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头一回去哈佛报到入学，是在大雪纷飞的冬夜。开出租车的黑人小伙子一路口哨，拉着我沿校园兜圈子(好多讨些车钱)。我正求之不得，贪婪四顾，看银妆素裹中的庄严校舍，肃穆铜像和神圣教堂——当年这教堂钟声长鸣，迎接独立革命；华盛顿总司令戎装佩剑，检阅这校园里驻扎的民兵、臼炮和战马；这夜空下爱默生观星象，祈神示，发布美国文学独立宣言；这雪地里站着哲学大师詹姆斯，和同事争辨“绝对精神”；这校舍里住过几代总统，他们乘马车、火车和汽车去华盛顿从政，直到人们称这条世代宦途是国家一号高速公路。
车头一转，我冲进灯光灿烂、音乐阵阵的哈佛广场。酒吧、影院和露天舞台挤满了出来夜游的青年。我印象里“哈佛人”冷漠孤傲，满脸挂着“天才的惰性”。可眼前竟是满街寻开心的顽童，还有与之结伴相游、直冒傻气的“克莉菲”们(哈佛拉德克利夫女子本科学院学生的通称)。
冷峻与散漫携手，传统约束和现代自由并肩而行，似乎是哈佛给我的第一印象。不久又发现，有些教授讲课时是要饮酒润喉的——口占名言，立诵拉丁，讲至神采飞扬处酒盏一举，台下鸦雀无声。我自相劝慰道，中国夫子托茶评点“窈窕淑女”，实与之相去无多。后来照章敷衍。礼服与领带常备。幽默和玩笑渐通。到了高年级，若有老师在开讲和结束仪式上不备酒点款待弟子，心中反会抱怨功课“太干”。通过博士资格大考，照例被同学拖去浇一头一身的香槟，是谓“成人受洗仪式”——竟不可惜那套衣服了。
酒神与清教徒
西方文明与酒难分难解。希腊神话里的酒神巴克科斯据称是宙斯和塞墨勒的私生子。他生在印度(一说埃及)，由众女神以葡萄喂大。成人后四海游荡，教人民广植浆果提取玉液。不料传教来到毒龙子孙建立的忒拜王国，被国王彭透斯绑架，硬要以蛊惑罪杀掉酒神。巴克科斯显神威肢解了暴君彭透斯，用神杖敲击石壁，美酒汩汩流遍大地。于是万众欢呼，世愁尽消。酒神带上他的葡萄王冠和青藤神杖跋山涉水而去。身后却留下了各国人民纪念感怀他的“酒神节”(Bakkhanalia)，以及让学者着迷的图腾崇拜和原始狂欢祭祀仪式。
说来奇怪，美国人竟是西方民族中迟迟拒不信奉酒神教义的一支。他们天生只爱喝那不甜不苦，既没血性又无雅趣的可口可乐。据说是因祖宗造下大孽，逃去新大陆后入了清教，假充正经一百余年。害得子孙见酒就怕，一灌即醉，窝囊至极。直到他们打赢了第一场世界大战，成为天下首富之国，还念念不忘祖先遗训，要厉行克己赎罪家规，保持廉洁俭朴世风。一九一九年，美国国会滑天下之大稽，正式通过了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即全面禁酒法案。结果激起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禁酒与反禁酒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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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时代，黑手党和走私团伙发了横财。青年人长期偷喝甲醇掺制的，劣酒，受害非浅。联邦政府大规模稽私花去无数冤枉钱。连政治家竞选也要声明自己是干派或湿派——老百姓并不在乎他们属哪个党。闹到一九三○年，才有纽约等七州初步开禁。至今多数州仍保留了许可证售酒和重税课征酒类产销的制度。青少年饮酒和，酒后开车更是受到严格管制。
