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的小说不仅以其糅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体而受世人瞩目，而且他的叙事风格、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都使许多同时代的作家望尘莫及。不仅如此，出身于波兰人家庭、二十岁才习英语的康拉德还是一位文体家，他写的散文丰富多采，行文隽美，读者从他的书信中可以发现散文写作的过人的才华。美国文艺批评家路易士·梅能德说，这些信件本身“就是他散文成就的一部分”。它们有助于读者了解康拉德在小说中殚精竭虑以求表述的同样的世界观。
康拉德是一个勤奋的作家。他一生象追求大海的彼岸一般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艺术，追求着小说的创作。他认为，小说创作需要一个航海家与命运和自然搏斗的风度和气概。正如H.G.威尔斯在一篇回忆录中说的，“他为自己定下成为一个伟大作家、一个语言艺术家的目标。他以始终如一和认定目的百折不挠的气概追求着文学。这使亨利·詹姆斯类似的努力也显得大为逊色。”读者读了康拉德的这五百多封书信之后，一定会觉得威尔斯的这些话不是言过其实的。
这段时期的信件表明，康拉德在写作中每每遇到绝望的心境，然而，他并不视绝望为创作的坟墓，正相反，绝望每每成为刺戟他写作的一种动力。他在未成书之前，总是向出版商预支稿费，这给他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有时遇到一天写不成一个字的时候，他难免要绝望至极。他在一封给文艺批评家埃德华·加尼特的信中说，“我每天坐八小时——而坐下之后什么也没干。在那样的八小时工作日里，我写下三句句子，然后删去，离开书桌时完全绝望了。我郑重地告诉您——我是清醒地说的，以我的荣誉担保——有时候竟然需要毅力和自我控制力而使自己不情不自禁地要将脑袋往墙上撞去。”
这集信函所包含的岁月正是康拉德一生中文学上最富有创造性的岁月。一八九八年秋天，他全家——正如他在信中诙谐地称之为的“一艘不幸的船”——搬到肯特郡的潘恩农庄居住。虽然农庄离伦敦六十英里，但康拉德并没有生活在与文学社会完全隔离的状况中：威尔斯就住在附近，邻居中还有亨利·詹姆斯，斯梯芬·克莱恩，吉卜林和加尼特夫妇，和一群俄国的移民作家。在潘恩农庄，波兰人康拉德和美国人亨利·詹姆斯会见讨论英国小说的前景，而讲的却是法语。
一八九八年是康拉德小说中的人物马洛初次露脸的一年。批评家扎兹斯拉夫·纳杰德认为，马洛是康拉德希冀自己完全盎格鲁化的一个完美的典型。然而，康拉德永远不可能盎格鲁化。于是，马洛这个人物的塑造使他克服了自己创作道路上最严重的一个障碍：马洛既可以成为康拉德理想的代言人，又可以是康拉德进行批判的对象。在短短的三年之中，他创作了三部小说：《青年》、《黑暗中》、吉姆老爷》。
从康拉德的信函中，我们还可以窥见他和同时代一些知名作家、学者的动人的友谊。一八九八年，他在一封给斯梯芬·克莱恩的信中说：“我非常好奇，想知道您的思想；但是我有点觉得和你合作无异是欺瞒和哄骗您。不管怎么样，会使您失望。我没有戏剧性的才华。而您有练达的风格，明晰的观察力，流畅的想象力。您拥有一切——而我却只有可诅咒的做梦的才气。我的思想消褪了，——而您的思想却象玉石浮雕一般鲜明——它们活生生地在您的头脑中产生，带来形象——带来光明。而我的思想却只带来迷雾——在迷雾中我的思想诞生和死亡。我恐怕——对您来说，我只能是一个障碍。而我却非常自以为是，以为我能帮助您。您并不需要帮助。我对您的力量有充分的信心——您为什么要与我分享完成了之后完全可以给您带来利益和荣誉的事业呢？”
康拉德在有些信中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和心理。他在写给小说家和历史学家R.B.坎宁安·格雷尼姆的信中写道：“理性诚然是可憎恶的——但是为什么？因为它(向那些有勇气的人们)表明我们，生活着，却脱离生活。一个由火种和泥块组成的宇宙和我们却毫无关系。一个最终难以逃脱因为冷漠而灭亡的人类是毫不值得操心的。……生活并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生活——我们甚至不了解我们的思想……信仰是神秘的，信念象岸上的雾一样飘移不定……只是我的陈腐的思想似乎永远没有一个完结。”
出版社拟出版八卷本《约瑟夫·康拉德书信全集》。这些信件的发表与出版无疑对于研究康拉德的创作道路和世界观是弥足珍贵的。
The Collocte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 Volume Two，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a.＄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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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