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白
高玉昆
探索与争鸣
读四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商品分析中，马克思创立了不朽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对资本主义以后的诸社会形态经济的研究就留给了后人。俄国的十月革命之后诸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也都证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囿于由于私有制的消灭而推导出的商品经济不存在或不能占领社会主义的全部经济生活。这是读了四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的一点感想。
从经济学消灭论到产品经济学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罗莎·卢森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作的讲演，布哈林在十月革命前后发表的著作，都提出了社会主义不需要政治经济学的论点，这个论点被日本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一部书称之为“经济学消灭论”。这个论点当代人也许感到不可思议，但对于卢森堡和布哈林来说，却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论之上的。
大前提 政治经济学研究商品经济；
小前提 社会主义消灭了商品经济；
结 论 社会主义消灭了政治经济学。
大前提是无可怀疑的，小前提对迄一九二○年为止的所有社会主义者，也是无可怀疑的。因而经济学消灭论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就被许多人接受。以至一九二五年共产主义科学院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只有两个人表示怀疑，十四个人坚决反对这种怀疑。后来谁再提起广义政治经济学就被认为是很不体面的。经济学消灭论风靡全俄国，统治了整个二十年代。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革命家根据社会主义要消灭商品经济的传统理论，设计了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体制。实际上这是大规模的消灭商品经济的试验。出现了和设计者愿望完全相反的结果：工厂关闭，交通瘫痪，商品奇缺，物价飞涨，卢布几乎成为废纸，已经受到战争打击的俄国经济被推向崩溃的深渊，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接踵而来。一九二一年春，列宁果断地采取措施，实行新经济政策，发展各种形式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不但使俄国经济延续了生命，而且奇迹般地恢复了，繁荣了，充满了勃勃生机。一九二六年，苏联主要经济指标已经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新经济政策的奇迹教育了苏联经济学界，必须重新认识商品经济，从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商品经济的争论。布哈林从坚信消灭商品经济转变为承认商品经济，并开始以商品经济理论来研究经济问题，提出政策主张。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发挥市场作用，二十年代后期农民不愿卖粮食给国家是粮价太低的缘故，提出按地区调整粮价，实行市场常态化的政策建议，但还没有来得及推翻他的经济学消灭论。斯大林却从新经济政策中看到了要限制商品经济，于是和布哈林发生理论争论，指责布哈林歪曲新经济政策，为富农分子说话，并把布哈林及其支持者宣布为右倾集团，开除出党，赶出政治舞台，并在一九三八年从肉体上消灭了布哈林。
斯大林出于反对布哈林的政治需要和理论需要，一九二九年公布了列宁在一九二○年读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的眉批，否定了布哈林的经济学消灭论。直到一九五二年写给雅罗申柯的信中，还批评布哈林的“社会组织技术”之类的经济学消灭论。从三十年代初开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被限制在产品经济学的规范内。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天性不足。
在承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期，苏维埃高等学校和党校，开始讲授苏维埃经济政策。一九三一年，莫斯科一些大学合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大纲》，最后一篇讲授苏维埃经济理论。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红色教授学院的教学大纲发展为六篇。苏共中央委员会组织局提出的《苏维埃经济教程大纲》发展为工业、农业、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劳动、交换、计划、货币、信用、金融、再生产、平衡等十二个专题，并着重讲授一些现实经济问题，展示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轮廓。各级党校开设了苏维埃经济政策课程，广泛流行的教材如《苏维埃经济理论基础》，用大部分篇幅讲授经济政策，实际上成了经济政策学。由于斯大林打垮了托洛茨基集团和布哈林集团，由于消灭了一批经济学家，由于战争，斯大林生前再也没有强有力的挑战者，这样糟糕的产品经济学成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
一九三六年秋，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政治经济大纲和教材的决议，成立了编书组。四十年代末，以康·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为首的编写组，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一九五一年召开了未定稿的经济理论讨论会。一九五二年二月，斯大林看了未定稿和会议材料之后，发表了十点书面意见，给四位经济学家写了三封复信。这些材料汇编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斯大林阐明了他长期坚持的产品经济理论，肯定了他领导的苏联经济建设时期形成的产品经济体制，在有限的程度上考虑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三十多年争鸣的成果，容许在产品经济体系中保留一小块商品经济。《教科书》根据斯大林的理论要求，进行修改，一九五四年正式出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终于结束了经济学消灭论和经济政策学时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基本原理，宣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教育了几代人，也束缚了几代人的思想，因为它把斯大林的产品经济理论和产品经济体制当成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由此产生了不能低估的消极作用。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盛行着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性，忽视共性，甚至用特性代替共性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这种方法渗透进《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比如，资本主义是百分之一百的私有制，社会主义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按比例的；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生产是产品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追逐利润，社会主义生产不计成本，不讲盈亏，满足需要：资本主义工人生活越来越贫困，社会主义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裕；资本主义私有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陷入总危机，社会主义公有制促进了生产力的高速的持续的增长，如此等等。但事实与这种简单类比所得出来的结论相反，资本主义国有制也在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社会主义不能消灭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没有超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工人生活水平和资本主义还有一段不小的差距，这导致了另一个结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简单类比方法和结论是值得怀疑的。