二十年代美国的“酒神与清教徒大战”，打翻了祖宗牌位，肢解了传统文化躯干。当时的清教遗老呼天抢地，斥责饮酒作乐为万恶之首，唯恐祖业因此覆灭，文明在酒色中瓦解。新文化旗手们则声嘶力竭，指控旧礼教吃人，禁欲苦行压抑民族个性发育，窒息新生思想。后来的学者专家们折中裁判，各打五十板，宣布那场耸人听闻的争辩表现的仅仅是美国文化青春骚动期的“爆发性心理危机”。而当时的两派既没认清自由开放、自负其责的意义，又误解了自己血液中的遗传基因和行为习惯。
也多亏那场论战，学术界加紧了对民族文化根和早期文化思想史的研究。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学”研究日益成熟发达。美国人终于大体上把握了本民族的历史根源、文化背景和心理结构。这才摆脱了“逃学顽童”和“欧洲人失落的外甥”之类有伤国体的绰号，洋洋自得地自称起“山姆大叔”，或自贬为“丑陋的美国人”。我亲身历验的新英格兰民俗和哈佛校风，正是这成熟又年轻的美国当代文化生动的折射。它象一个笨厨子将鱼和熊掌作了一勺烩。又象有个疯癫艺术家把狂欢的酒神和阴郁的清教徒合在一处，塑成了一尊双头联体像。
当代美国思想家里面，最能体现酒神气质和清教徒精神完美统一的人，大概要数派瑞·米勒先生(PerryMil1er，一九○五至一九六三)。他生前既是加尔文教义和清教思想最出色的阐释者，名扬西方的美国文化史权威，又是个放浪无羁、嗜酒如命的哈佛名士派教授。我入学时，他早已作古。模糊听说老先生是象李白那样仙，逝而去的——不过没投扬子江，而是彻夜工作，大量饮酒后死在他那酒瓶和书籍杂陈的办公室里。我读了他的几本书，深为其学识和文采所折服。又听到一个校园笑话，很能说明他对美国文化研究的巨大贡献——说是米勒教授死后，他系里来了个木头木脑的低班研究生，考试时答不出“美国历史、文学和文明从何处开始”(一说五月花号登陆，一说一七七六年，任由学生狡辩)。他抓耳挠腮，忽生一计，恭笔写下：“所有这些神圣玩意儿全从米勒开始”。这一句话的答案居然压倒了别人十几页的宏论。
米勒父母是新英格兰人，老派绅士淑女型人物。他自己在芝加哥喧闹刺激、五方杂处的文化环境中长大。十八岁想去当兵打仗。未如愿就逃学去了西部和纽约。接着当水手飘洋过海，遍游墨西哥、非洲和地中海。世界之大启迪了他对历史学的崇拜。异邦风俗的玄妙促使他立志研究本土文化。浪迹三年，他重返芝加哥大学。读完本科，又攻美国早期文学研究。博士论文他要写清教思想，导师劝他小心，莫要在学术荒地里毁了前途。他执意孤行，终以《马萨诸塞正教》一文获得学位，成为这一领域的后来居上者。哈佛发表了他的论文，邀他任教，放手让这个豪放热情的芝加哥青年去深挖冰冷僵硬的新英格兰思想史。直到他功成名就，当上终身教授，与麦提尔逊、勒文、贝伦、摩根等著名学者一起，在哈佛建成了首屈一指的美国学研究中心。
米勒在哈佛执教三十余年，先后写成专著六部，论文集三卷，编撰教材和文选十六本。以上工作基本上填平了美国早期文化史的断沟裂谷，澄清了原始浑沌之中的多种民族形成要素，进而勾勒出美国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结构的基本格局。这些贡献不能一一列举。这里抽取其代表作《新英格兰意识》(上、下卷，约六十万字，一九三五——一九五三年)，用读书笔记的简明体裁，摹一幅美国文化起源草图，供国内学者参考。
《新英格兰意识：十七世纪》
