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哲学译丛”，最近又出版了一种新书，英籍匈牙利哲学家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拉卡托斯在他的书中，对波普的证伪主义与库恩的科学心理学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并提出了自己的动态的科学发展模型，从而奠定了他作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地位。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面向世界丛书”，主要以述评的方式，展示当代世界人文科学及各种新兴学科的新成果、新动向。前此出版的，有《现代哲学人类学》、《社会学与美国社会》、《走向二十二世纪》、《遗传学与社会》等十种。新近出版的则有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释义学是当代西方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发端却可上溯到古代希腊。该书考镜源流，条分缕析，评述了从阿波罗神庙中对神谕的解说这一释义学的原初含义，直至晚近西方利科、福柯、伽达默尔等人的观点和理论，可以使读者对释义学这一学科从古及今的发展演变有一概略的了解。
读书界对于了解域外学术文化的热心，出版界同仁或有称之为“西学热”的。读书的偏好一旦被以“热”目之，这就未免使人惊惧参半。实际上，这种“热”不过是对于过去译介久荒的一种必然的反拨，实不足惧，要之，在于疏导而已。堪虑的倒是有些出版家不肯做艰苦细致的译介工作，热衷于翻印一些质量可疑的港台译本，这就很难说是严肃的态度。
在“服务日”的展厅中徜徉，使人感到在被称为“西学热”的背后，另一股热也在潜滋暗长。这或可称之为“中学热”。连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一些文字学著作，如《说文通训定声》、《说文解字注》等，过去这类书问津者寥寥，如今翻阅的人却逐渐增多。对外开放以来中西学术文化的碰撞交融，也许亦可以套用马丁·布伯的著名比喻，视之为“我”与“它”的猝然相遇。这一相遇使人们痛切感到，对于“它”、对于异域他邦之学术文化，我们固然缺乏真实切近的体认，而对于“我”、对于本民族之学术文化，我们又何尝已有完备深入的理解呢？！陈寅恪先生当年爱说寅恪“平生喜为不中不西之学”，语带诙谐，但静心细想，这“不中不西之学”却又显示了他的自信，未尝不标识着学术上一重极高的境界。可惜他老人家中年失明、晚罹动乱，未能竟其功业。会通中西，这是老辈学人梦寐以求的学术理想。化“我”与“它”为“你”，而不“总是它、它”，这需要几代人艰苦扎实的努力。所幸者，觉悟到这一中西学术不可偏废的道理的青年学者正在逐日增多。这大约就是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热潮开始勃兴之所从来。而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书店合作印制的缩印本精装《二十五史》，虽然于莘莘学子价格非廉，一万套书数日内却一销而光，更透露了此中消息。
二十年前于光远同志首先提出了开展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但这个学科的研究只是近几年才展开。生产力经济学本身是一门与政治经济学并列的理论经济学，在这方面，理论经济学的工作者们对它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范畴、体系都提出了很多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写了些文章也出了几本好书，但此学科仍属开创阶段。而在生产力经济学的应用方面发展的就比较快了，如对“可行性”和“最佳性”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应用，还有经济效益学的适应等等。就是说后者比前者有了相当规模的、更充分的发展。因此，充分开展生产力经济学的理论方面的研究，让这个学科能够平衡发展是个很重要的任务。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生产力经济学》(晓亮、陈胜昌著)就是一本生产力经济学理论方面的书籍，它比较系统的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范畴及发展规律作了研究，是一部带有探索性的研究著作。这部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不苟同于以前学者们的研究，有自己理论的创新，正如本书作者说的，“力求成一家之言”。任何学科要发展，都应有本书作者的这种精神。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发展与变动的情况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人口的发展与变动过程同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变得愈来愈明显，愈来愈多，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人口问题，那么对人口学的研究就变得愈来愈重要了。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又有着不同于别国的国情，所以应该有自己的人口理论。
