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的开篇，作者便指出：古老的华夏先民生活在相对独立和隔绝的地理环境中，从而导致了早熟的、缺乏异质文化并存观念的、由内向外单向性辐射的文化传播方式。作者称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以尊临卑的文化心理，和以儒家礼乐教化、纲常伦理当作判断“国际”秩序的唯一尺度的价值观念为“文化心理定势”。在这种环境中，中国正统的士大夫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态度得到强化，特别是清中叶大兴文字狱以后，普遍麻木的时代精神气氛造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心理，畸形发展。这对于近代士大夫在应付西方文化的挑战时，起着十分严重的消极作用。作者近乎俏皮地抓住了鸦片战争前清朝君臣与英国使节在觐见清朝皇帝的礼仪上的争执问题大做文章，生动地再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畛域观念与现代国际外交观念的严重冲突，从而说明传统的文化心理定势在进入近代国际竞争时代面临的那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殆局面。
对于造成近代国粹思潮的原因，作者一反前人方法，另辟蹊径，从分析士大夫群体的认识心理入手，他分析了中国传统概念思维的三个特点：意念性(非定义性)、模糊性(非确指性)、板块性(不可离析性)，指出这是造成近代士大夫在西方异质文化面前，采取以伸延指谓范围的方式来附会异质事物的客观可能性和条件，这种“强制型同化”的认识机制，加上从“万世不易”的圣人之学中直接推衍出评价西学的尺度的思维运作方式，构成了近代正统士大夫在理性层次上的思维认识机制，从而导致了观念与现实的严重悖离，把对西方文化的强烈拒斥，逻辑地论证为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对身处异域的国粹派刘锡鸿进行分析之后，阐述了这位耳濡目染西方文明的清朝公使为什么如此顽固地坚持国粹立场，甚至连铁路也极力反对修建。指出以尊临卑的传统文化心理与其认识——思维机制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强化关系。西方文化中种种异质新事物的刺激，被正统的士大夫归类到旧的范畴构架中去，并按圣人之道中投射下来的原则来否定新事物的积极意义。这种刺激反而会象条件反射一样，引起古老的习惯性的思维线路的“活化”。而传统认知思路对西方新异事物加以处理的结果，反过来又强化了原来的文化心理。作者的这种洞察和分析，的确使我们耳目一新。同时，作者又从这里阐发了洋务派与正统士大夫的区别，即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崛起的洋务派士大夫观念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心理因素——洋务派的危机意识和避害反应。一方面它的内涵十分狭窄，另一方面它似乎具有相当的力度，可以切断传统文化心理定势与认知心理之间的互协关系，为思维机制的局部更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作者对洋务派文化心理的估价，是以往史书未曾涉猎的，即使这种观点本身尚有可议之处，但它毕竟引发我们对洋务思潮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在西方侵略和民族危机深化的刺激下，正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与认识心理的交互作用又如何激发起一股虚骄的国粹主义的排外思潮。作者观点明确地指出，这种强有力的排外思潮，不但使中国的近代化和民族自卫过程遭到严重的挫折，同时也构成近代维新运动失败的社会思潮背景。尽管这一论断对读者来说有可能反应不一，但在作者笔下，却能自圆其说，有理有据。
通览全书，我们感到作者从新的角度探讨近代中西文化关系这个问题，在一些司空见惯的细微末节上做了较为深刻的探讨。书中论理的逻辑性较强，但文笔却不失为生动流畅，读来饶有兴味，作者以颇为翔实的论据来论证自己的新观点，也反映了作者严谨的科学态度。但也应当看到，对一些问题的论述，还略显夹生，稍欠老辣，特别是关于儒家文化的问题，不是支言片语就能概括清楚的。对传统文化心理形成的其它原因，作者较少论及，对维新派的文化心理的判断论述等，也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该书的肯定。
(《儒家文化的困境》，萧功秦著，“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第一版，1.30元)
品书录
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