背景解说： 现代美国文化是杂乱混和、兼收共存型的“熔炉文化”。在其形成期，却有孤立封闭、清而又纯的一个核心构造——清教思想。这一构造坚固细密，凝聚力强大，是统治新英格兰地区(前身为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即现在的波士顿地区)长达百年的泛宗教意识形态。它在资本主义精神和工商经济催化下发育为北方“扬基文化”。与此同时，南方“骑士文化”也在切撒匹克海湾殖民地(现在的弗吉尼亚州)和黑奴农业经济的基础上长成。扬基(Yankee)与骑士(Cavalier)合成了美国民族文化的雏形，触发独立革命，自成一国。南北战争中，扬基文化击败骑士文化，取得正统地位，又兼并吸收了残存的印第安文化、黑人文化和各种移民文化，造成开放型的文化复合体。所以，清教—扬基文化是美国文化的中心和主流，作为维系一统、衔接历史、派生其它(诸如西部牛仔文化、青年楷模文化和现代派反文化)的关键机制延续至今。派瑞·米勒辛劳终生，既是为了“文化寻根”，也是要弄清楚清教思想这一核心构造的形成、发展和裂变经过。
开拓荒野的使命 清教—扬基文化是从盎格鲁—撒克逊母体文化中分离出来的一支。造成它分离的历史原因则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和一六四二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五三四年，英国教会向罗马教皇宣告独立，自称国教(Anglicanism)或新教(Protes-tantism)。一五七一年伊丽莎白一世颁发国教教义《三十九信条》，宣布宗教改革结束。却有激进派坚持改革，要求进一步清除腐败，纯洁教会组织——这一派即所谓清教(Puritani-sm)。清教徒因反对王室的宗教专制和经济压榨，屡遭镇压迫害。于是一部逃往北美避难，大部在国内酝酿革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又迫使许多清教徒赴美)。
最早定居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有两支。一支由威廉·布拉福德牧师率领，一六二○年底乘五月花号抵达。这批难民(Pilgrims)冒险横渡大洋，来这荒蛮之地挣扎求生，其痛苦磨难不亚于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海上签订生死与共的“五月花号公约”，立誓远离旧世界，继续清教实验，追求自我完善，要把北美变成新的耶路撒冷。这百余人驻在普利茅斯殖民村，号称“分离派”，被后人看作是美国信仰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原始偶像。
米勒更重视另一支，即“非分离派”。它是约翰·温斯洛普(剑桥毕业的伦敦律师，因清教信仰被褫夺公职，一六三○年率十七船移民赴美，连任殖民总监十二年)，领导的大规模移民团体。他们从詹姆斯一世手中争取到敕封的殖民公司名义(国王一六二九年解散议会，引起平民抗议，他索性改用较体面的方式放逐叛逆)，因此有所幻想，自以为殖民成功即可争回脸面，不负祖国派遣。这种使命感驱使温斯洛普及其信徒吃苦耐劳，顽强奋斗。不料英国革命几起几落，海外殖民地被人遗忘。清教徒力图以北美榜样改造世界的计划落得个“傻瓜表演、观众跑光”的结局。整个实验失掉了意义，任务完成也无人验收。于是他们的身份发生疑问，自我性格难以确立，前进方向一再迷失。
荒茫大地，神圣使命，象两根巨大无形的绳索，从一开始就限定了美国人世代繁衍成长的格局。特纳教授著名的边疆学说一再强调“荒野”之于美利坚民族重大的造型影响；米勒另树一帜，声言“使命”因素更加要紧——我以为这两大家各有其长——孤独绝望中形成的神圣思想必然强悍执着，从原始旷野上披荆斩棘开出的道路方可谓得天独厚。
