品、技术、工艺与制度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并日新月异地刷新着人类生活的面貌。我想，把吉尔德等供应学派经济学家连同大师熊彼特称为企业家的思想家，是不会过分的。
伍晓鹰：是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创新理论与企业家作用的再发现，迟早会被肯定为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建树之一。由此可以类比文学艺术创作，这方面我们曾经有过长期的“左”的管制与“四人帮”时期最黑暗的压迫。“样板戏”概念的提出便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惊人无耻的蠢举之一。在精神创造这个绝对需要展开想象翅膀自由驰骋的王国，竟然搬用“样板”这个机械制图学的术语来加以规范，不但扼杀了我们民族文化中本来已很微弱的生机，而且也充分体现了他们明确的愚民政策目标。
张维平：对了，联系文学创作来理解吉尔德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中国文艺家近年来就文学创作中的非理性主义问题，“人的主体性”文学原则，作家创作过程中“非自觉意识”的神秘机制等等展开了引人注目的讨论。而这些内容正好构成吉尔德企业家理论的核心，我想，这样的类比决不是牵强附会的。
伍晓鹰：确是如此，不但有书为证，而且，企业家的创新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都是人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智慧的外化，有着共同特征是毫不足怪的，这种特征是自然科学的精确定律所无法涵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尔德声明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科学的经济学是不相容的。他认为经济学的数量化发展以及日益精密而自命不凡的教义，与政府面面俱到的控制，保险和计划共同结成了一张灰色罗网，扼制了企业家才能的生长而造成现代停滞。
张维平：可能是出于对现代经济学的失望，他转向了著名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查尔士·皮尔士(Charles Peirce)。皮尔士对人和物作了区分：物之所以受可预见和可计算的规律支配，乃是因为它是无生命无生气的，其未来是先定的。但体现宇宙本质的人的创造性的意识，则不断地产生着新的力量和智慧。吉尔德由此出发，揭示了越来越被人忽视的智力发展史上非理性的神秘性——不确定性因素的重大意义。
伍晓鹰：他同时还讥笑了世俗理性主义者和计划万能论者对自己掌握知识的可靠性的过分肯定，以及自以为按某个先验模式便可建立理性化与理想化世界的神话。吉尔德在此是发掘企业家的创新源泉。你刚说的“非理性的神秘性”，也是指机遇或随机性。人的智力，人与自然在相互交往中的或然性、差别性、意外性，无序性和丰富性才是生产力创新和财富增长的永不枯涸的源泉。人类生活不是机械制图，它不是任何既定的样板与规划所能框住的，正象人性的自由发展最终不是任何强力所能扼杀的，虽然它可以暂时遭到压抑而被扭曲。
张维平：创新就象摸彩，成功取决于机遇。吉尔德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认为，千百万个精子中只有一个精子孕育人的诞生，这就说明了“摸彩”是生命的首要事实。就生命基础的脱氧核糖核酸来说，我们每个人自始就是千百万分之一概率的彩票中奖者。当然，如果把人生比作一连串摸彩，我们每个人中奖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只有在漫长的人类冒险活动中，机遇才转变成丰厚的财富。但如果每个人都过于理智，过于精明地计算眼前的得失，躲开风险，那么，创新活动就将特别稀少，正是在这个关节上，锱铢必较的“经济人”成了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除非他们向企业家转化。
伍晓鹰：所以说，企业家品格之可贵，表现在他们敢于在收益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预付资本。
张维平：这就又回到了刚才的话题，利润追求并不是企业家创新投资的全部动机，其冒险还包含有真正艺术创作中那种神秘的冲动。
