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刻本。曹炎藏书，后归稽瑞楼、旧山楼，二百年来未出虞山。开卷为杂著两种，(一)“半茧园十叟图诗”，前有二泉居士(叶奕苞)序，凡十图，对页各有题咏。(二)“醉乡从事图传”，前亦有二泉居士序，也是左图右文。其后为“金石小笺”二卷，属“昆山叶奕苞九来著”。又“文稿”。最后为附集，计收陈其年《半茧园赋》，姜宸英《小有堂记》，施闰章《春及轩记》，葛芝《下学斋记》，归庄《<SPS=2007>然堂记》，彭士望《归云阁记》，徐开任《半茧园记》，李良年《三友园记》，顾苓《扪虱庵记》，魏禧《经<SPS=1754>堂记》。
叶九来是清初著名藏书家，叶文庄<SPS=1484>竹堂的后人。这一册书和后面所附清初著名文士的文字，都是昆山一郡极好的地方史志资料。刊刻精雅，体式不一，看来是刻于不同时期而汇为一集的。九来还有诗稿八卷，杂诗及诗词五种，也是康熙刻本。未见。但就这一册杂著文稿看，内容多半是考订金石旧史之作，看不出有什么违碍之处，不知何以竟得到“荒诞悖逆，语多狂吠”的评语而列入禁书。文稿中有一篇《赠白生壁双序》，倒是为吴梅村《琵琶行》诗作笺的好资料，其中提到了崇祯遗事，不无兴亡之感，也许就是碰到清朝痛处的所在，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狂吠”的痕迹，也许只有天生特别嗅觉的人才能辨析得出吧。
“白生之先吴人也。徒家南通州，凡五世。祖父挟琵琶游塞上，生独好游江南，亦挟琵琶以行。先是太仓吴学士遇白<SPS=0356>如于王太常之南园，闻琵琶称善，或如为学士进新曲，乃明崇祯帝十七年间事。叙述乱离，嚎嘈凄切，至於泣下。……学士赋六百二言，亦日‘琵琶行’以赠之，而或如名益重。戊戎夏访予茧园，请奏所谓新曲者，一再弹，满座怆然。予不忍其终曲，朗诵学士琵琶行以乱之，而或如亟称生之技更善，或如者生之叔也。盖生之祖在湄，从塞上将士授数十曲，皆山坡羊小令，生独得清商杂调于旧才人，曾侍玉熙宫宴者，故其技益进。”
文章后半论南北伎乐好尚的变迁，更是有意义的记录，而感慨牢骚也就从这里出来了。
“予因有感於江南盛时，金陵吴趋馀杭之里，门第相望，鼓钟不绝。所奏伎乐皆尚吾邑魏良辅所定之昆腔。若琶琵者，以为北方之乐，屏而不御。故生之祖父技虽胜，仅从塞上游，势使然也。然十馀年来，生与或如以其技游於南，南之人忽好之，识者以为天地之气于是变矣。自北而南，固足信也。无何而向之门第相望者，迁为戎营<SPS=2008>为牧圉，而鼓钟不复作焉。呜呼，高岸成谷，深谷为陵，吾生三十年中，盛衰递见，何止白生祖孙父子间乎？”
戊戌是顺治十五年，上推十余年正是甲申乙酉之顷。作者这里的感慨是明显的。也许这就是触犯禁忌的要害吧。不过同样作了“琵琶行”的吴伟业的运气则要好得多，《梅村集》中谈及明清易代史事的地方更多，故宫黍离之感也在在流露，但全集只抽去了钱谦益的一篇序，终于保存下来了。“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中对《梅村诗文集》有以下的说明，
“此种系国子监祭酒吴伟业撰。伟业诗才俊逸，卓然成家，曾蒙皇上御览褒咏，外省只以其与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大家，因而牵连并毁，实无干碍，应请勿庸销毁。惟卷首有钱谦益序一首，书一首，仍应抽毁。”