历史的玩笑 历史拿清教徒开的头一个大玩笑是所谓“荒野使命”(见米勒论文集《开拓荒野的使命》)。造成他们世代争辩和困窘的另一个玩笑，史学家通称“清教悖论”(the Pu－ritan Paradox)，即如何在纷纭尘世和凡夫俗子间建立起近乎完美的圣徒教会(古罗马基督教神学奠基人奥古斯丁《神国论》认为，理想教会属于天国，世俗教会则不能严拒邪恶充盈的迷途羔羊于门外)；而且，建立了教会之后，又该如何摆平圣徒与庶民、自由与约束之间的矛盾关系——他们的悖论和实践，几经历史的嘲弄折磨，最终演变成民主与法制、权力与服从的辩证思想。
清教徒作为欧洲宗教改革的激进派，在新大陆立足未稳，就急着创办举世无双的纯净教会，实施政教合一高压统治；他们身为资产阶级革命先驱，靠反叛和分裂竖立起崭新权威，刚找到一片自由乐土，便身不由己地排斥异己，捍卫正统，容不得他人侈谈改革或分离。这些现象，米勒认为是历史规律的无情所致——正如法国新教思想家加尔文以抗拒罗马教皇成名，历尽艰辛创立了日内瓦神权共和国之后，他自己却也成了新教教皇。不但敌视平民教派，而且滥施压迫，处死西班牙科学家塞尔维特等五十多名异端分子。殖民地百年开发史上，三代清教领袖秉承中世纪的统治术，设计出一套政教关联的清教教义——米勒称之为具有“质朴风格”的“新英格兰规范”(the New Englaand Way)。
这也是孤立无援、自生自灭的险恶环境下唯一明智的出路。否则，美国民主在它成型之前就早已失去自我保护的能力，美国文化更不会有今天的开放与自由。
圣徒与契约
清教社会的组织，用米勒原话说，是“以教会(Congre－gation)为内涵，以契约(Covenant)为形式”——这也是清教—扬基文化的核心构造。
清教徒的“圣徒教堂”，比欧洲中世纪腐败教会干净得多。他们按天国模式(Invisible Church)竭力仿造，从严控制，造出新世界拯救军的核心。每个教堂(不象欧洲教会那样按教区分治)，先由五至七名圣徒(Sain－ts) 串连认同，组成教堂支柱。经支柱们审核，逐步吸收居民中约五分之一的合格者入教。教堂内设牧师、教师、助祭、俗务和神婆职位。杜绝奢华，简化仪式。以通俗生动的布道词宣讲教义。
入教的苛刻标准和严格程序更令人咋舌。欧洲教会一般仅要求信徒作风正派，或初步了解信仰内容。清教教规则重视“应选证明”，即思想真正皈依的神圣经验(如梦见神示，目睹圣光之类。理论上要历经应选、实践、正名、核准和赞美五个梯次阶段)。申请入教者由老教徒认真考察，确认无疑后交教会审议。还得当堂答辩，投票表决，诚恳悔过，庄重起誓。
当然，圣徒们深知，他们伟大艰巨的事业不能单靠少数“上帝的选民”。教会庞杂了，有损清名，难以控制。教会置大群非教徒于不顾，他们又会另立神坛，供奉邪说。必得有一种无所不包、政教兼顾的宽大理论，明白规定每个移民的责任和自由范围，协调社会管理与个人权益的关系——这便产生了米勒命名为“联邦神学”的清教契约思想(CovenantThought)。
契约说源出于上帝与亚当之约——上帝造人，允其幸福，人则以服从天意为回报。中世纪基督教强，调“赎罪契约”(Covenant of Redemp－tion)，即亚当毁约，犯下原罪，人类因而苦海无边，世代忏悔，以赎其罪。宗教改革中，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偏重抨击天主教的集权和教阶制度，揭露它骄奢淫佚、繁文缛节等腐败现象，并呼吁新教徒反省自身的劣根性和堕落本能。另一著名神学家拉莫斯则引进新柏拉图主义的人道观，在加尔文的“因信得救说”基础上宣扬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万物皆表天意”，人能够通过上帝造物安排(technologia)理解神旨，争取获救。由此生成的“恩惠契约”(Covenant ofGrace)，便认为耶稣牺牲表达了上帝拯救人类的仁慈意愿。尽管人性，邪恶，天意仍会引导少数选民超越俗念，精神至上。