斯大林把所有制看成是生产资料的归属，把所有制看成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于是就发展成公有制经济学。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简化为建立公有制，似乎建立公有制后这条规律就不存在了。公有制产生了“目的——手段”结构的社会主义基本规律。公有制必然产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形成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管理体制。公有制两种形式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原因，价值规律只能在两种公有制之间起作用，并受制于“目的——手段”结构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计划规律。公有制产生按劳分配规律。公有制成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公有制衍化出经济规律体系，经济规律说明公有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阐明公有制，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企图从公有制中演绎出一个理论体系却是值得考虑的。把商品经济的原因归结于公有制两种形式就值得商榷，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产生以前，商品经济已经有了五六千年的历史，这就说明公有制两种形式根本不是商品经济的原因。认为价值规律对生产没有调节作用的论点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价值规律每日每时调节着生产。由于剪刀差，社会主义各国农业发展缓慢。由于烟酒自行车等产品价格高于价值，一度小烟厂酒厂自行车遍地开花，大烟厂只好从国外进口烟叶，穷乡僻壤的小商店货架上放满了名目繁多的酒。公有制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严重脱离社会主义实际，因而不能不使人怀疑。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否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研究的是商品经济而改成研究产品经济。全书分成三篇，第一篇是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分成原始公社，奴隶占有制，封建主义三章，第二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成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二部分，第三篇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商品经济的范畴，规律，理论塞进垄断前资本主义这部分，这样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没有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社会主义成为产品经济。商品交换变成无偿或近似无偿调拨，货币变成了劳动券，价值规律受到严格限制，分配社会总劳动的功能被计划规律代替，经济信息被行政指令所代替，经济利益被政治热情所代替，客观经济规律为长官意志所代替。一句话，商品经济学为产品经济学代替，形成了一个产品经济理论体系。实践已证明，产品经济理论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理论，要象破除产品经济体制一样去破除。
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部分的保留商品经济，即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同时并存的二重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漫天硝烟还没有吹散，南斯拉夫、中国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呱呱堕地了。从波罗的海东岸至太平洋西岸的辽阔大地上飘扬着社会主义的胜利旗帜。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批领袖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共产党人，他们十分熟悉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但是却不熟悉经济、尤其是发达商品经济，他们往往从哲学政治学的角度理解经济问题。都无一例外地从苏联那里搬来了产品经济理论和产品经济体制，并当成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式。他们避免了苏联曾经发生的消灭商品经济的试验和经济学消灭论的错误理论与实践，然而却没有避免产品经济体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产品经济理论从苏联一国一下子蔓延到了社会主义各国，这是始料所不及的。
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没有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早在三十年代就已蜚声欧美，他和西方经济学家的大论战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既有基本经济特征又有不同组织形式的经济思想。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陶醉于产品经济的无限美好时，波兰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敏锐地看到了产品经济体制的许多弊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召开的波兰经济学家第二次全国会议即“华沙之春”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经济改革的要求，得出必须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结论。同年十月，波党八中全会后，开始了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政策调整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首先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核算。
在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明兹写作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专著(以下简称《专著》)，一九六三年出版，同年底，三联书店出版了中译本。《专著》改变了把公有制放在全书基础地位的传统，而是把公有制和生产目的、计划性和产品性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总的特点进行研究。它加强了对生产力的研究，列出专章论述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率、生产配置、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等内容。加强了对商品经济范畴、商品经济环节、商品经济功能、商品经济规律等研究，试图阐明商品经济运行机制。但是，由于它没有彻底摆脱公有制是生产关系基础的教条，仍是从公有制中寻找“目的——手段”结构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商品经济原因，所以，在理论上，不能将商品经济贯彻到底。而得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着计划调节和价值规律调节的二重调节，前者是商品经济基本规律，后者是产品经济规律。
《专著》突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大大加强了商品经济理论的地位，前进了一大步，然而，又很不彻底，这是波兰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的反映，因为专著写作出版，正是经济体制改革一度中断时期。
只解决了商品经济的运行，没解决其宏观控制的不成熟的商品经济理论 一九四五年三月，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了联合政府。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初期，几乎原封不动地抄来了苏联的产品经济理论和产品经济体制。四十年代末，国际关系的恶化，客观上使得南开始寻找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走上了独立、自治、商品经济的道路。一九五○至一九六三年是工人自治时期，对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下放国家机关权限，精简国家机构，以社会所有制代替国家所有制，以社会计划代替集中统一的国家计划，加强市场作用，扩大企业权限。一九六三年以后是社会自治时期。一九六四年取消国家投资基金，改由银行发放投资贷款，从而取消了国家对扩大再生产的决定权。一九六五年对财政、税收、价格、外汇外贸等进行全面改革。一九七○年后，联合劳动逐步形成和发展。