同时顾有孝选的《江左三家诗钞》，也只抽<SPS=0759>钱龚二家作品，梅村诗钞三卷特许存留。这些处理办法都是得到皇帝批准的。是不是曾经御览赏识就可以从宽审理呢？也未必尽然。看来这中间总还有些不大好直白说出的原因。
《国史纪闻》《嘉靖以来注略》
《国史纪闻》十二卷，天启刻本。九行十九字。题“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沁水臣张铨辑，男锦衣卫指挥同知臣张道<SPS=0713>订，门人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江宁臣徐扬先较”。前有万历四十八年张铨序，天启四年徐扬先序。
禁书目著录，附注说，“其卷九内有叛降朝鲜一段，应请禁毁。”查原书，这是天顺三年己卯(1459)的记事。
“建州夷酋董山叛降朝鲜。
董山潜结朝鲜，受伪制，为中枢密使辽东巡抚程信调得其制书，疏请乘其未发，先诘之，可伐其谋。上遣给事中往朝鲜，锦衣译者往建州。两酋初不肯承，出制书示之，皆惊服谢罪。”
这是早期的东事纪录，也是《国史纪闻》全书中仅见的记述。原书记明历朝史事，起元至正十二年朱元璋起兵濠州，迄正德十六年。书中所记边事，大抵都是西北诸边攻守的史实，虽然奴虏字样常常出现，但到底于满洲无关。只有这一条记下了建州先世的史迹，不但称之为“夷酋”，而且揭露了叛降的事实。这自然不能不成为避忌销毁的口实。其实张铨本人就是亲身参预了东事的，最后死在辽东。徐序说，“方忠烈(张铨)之感慨东事，新置大帅也，抗疏非之。未几，一一如所云。举朝神其识。神祖命往监军事。忠烈不以台资谢，单骑受代。今上初年，臣已忝同台，尺一才通而辽溃之报旋至，忠烈之惨旋闻。”张铨万历四十六年官御史，曾上疏论辽东战守形势，募兵选将诸事。四十八年张铨又上疏奏谏：
“国家之乱，皆起于民穷财尽，履亩加赋。七厘未已而九厘，穷民何以堪此。大内积金如瓦砾，而发帑之请，叫阍不报，加派之议，朝奏夕可。岂财为皇上之财，而民非皇上之民耶？”
在当时的台谏中可以算是敢说话的。
张铨随即被命巡按辽东。天启元年三月，“奴酋率众度浑河，首犯沈阳。按臣张铨先下令迁降夷于城外，贺士贤不从。将士凭濠而守。贼驱土填堑，我兵连发炮热，装药即喷。贼遂蜂拥过濠。城内降夷应之。……沈阳遂陷。”后来清兵直抵辽阳城下，“李永芳遣人请降，(袁)应泰许之，命竖受降旗于城上。……应泰张铨与分守何廷魁，三人坐城东楼，铨谓应泰日，‘坐公尸居游魂，致我无成事而死。’应泰曰，‘公无阃外责，尚可退守河西，泰不才，当死于此。’铨下城，应泰举火自焚。……铨为贼执送李永芳。永芳曰‘跪我，我官汝。’铨斥曰，‘反贼耳，何官！’永芳令驱之城外斩之。数日间，金、复、海、盖州卫，悉传檄而陷贼。”
以上是从《五朝注略》中辑出的有关张铨的事迹。这《五朝注略》也是清代的禁书，禁书目题作《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注略》，漏掉了《泰昌注略》卷十二，可见疏略。禁书目小注云，“查四朝注略系明许重熙撰，内第七卷以至十四卷，诋斥之词甚多，应请销毁。”说得正是事实，这书不象《国史纪闻》，七卷以下几乎没有一叶没有有关辽事的记载。我所见的一本是山阴祁理孙的藏书，崇祯刻。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单边，题“太学生臣许重熙编次，右春坊臣许士柔参订。”卷首版心下有“秣陵高文所刻”一行。前有“旧史臣董其昌序”，崇祯六年“吏部候选监生臣许重熙《嘉靖以来注略》序。
在崇祯初年就已编刻了直至天启末的当代史，可见明人纂修私史的积极。董其昌在序中说，