清教徒受加尔文和拉莫斯理论影响至深。他们渡海逃生，鬼哭神泣，无疑是“同上帝吵架”。老天会如何处置他们呢？也许降灾惩罚，也许容其将功折罪。于是选民们在恶风狂浪的大海上纷纷下跪祈祷。圣徒们乘机抛出比“恩惠契约”更进一步的公众契约。男女老幼，为图得救，全体向上苍起誓立合同，苦我心智，劳我筋骨，不谋私利，共赴大难；成功是因天恩浩荡，神明保佑；失败则甘愿受诛，上刀山下油锅(参见《五月花号公约》与温斯洛普布道演说《基督慈爱之举》)。
此风一开，人人服从集体，事事公议表决。圣徒与庶民骈胁并肩，“同是契约中人”。接着村镇自治，推选代表，拥戴温斯洛普组建马萨诸塞殖民法院(不久健全了英式两院制度)，总揽神俗万务。“上帝之诚”(City onthe Hill)在波士顿海岸上巍然竖起——为它奠基的不是石块或木料，而是作为清教统治和日后美国文明牢固基石的公众契约思想。
清教契约理论具有综合包容性，它将神权政治、洛克社会契约论和基督教恩惠契约合成一体。又汇集了从柏拉图、加尔文到近代启蒙主义的民主自由思想。虽有内在矛盾(如原罪与人道，理性与蒙昧)，毕竟幅度宽大，情感强烈。因而鼓舞斗志，启发积极，给移民以庄重责任心和心理安全感。它通俗易懂。商人、水手、工匠和农未们无师自明，奉其为敬业守法之本。清教领袖运用它处理各种行政事务，百试不爽，理直气壮如同上帝附体。对此，米勒开玩笑地总结道；“讲话的圣徒”领导了“沉默的民主”。他预言，一旦沉默的民主开口说话，清教圣徒就要让位给福兰克林这样的扬基佬了。
《新英格兰意识：从殖民地到行省》
《新英格兰意识：十七世纪》出版后，米勒花了十四年时间才完成了它的续篇《新英格兰意识：从殖民地到行省》(其间因二次大战，教授去战略服务中心当了几年差)。下卷因此愈见锤炼功夫和大家风度，被学术界誉为“新型思想史的榜样”。它有力地促进了美国文化总体研究的学术运动，至今仍有广泛影响。
主题与发展趋向 下卷的历史覆盖面约九十年。从一六五○年前后早期清教领袖相继过世，一直写到一七四○年新英格兰宗教复兴运动，及其反映的清教思想危机与资本主义精神萌芽。该书主题是宗教统治的衰落异变(declension)，以及美国文化自我意识的逐渐苏醒。发展总趋向：清教思想作为新英格兰规范意识和封闭自足系统，日益被信仰宽容、政教分离、物质丰裕和多民族混杂的浪潮冲动溶解，不断朝着世俗宗教、民主政体和开放社会方向改变自身的结构。结果是传统的神权和宗法统治让位给近代资本主义的理性、法制和经济制导，扬基文化在母体的阵痛和血泊中呱呱坠地。
分离与镇压 清教史上对分离主义的镇压贯穿始终。一六三六年罗杰·威廉姆因反对殖民法院裁决教堂事务被递送出境。一六三八年安·哈钦森女士宣扬自信自悟，组织妇女秘密结社而遭驱逐。以上两位著名分离领袖逃去罗得岛，建立纽黑文殖民地(意为信仰自由避难所)。一六三五年，托马斯·霍克牧师因不满分派的驻节地，遂无视当局权威，带领会众大举南迁，在富庶的康纳狄克境内另立门户。