南斯拉夫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经济体制，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强大推动力。早在五十年代，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几乎一致确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南斯拉夫宪法，联合劳动法，社会计划法等重要法令，贯穿着一个重要思想：自治与市场即商品经济是分不开的。六十年代初出现的市场学派和计划学派斗争中，南斯拉夫多数经济学家一直主张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占统治地位。一九六四年联邦议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的基本方向》的决议，强调必须解放市场规律的作用。尽管在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一再批判市场社会主义，但南斯拉夫一再强调市场经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由于缺少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落后于经济实践，直到南共自已培养出的经济学家成熟了，这个差距才逐步缩短。
南共联盟中央委员米拉丁·科拉奇同志一九五六年获经济学博士，一九六六年升为教授。他和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系教授蒂霍米尔·弗拉什卡利奇教授合著的《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米著”)，一九六六年出版，七十年代末已出第八版，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了中译本。米著共八篇，副标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理论分析原理”。
米著认为社会分工是任何商品生产存在的重要前提，所以，在对商品经济条件下调节人们相互关系的内在规律作科学的分析时，要从对商品和调节商品生产者的相互关系的客观规律性进行分析着手，而不是分析公有制。米著只承认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种类型，不承认产品经济。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把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给各个部门的规律，这条规律在自然经济中，通过有关社会机构的有意识的行动而实现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条规律表现为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具有分配社会总劳动的功能，这就否定了斯大林所谓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产品经济规律。
米著承认商品经济一般，但只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商品经济一般，而不是从各种扩大商品经济中抽象出来的扩大商品经济一般。虽然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范畴体系。米著研究了商品经济运行，但没有解决商品经济的宏观控制问题。所以，米著是一部不成熟的商品经济学。这是南斯拉夫商品经济体制的不成熟性的理论反映。
完全的承认商品经济。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卓炯的《政治经济学新探》 《新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了一些新的发掘，提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的新看法，明确指出当前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学。
卓炯摒弃了传统经济学用特殊代替一般的错误方法，成功地运用了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辩证法。社会生产方式是一般社会生产过程和独特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统一体。作为一般社会生产过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没有区别的；作为所有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极不相同的。商品经济是一般劳动过程范畴。社会分工决定产品的商品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商品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存在着发达的社会分工，社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商品经济，而在于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不同。《新探》阐明了商品经济一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三个层次。这是《新探》的特点和优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采用资本主义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三个板块结构，而且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块描述得不正确。南斯拉夫米著突破了板块结构，采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共性和特性的有机结构，这比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前进了一大步。但米著在生产过程分配过程等仍有板块结合的痕迹，原因在于在经济范畴上没有分出共性和特性。卓炯《新探》采用共性特性结构，而且在范畴上划分共性和特性，这又比米著进了一大步。
《新探》建立了三个层次的商品经济范畴体系。商品价值C＋V+M公式，在一般劳动层次上，C是物化劳动，V+M是活劳动，其中V是必要劳动，M是剩余劳动；在商品经济一般层次上，C是生产资料价值，V是劳动力价值，M是剩余价值；从国民经济来说，C+V+M是国民生产总值，C是补偿的生产资料价值，V是工资总额，M是财政收入和生产资料所有者收入及企业收入，V+M是国民收入；从单个商品来说，C+V+M是商品价值，C+V是生产成本，成本表现为资金，M是利润。资金是商品经济一般范畴，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为资本，它的社会主义形式为社本。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一般范畴，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转化为无偿占有价值，为社会主义所有为公共必要价值。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具有宏观作用和微观作用。斯大林提出的计划规律是价值规律的不必要重复，必须推倒。生产关系要适合一定发展阶段的物质生产力的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在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因而推倒了斯大林表述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完全突破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
探索和争鸣 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七十年了。前三十年只有苏联一个国家，盛行一种模式；后三十年社会主义变成一批国家，出现了不同的多种模式。社会主义实践的多样化，必然导致理论的多样化。因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也出现了多样化。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争鸣中前进，在探索中发展，从经济学消灭论发展到肯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肯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一大批经济学学科，形成门类齐全的庞大的经济科学体系；从肯定产品经济学发展到肯定商品经济学，最后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窗外已是新春，室内依然旧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崛起，对中国的冲击是微小的。今天大学讲坛，党校讲坛，各种学校讲坛，数以千万计的人们学习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是三十多年前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近几年新编写的各种版本，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理论体系上没有多大突破。因而到处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是封建大一统文化思想的痕迹。只有允许不同学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走上大学讲坛，百家争鸣才能持久的真正开展起来，，才会有经济科学的真正繁荣。探索和争鸣是繁荣社会主义经济科学的必由之路。
杨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