在西方，对人口学的研究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有相当规模，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在我国，人口思想的发轫期起点很高，在世界上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但它的发展却很缓慢。况且，我国对人口理论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框架与科学的验证，加上时代的因素，根本没有引起人们对这门学科的足够重视。吴申之著的《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开中国人口思想研究之先河，书中评述了六十多位颇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在政治、经济、伦理、社会、宗教、教育、地理、生物、统计等方面提出有关人口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并作出历史的，科学的分析，使之成为颇具特色的中国人口思想史专著。在人口思想史的分期上有作者研究的新创见。这本著作的问世无疑会促进我国人口思想的研究。
最近，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黄素庵的《西欧“福利国家”面面观》，这是继《西方各国福利制度》后的又一本介绍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著作。不同的是这本书从“福利制度”出发，从其对西欧各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对西欧各国政治、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来看“福利制度”。“福利制度”名为“福利”颇多弊端。“福利制度”并不是什么“救病良方”。本书比较通俗易懂，而后一本书旨意是从对西方各国“福利制度”及其恶果当中引出些在制定与完善我国的劳动保险制度时值得防止与借鉴的东西。
燕乐的主要成份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以及中亚细亚和印度的音乐。隋唐间燕乐大量传入我国内地，和内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创造出了新的乐曲。有了乐曲就需要有文词相配，用来演唱，于是相应出现了“词”这个文学品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燕乐三书》，对隋、唐、宋时代的燕乐的声、律、调、谱等乐律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多有阐发，多有创见，是一部很专门的学术著作。这将对进一步探讨词的起源和配乐问题有极大的帮助。三书是《燕乐考原》(〔清〕凌廷堪)、《隋唐燕乐调研究》(〔日〕林谦三著、郭沫若译)、《燕乐探微》(邱琼荪)。全书由任中杰、王延龄编校而成。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资料丛书”继《水浒传会评本》之后又出版了《三国演义会评本》，本书汇辑了国内外现在的六种评本的评语。对研究者来说，这无疑是迄今最完整的一部评语资料。由于评语夹排在正文中间，即使普通读者，在读小说过程中，读读我国古代这些大批评家们的评语，或许也会从前人对小说的理解中得到一些启悟吧。
对我国古代文学中流派的研究，是在近年始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据悉，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等选题都正在酝酿中。今次书展上，齐鲁书社出版的莫砺锋的《江西诗派研究》堪称是一本资料翔实，立论结实的研究专著。相信对流派和创作群体的深入探索，会给文学史的研究带来新的活力。
凡多留意宋代文史的人，无不对宋代词章之富，歌吹之美，饮馔之精和歌儿舞女之盛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在一些诗话词话，笔记小说中所记载的“本事”太多了。这和宋代城市经济畸型发展，达官文士的宴游嬉乐之风有关。《宋艳》是宋代婢妾倡妓的有关资料汇辑，提供了研究宋代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宋艳》原收在《笔记小说大观》(扬州古籍刊行社曾有影印本出版)中，浙江古籍出版社抽出，订正错讹脱漏，校点排印单行出版，对于研究宋代文史的人，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资料书。
北京旅游出版社出版的《旧都三百六十行》，用通俗有趣的文字把旧北京的各行各业，所谓“贩夫走卒”的生涯艺业一一加以介绍，虽是小小一册书，却内容丰富，十分精彩。另外，北京古籍出版社的一册精印的《北京风俗图》，也十分引人。这部精美的图册出自陈师曾先生之手，陈师曾是陈寅恪先生的兄长，早年留学日本，工诗善画，尤长于金石，艺术造诣极高，影响也极大。图册中以“收破烂”为首，共有“货郎”“玩鸟”“卖切糕”“说书”“掏粪工”等三十四幅图，皆以写意手法绘成。前两年，书目文献出版社也出版过一册《北京民间风俗百图》，表现的是清代晚期的北京风俗、画工较为精致细腻。陈先生的这本画册，则是民国初年的北京景象。图上还有当时一些名家的题咏，由此，更显示出了图册诗书画并茂的特色。通过这些神态宛然的人物和题画文字，读者不仅能了解旧北京的习俗，还可以看到民间的人情世态。比如“墙有耳”一幅上画的是穿长袍的探子，题诗说：“莫谈国事贴红条，信口开河祸易招。仔细须防门外汉，隔墙有耳探根苗。”“卖烤白薯”画的是一妇女携两幼童倚炉叫卖，题诗是：“夫也不良，生此两郎。苦我街头，博一日粮。”都反映了旧时代的社会状况。近年来反映旧北京风土的出版物渐多，曾见过王羽仪的《旧京风土画集》(花城出版社)，还有翁偶虹的《乡土话旧》(百花文艺出版社)、邓云乡的《燕京风土》(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等，这些曾在北京这块土地上生长过的人们，其笔下，不论是书画，还是文字，都无一例外地流露出一缕缕浓厚的北京乡情。