为防止分离主义扩散，统一新英格兰各殖民地的管理，马萨诸塞当局于一六四六年在剑桥镇(哈佛校址)召集普利茅斯、罗得岛和康纳狄克四方首脑会议。会上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剑桥纲领”。此纲领调解了长老教派(坚持教阶制和长老领导)与分离教派(包括洗礼派、教友派等独立组织，主张信仰自由，教堂自治，不受制约)之间的矛盾，推举公理教派组织方式(Congregationalism)为折中的统一标准。这样，规定各教堂平等相处，加强协作，以宗教联席会议形式裁决分歧，实行相对宽松又统筹兼顾的全局治理(权威中心仍属马萨诸塞)。但分裂活动有增无减。尤其是教友派(Quakers，又称兄弟会)温和质朴、好善乐施的独立传教行径严重威胁了清教的正统地位。一六五六年，马萨诸塞当局宣布驱逐教友派出境。一六五九年又绞死玛丽·达尔等六名教友，悬尸示众。遭难的教友派南逃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在当地殖民首领威廉·潘爵士(英国海军上将之子，后皈依教友派，是具有强烈自由倾向的传奇人物)庇护下，同印第安人和平共处。致使费城(兄弟城邦)一度成为新英格兰百姓倾慕之地。
与之对比，新英格兰联邦的清教统治日趋多疑和残暴，唯恐人心思变，想入非非。一六九二年，清教领袖英克利斯·马瑟(哈佛校长)及其儿子考顿·马瑟(波士顿主教，北美殖民地编年史家)！支持对塞拉姆女巫案的审理，严厉处死十九名“巫婆”，演成空前迫害惨剧。
半契约制与哀诉布道 一六五○年后，清教领袖面临的重大难题，不是镇压分离，而是延长统治，确保第二代、第三代继续大业。经济发展，城镇兴起，造成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普遍重视。人口总数已超过二十万，以每代四倍的速度递增，男女趋于平衡，造成清教社会生育机制旺盛，并急剧年轻化。然而，第二代移民既少宗教热情，又缺革命体验，只一心向往自由天地和美满生活。大批未受洗礼的婴儿相继长大，无尽的哭喊吵闹更加使圣徒长辈们忧虑重重。在此压迫局面下，一六六二年全区宗教联席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妥协让步政策——“半契约制”(Half－Way Covenant)。
半契约制规定给第二代成年移民以“半教徒地位”，即准其入教，行使教徒义务，却不得领受圣餐。半契约制允许不合标准的青年入教，部分参与契约，实指望他们支撑教会统治，完成清教革命向和平时期的过渡。它暂时稳定了人心。不久，各教堂为了争取较多会众的赞助，不得不进一步放宽节制，鼓动半教徒直接继承教堂所有权，并保证他们的子女无条件受洗。
半契约制难以奏效，清教当局就辅以全区斋戒活动，下令集中忏悔，谴责腐败。维戈渥斯牧师于一六六二年开创的哀诉式布道大会(Jeremiad)，便迅速流行开来，成为清教衰落期的重要整肃仪式，哀诉布道沿用了欧洲教会绝望呼吁，恐吓人心的风格——即哀叹世风日下，礼崩乐坏；列数天灾人祸，上帝震怒的种种迹象；描绘阴曹地府的万劫之苦，以慑服民心。但它毕竟与欧式哀诉布道不同，有一种先抑后扬，痛悔中隐藏着乐观的美国味儿。牧师们严厉警诫完毕，就转而提醒教徒回顾父辈的丰功伟绩，鼓励他们苦行致富，虔诚发家，兢兢业业地履行天职，用实际收获来证明赎罪之心。
米勒发现，早在韦伯论证的福兰克林式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之前，清教徒已经大肆宣扬约翰·考顿牧师的“发财为公说”(见考顿《谋生之道》)，并推崇约翰·霍尔(波士顿富商，因向教堂捐献了全部财产，被封为圣徒)式的得救楷模。