伍晓鹰：说到这里，我想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美国动画片制作人沃尔特·迪斯尼在最初投入巨资创作米老鼠的形象时，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绝对无把握的风险之中，谁会喜欢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漫画老鼠并为之付钞呢？但是，凭借他对观众审美心理的深刻把握，再加上高超的制作技巧和推销技术，米老鼠形象很快征服了美国人民并跨越国界，最近，当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被我国电视台翻译映出，并使那么多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为之倾倒后，我们就可以说，迪斯尼的奉献使他获得了一个全球性市场。可贵的是，迪斯尼没有躺在米老鼠形象带来的丰厚收入上坐吃山空，而是利用业已培养起来的人们对那些可爱动物形象的迷恋，把利润再度投资，在洛杉矶建立了闻名世界的迪斯尼游乐园(Disneyland)，现在每月迎来数千万游客，成为世界性旅游中心之一。
张维平：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米老鼠到游乐园旅游业的开发，在迪斯尼身上体现了企业家才干与艺术家直觉的完美结合。从随机观点看，迪斯尼之于美国，正如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曹雪芹之于中国，没有必然性，假定这几位从未见于人世，这三个民族今天的生活未必会更坏一些，但作为人类智慧之果一旦已成现实，他们就或大或小地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地一部分。企业家的创新意义正在于此。
伍晓鹰：我觉得还有一点必须强调，即企业家创新活动在改变人的生活，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丰富和扩大整个人类的享受范围等方面的作用又是其他专门家，包括科学技术专家所代替不了的，这个事实在企业家资源稀缺的贫穷国家往往是被忽视的，而且这也恐怕是它们难以摆脱贫困的基本原因之一。
张维平：是这样，创新的意义在熊彼特的著作中有过充分的挖掘。它不仅是产品和工艺创新，也不仅是科技发现或发明，而是着重在制度创新。具体地说，就是当各种新奇昂贵的发明在只能作为奢侈品由少数权贵享受的地方，企业家的作用是使之由昂贵变得便宜，把奢侈品尽快转化为大众消费品。所以，真正标志企业家创新的是早年工业管理中的泰勒制与福特制，是保险公司的创立，银行制度的进步，连锁商店和超级市场，信用卡、电脑管理和专利制度的建立等等，而制度创新又加速了技术和产品创新。这是一种因果累积的加速机制。
伍晓鹰：我觉得特别要指明：这种机制突破了传统社会保守的财富观念和消费心态，生活的节奏运转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不久前还使你满意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快就会被新的需求超越而变成匮乏。
张维平：就是说，财富和贫困的观念也现代化了，由静态变成动态了。
伍晓鹰：是的，这也是吉尔德在这本书里给予了透辟论述的两个概念。他告诫人们不要生活在财富或金钱的幻影中，无论是贫困的国家还是个人，如果把富裕理解为纯收入和消费能力的暂时增加，那就难免目光短浅了。
张维平：他问了一连串饶有兴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财富几乎占世界之半，它富吗？中东许多产油的酋长国，其人均国民收入远高于美国，它们富吗？印度王公或阿拉伯君主的百宝箱无疑价值连城，但那算财富吗？梅隆、洛克菲勒等家族尽管仍然富有，但为什么很久以来一直处于衰落之中？财富之谜究竟是什么？
伍晓鹰：其实他还提到苏联，除了在国防生产的某些尖端领域，苏联通过与美国的对峙而展开竞争并有所创新之外，在其它工业领域，它的大部分设备就象博物馆里上了油彩的古董一样。
张维平：包括原有制造业基础很好的捷克与民主德国在内的经互会国家，在战后世界的家用电器、办公设备和其它重要消费品创新纪录上，它们的成绩近乎是零。其原因也可与上面的问题一并考察。例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产油国，虽然它们的人均国民收入接近甚至超过美国，但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富国。
伍晓鹰：是的，联合国统计分类仍把它们列在发展中国家项目下。产油国委内瑞拉的主计长说得好，富国人民参与了创造与管理财富的全过程，而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过程，我们的财富是作为结果从地底冒出来的。我理解，这儿的“过程”是指有效运转的经济机制，一般的应该是指市场机制，吉尔德更倾向于创新机制。有结果而无过程，有财富而无机制，则匮乏如影随形，“石油美元”的豪华外衣最终遮掩不住不发达的窘困。