两年前曾读过钱仲联先生选的《清诗三百首》(岳麓书社)，这次读者服务日又看到钱先生选的《宋诗三百首》(浙江古籍出版社)。两种诗选皆由钱先生的公子学增同志作注释。钱先生选诗注重诗歌的艺术特色和内容、题材的代表性，因之，虽选诗不过三百，却足以反映一代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宋诗三百首》除注释、作者小传外，还在每首诗后加有题解，用短小精练的文字把诗的妙处一一评点，更能加深读者的理解。翻阅后，稍觉遗憾的是这两个选本都是沿袭《唐诗三百首》体例，分诗体编排。这样分类固然有助于对各种诗体的创作概貌的了解，但却不利于对某一家创作整体风格的大致认识，这可能也是难以两全的吧。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向被视为文学上的非常复杂矛盾的现象，关于他的创作、思想、甚至个性，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出版有关这位作家生平与创作的史料，显然就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日推出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录了作家至亲好友的有关重要回忆，从不同角度记述了作家各个时期的生活、创作和思想的发展。这些生动而翔实的记载，对于深入研究作家的创作和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作品，对我国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直到今天，还能启人睿智，发人深思。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五十年代始，就陆续翻译出版了易卜生戏剧的单行本。至八十年代初，乃有出版中文版全集的规划。可喜的是，到一九八四年，经过出版社和译者的共同努力，易卜生戏剧、诗歌的中译稿，终于齐全了。近日问世的，是《易卜生全集》的第一卷。其中收录了属于作家创作第一阶段的《凯蒂琳》、《武士家》等四部剧作。
龚古尔兄弟是法国十九世纪文坛上一对风格奇特的作家兼历史学家。在文艺创作上，他们共同信守的原则是：以对待历史资料的那种严肃细致的态度，从实际生活中取材，描绘真实的生活。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热曼妮·拉瑟顿》，是龚古尔兄弟共同创作的第四部作品。这部长篇小说真实而又自然，人物和场景描写细致入微，全书始终有着一种强烈的气氛。有些段落颇象印象派的色彩画，感人至深。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龚古尔兄弟作品在我国的首次译介。
同期出版的《苏珊·希尔短篇小说选》，译介了这位英国文坛新秀的十五篇作品。苏珊·希尔擅长心理描写，在运用“封闭式心理描写法”揭示作品中人物心灵深处的感受方面比较成功。她在创作上不追求离奇的情节，而是以简单朴实的语言，寥寥几笔使情景交融，特别是人物的对话非常简练。通过这几篇精选之作，读者或多或少可以了解到这位当代作家的思想和风格。
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是迄今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大洋洲作家。由漓江出版社作为“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之一出版的《风暴眼》便是他最杰出的代表作。这部巨著通过一个腐朽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崩溃，表现人们的堕落和绝望情绪，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在创作上，作家频繁地使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并大量地运用了潜意识的描写，使人物的意识大多处于自由飘流的状态；在梦境的描写上，尤为出色。
仪征刘师培(申叔)学问博洽，早年曾与章太炎(枚叔)切磋学术，奔走革命，以致时人有“二叔”之目。不想后来他堕落为袁氏复辟帝制的鹰犬，不耻于士林。袁氏死后，有人主张严办刘氏，不想章太炎却力救之。人或不解其意，太炎先生答曰：“我欲为中国留一读书种子。”就积累文化、从事出版工作而言，象章太炎先生这样的襟怀雅量怕也是不可或缺的。岳麓书社新近出版了王先谦的《葵园四种》。与周作人的《知堂杂诗抄》，也显示了这样一种容纳百川、不以人废言的阔大气象。王、周二氏就政治立场而言，固属反面人物，然前者于学兼有湖湘学派与江浙学派之长，其考镜源流、辨析经说、指点学术门径，间亦不无可采。至于后者，当年曾以两首仿牛山体的《自寿诗》招致了不少攻击。然知弟莫如兄，鲁迅当时即两次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SPS=0406>。……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可见知堂的杂诗，也还不能一笔抹倒，至少，有助于我们知人论世。
《读书》服务日之页
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