针对哀诉布道仪式的虚伪可笑，米勒写下一段广为引用的经典论断：“霍尔一类的商人圣徒以钱财买得拯救。他们越向往天堂，就越能腐蚀教会和公众道德。上帝之城免不了阶级分化。哀诉布道只帮助它容纳了肮脏污秽。这个社会明知故犯，欲罢不能，因为它做的错事恰是正确的事，发财与得救难分彼此。通过哀诉，清教徒宣泄了心中的痛苦和病态，满怀信心地回商店作坊卖力工作。他们深知自己在背弃祖先，而且越走越远。因此要以自我责罚来求得精神平衡。于是，富贵奢华竟成了勤恳敬业的象征，聚敛成堆的财产意味着对神祗的供奉。于是下一轮布道将使他们蒙受更凶狠的挞伐，因为人人清楚自己已不可救药。
乔纳森·爱德华兹与宗教复兴
一六七○年之后的三十年间，新英格兰清教社会日趋动荡不安。与印第安首领菲利浦玉的残酷战争持续多年。一六八四年，复辟的英国君主又废除了殖民地宪章，设置直接统领移民的“新英格兰自治领”，由安德鲁斯总督府取代了原有的清教统治。下野的圣徒们分裂成独立、保皇和中立三派，争吵不休，犹如一盘散沙。一七一五年后，自治领经济繁荣，岁收丰厚，愈发刺激宗主国加紧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把清教试验场改造成大英帝国的摇钱树。与此同时，海通贸易和生产技术输入传播了欧洲启蒙思想。科学、自由和理性之光驱散了迷信、专制和精神至上的阴霾。物质匮乏的中世纪随同它那崇尚清贫寡欲的斯多葛式价值观念一道退却。而追求物质丰裕、注重客观求实、以劳动能力和财富积累来衡量人的社会地位的美学意识逐渐占据上风。清教思想面临历史的危机——教徒锐减，人心思变。处于分裂状态下的清教领袖束手无策，听天由命，被迫接受了神权政治“柔性瓦解”的结果。
一七四○年前后，由爱德华兹和怀特菲尔德等一批年轻牧师自下而上地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宗教复兴运动，力图以激烈异常手段拯救颓势，为失势的清教意识形态招魂。
爱德华兹是清教史上最后一位思想巨人。他十七岁从耶鲁毕业，随父亲传教。不久，为克服阿米涅斯教派的异端倾向，他悉心钻研洛克和牛顿的科学著作和清教经典，以高超的逻辑推理批驳“自信得救”说，鼓吹上帝绝对权威，强调人的被动无助和完全堕落(见《论意志自由》)。爱德华兹击败了异端挑战，便以请教正统卫道士身分领导宗教复兴运动。他四方布道，宣扬“上帝愤怒的巨手”将如何惩治方恶。所到之处，百姓们山呼地动，伏地战栗，捶胸揪发，痛不欲生。教堂则洞门大开，遍地赏赐圣餐，将罪人全数纳入教会。
爱德华兹的疯癫举动引起哈佛派清教遗老的极大惶恐。他们惊呼，这种全开放型的复兴狂潮将会断送清教的严密组织。米勒却高度评价爱德华兹的见识与决断。唯有这个疯子真正理解正在发生的历史逆转，并知道清教衣钵已不能单由圣徒垄断。必须尽一切手段鼓动沉默的民众，点燃将要熄灭的宗教火焰。至于这把通天大火会烧掉些什么，爱德华兹并不关心——只要清教意识和传统延续下去便好。
爱德华兹毁了正统清教，因为他一举摧垮了它的封闭和专制。爱德华兹同时又救活了清教文化，使它以完全异化的世俗形态幸存于世，从而避免了传统的“脆性崩溃”。
历来西方各国的文艺大师都偏爱酒神的欢快和放纵形象。而米勒却为爱德华兹这样严肃冷峻，坚韧不拔，貌似古板，实则热血沸腾的清教徒画了像。此事干得漂亮，这个世上怎能只有酒神，而没有清教徒呢？
(The New England Mind：The Seven－teenth Century；The New England M-ind：From Colony to Provi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Znded.)
(本文派瑞·米勒像，本聪画)
哈佛读书札记
赵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