张维平：还有的国家，当其人民还在传统文化与心理的蒙昧中睡眼惺忪，一下子被仿佛自天而降的财富弄得目眩神惊、心理失衡之时，甚至会引出比贫困更可怕的动乱与战祸，伊朗就是如此。所以吉尔德说，象许多看似简单的经济学概念一样，财富在它丰腴闪烁的表层底下有一大堆困扰人的问题。国家的
财富是一个比其公民的消费水平或资源储藏更难把握的变量。
伍晓鹰：不过，这个变量虽然被现代生活弄复杂了，却并非不可解。有例可证的是上一世纪的英国，本世纪的日本等国，它们都是在资源贫瘠的条件下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自由竞争、自由选择的社会经济机制，有了这种机制，那么社会就会拥有一种比地下的石油，比遗产、黄金或银行的存款更为宝贵的资源，这就是企业家才能。
张继平：是的，落后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往往是自然资源并不缺乏，但企业家才能却极为罕见，这一般与市场发育不良有关，这就是你说的缺乏产生企业家的社会经济机制。苏联东欧等国原有体制是根本排斥市场的行政干预机制，其公司与企业经理人员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行政官员，并根据其隶属于中央、州或地方而在官阶等级序列中占有一席。
伍晓鹰：斯大林当年把“干部决定一切”作为工业化的决定条件之一，并基于这一观点而建立了无所不包的行政网络，它以上下制约的官僚体制取代了竞争机制，由此从根本上扼杀了企业家的功能，这样，苏联模式的技术与产业创新的动力便只能从外部世界，从发达的工业国家去获取了。张维平：这话是对的。苏式工业化过程，实际上是以计划手段对先进工业国家的产品、技术与产业结构的一种模拟，但这只能形成经济的一种粗放式发展。所谓粗放，是指不问投入产出和成本效益比例，单纯以计划者的光定目标为依据配置资源。计划只能参照别人的或历史的经验，尽管计划者不断声称他们热爱甚至创造未来，但骨子里他们更习惯和迷恋过去，这就必然使生活冻结在已有的水平上。当然也可以发号召鼓励技术革新，提合理化建议等等，但这与推动和更新整个生活进程的创新机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所以也就无效率可言。
伍晓鹰：如果回到财富与贫困的概念上，那么很清楚，在一种冻结的生活里，这两个概念也是静止的，从而劫富济贫就是公平或社会正义的基本内涵。但在动态经济中，贫困可能意味着懒惰、守旧、依赖心理和缺乏创新。当企业家创新机制把大部分社会成员卷入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中时，贫困就成了一种相对的带有历史暂时性的现象。
张维平：对了，吉尔德正是由此出发，去把握公平与效率(增长)的，他认为一种高增长的经济是解决贫困这个社会病态的最公平也最有效的办法。关键是刺激与提高经济人的士气和灵感。促进生产者的供应而不仅是刺激消费者的需求。而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和福利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则是单纯刺激需求的错误办法。吉尔德说：欲将取之，必先投入，为了需求，务先供应，经济的效率，增长的速度始终取决于供应者的创造性。
伍晓鹰：这就引出了供应学派的理论前提，他们认为需求并不是现成地存在于芸芸众生之中，而是首先勾画于企业家的想象中。所谓需求不足或商品过剩在实质上并不存在，过剩的是劣等品。而在一个物质必定匮乏的世界上，所有货物的表面过剩都只能是意味着我们还缺乏创造性的生产和供应以培育新的需求。在这里，他们的基本信条是法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所表述的定律：供给会自动创造它的需求。这条定律已经多年来被公认为是谬误乃至庸俗的，然而当代美国供给学派却重复了它。
张维平：西方有句俗谚：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在思想史上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谬误和真理的位置也象权力斗争的车轮，此一时彼一时地转动着，看似永恒的真理会有一天被人发现是谬误；而被长久遗忘的谬误，经岁月之流的洗刷，又会被证实是真理或部分真理。美国供应学派对于萨伊法则的肯定，虽然词句照旧，但赋予了更新的历史内容，他们并不是在同一时点和同一水平上重复。西哲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跳进同一个河流。就是说，从运动状态看，重复也是进步。
(《财富与贫困》，〔美〕乔治·吉尔德著，储玉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2.10元)
张维平/伍晓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