“臣间尝睹嘉靖朝有若大政、编年、识余、闻见诸录，万历朝有若笔麈、邸抄，泰昌天启朝有若日录、从信、纪政，……皆可为纪述之光。”可见当时私史之多，不过到今天除了《嘉靖大政类编》等一二种外，都极少传本了。董其昌又说：
“臣其昌谓史之难，难在近事。”“故末世以史为讳，讳于近也。”这确是深知此中甘苦的话，他又称赞此书“可以破讳近之疑，可以镜治朝之概。”也不是泛泛的溢美之辞。
以上两书都是山阴祁氏的遗藏。《国史纪闻》前有“家在鉴湖之滨”朱文长印又“竹中小隐”白文方印。通体蓝笔点阅。应是祁彪佳居父承<SPS=0784>丧时所读书，与所点阅《两朝从信录》为同时读物。彪佳有手稿《万历大政类编》，其原始素材就是取于《从信录》等书的。这部《五朝注略》则是祁理孙的手批阅本，卷首有墨书两行云，“藏书楼午后课，乙未四月二十日开卷，布衣臣祁理孙记”。乙未是顺治十二年，作为明的遗民，在天翻地覆之后，仍闭门读书，究心前朝史事，而且特别留心卷中有关辽事的记载，用朱圈一一于书眉注出，这些后来就都辑录在稿本《东事始末》中。祁理孙的注意所在正好与查办禁书诸臣是不谋而合的，虽然他们站在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上。
检阅各种禁书，不能不推这《注略》是名符其实、质量极高的样品。现在只少举数例：
“奴儿哈赤杀其弟速儿哈赤，并其兵，复侵兀喇诸酋。”(万历四十年十一月)
“奴酋僭号后金皇帝，改元天命。”(万历四十七年五月)
“奴酋发伪榜招降，诟侮无状。”(万历四十八年三月)
“辽抚袁崇焕奏逆奴求款情真。”(天启七年二月)
“六月，奴寇宁远。诸将凭城御之，炮伤奴兄召力兔。奴兵解围退去。经抚阎鸣泰袁崇焕，各奏厂臣先事绸缪之功，总兵赵率教奏称，仰仗魏忠贤妙算，……有旨，厂臣秘谋妙算，屡建奇功。奴胆已寒，灭之有日。”(同年六月)
当辽东兵事紧急之时，正是魏忠贤等气焰冲天之日。欺上瞒下，敷衍塞责，终于弄得不可收拾。经过上下的一齐努力，总算使明朝弄到亡国。这一切在七册《注略》中是斑斑可考的。祁理孙在十多年以后，还念念不忘想总结败亡的经验教训，那愿望是真诚也是可哀的。就在他闭门读书之际，发生了大狱，弟弟斑孙遣戍辽左，祁氏也因此破家。虽然史家都不视此案为文字狱，但实质上正是同一类型而发生较早的一起大案。因此这两种晚明的当代史著作就在禁书之外又有了独特的文献意义了。
《秋水集》
集十卷·勾吴严绳孙撰·康熙雨青草堂刻本。半叶九行，行十九字。版心下有“佚亭”二字。卷一之八诗，卷九、十词。前有叶方霭序，吴绮词序。当尚有朱彝尊序，未刻入，见《曝书亭集》卷三十七。
江宁布政使刻“奏缴咨禁书目”中有督部堂萨饬知无锡金匮二县查缴禁书三种。严绳孙撰二种，此《秋水集》外尚有《明史列传》。另一种是绳孙子严泓所撰的《青梧集》。
严绳孙是纳兰性德的好朋友，自然也和权相明珠有着密切的关系。《秋水集》中不但收有和纳兰倡和的诗，也有和张见阳、秦松龄、姜宸英、顾贞观、徐乾学等往还的诗篇，他们都是一个政治集团中人。后来明珠罢相，政局一变。绳孙此集之列为禁书，看来当与当时政治斗争有关。至于集中诸诗，除了偶有牢愁之句外，实在也看不出有什么忌讳之处。卷六收应制及侍从引见诸作，都极尽恭谨，“平滇恭进诗”前小序更是提行抬头，卑辞颂圣，可以算是恭顺的典型。翻书时遇见这种地方，总免不了感到满身的不愉快，好象看到在电影中描写旧时代某些大人物出场，甚或只是在说话中偶然提到，人们都要立正致敬的光景。《秋水集》中有这些应制颂圣的诗篇，却终于逃不脱禁网，实在是可笑又可悲的。
严绳孙的诗写得不坏，自然感怀身世的作品要来得更有特色，但如果追究起来，也是可以做为“怨望”的实据的。如《某园》一诗，
“十年桑海倍煎心，草色名园不可寻。欹柱倚风移旧绣，断垣经雨见遗簪。山僧礼数支门急，江燕惊猜避客深。惟有青山如昔日，不能重上上头吟。”
这里所咏不知是谁家园林，总之是不便明指。诗是游苏州时所作，如拟为海宁陈之遴的拙政园应该也是可以的。同时又有“灵岩呈继大师”一诗，是写给继起弘储的，腹联云，“兴亡满眼今何夕，去住无心我未僧。”说得尤为显露，表示了与逃禅的遗民同样的心情。“秋日杂感”一组诗中，也处处有着兴亡之感。“近说东南多战垒，车书回首几时同，”“总是兴亡千古地，莫教潮汐送闲愁”，“试看明月三分夜，犹有萧声杂鼓鼙”，“侧足横流群盗在，乾坤何处有吾庐”。“杭州杂感”四首，有“纷华何处说先朝”这样的句子，又说“指点凤凰山上路，不堪萧瑟起边愁”，说“乱离时节懒经过”，应该都是绳孙少年时的作品，在入京以前。“君看沧海横流日，几个轻舟在五湖。”(“自题小画”)可以代表作者这一时期的怀抱志趣，与入都以后浮沉政海的心情是大不相同的。卷六“集朱竹<SPS=0189>同年寓斋送留仙前辈”一诗，当作于康熙二十三年松龄因顺天乡试事下狱放归之顷，
“此夕亦良宴，胡然歌路难。故人先我去，霜月是愁端。别酒那可尽，世情真倦看。十年征逐意，留梦到长安。”
这就直白地述说了对十年中间京师宦海生涯的厌倦，可以作为绳孙后期诗作的代表。果然，卷七开卷就是“春日蒙恩予假南归”诗，其中如“吴牛避热先愁喘，宋<SPS=2174>冲风且退飞”，“去来我亦无心者，何必从人定是非”，都是同一心情的抒写。其第三首云：
“搏飞端不到青雯，高足都看几要津。遮莫吾今先丧我，由来臣少不如人。官同王琰贫来久，世识嵇康懒是真。文酒故交云雨散，梦魂相望落花春。”
明珠、纳兰身边的人物风流云散了，绳孙经过了十年风浪，终于悟出自己并非政治斗争中合格的竞争者。但也还不免流露出一种哀怨。绳孙南归后又有粤东之行，留下了不少诗篇，有“酬梁药亭次余南归诗韵见送之作，并简别陈元孝屈翁山吴山带诸子”诗，其“驽骀北望宁无恋，乌鹊南来已倦飞”句就还不能忘情于京师，正是所谓名心未尽。不过这诗是写给陈恭尹和屈大均的，按照禁书条例，只要书中出现这些人的名字，就有了同样禁毁的命运，也许这就是《秋水集》列为禁书的理由之一吧。
黄裳
《诗经译注》管窥
汉儒尊经，奉《三百篇》为圭臬，谥之日“思无邪”，是故毛传郑笺多附会穿凿之说；今人疑古，欲拨云见日，然古今言殊，以今言释古，亦大是难事。即如《诗·邶风·静女》首章“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分明以一男子口吻述幽期密约之情境，而解译纷<SPS=0423>，异说如<SPS=1552>。高下浅深，各有所见。综上所曰，究竟是男等女呢，还是女等男？这位“静女”是来了呢，还是没有来？……要圆满地解答这些问题，依鄙人陋见，恐怕要算程俊英的《诗经译注》(上海古篇版)表达得最为不瘠不腴：
善良姑娘真美丽，
等我城门角楼里。
故意藏着不露面，
来回着急抓头皮。
程译要言不烦，用“善良”“美丽”作“静女”之写状，可谓确不可易。缘善为真之内容，美为真之形式，二者合一，则其纯真可想而知。明训诂，逆题意，以“隐而不现”破“爱而不见”，复以“藏而不露”(案《玉篇》：“露，见也。”)出之，更是精当绝伦。不独层翳顿销，抑且余味甘回。“故意”二字，传神之笔，以今度古，十分餍心切理。以知王国维“解人正不易得”之叹，信不诬也。
补白
钱公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