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传统汉学趋于式微，迨至晚近，遂出现一种玄言蹈空的空疏学风，投射在文风上则为一种喜大言空的新式八股。史学大师陈援庵早在六十年代初期，便对这种所谓“理论文章”的虚浮矫饰给予当头棒喝，至今读来犹觉凛凛有生气。可惜这种固陋、空疏的学风，至今未告歇绝。矫正这一弊端的方法有多种，其中之一，恐怕即在于对清代乾嘉学派学术遗产的批判继承。梁启超在论清学时指出：“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于此可知，清代的经学，不仅在方法上有足资借鉴之处，其成果也远迈历代。中华书局计划出版的“十三经清人注疏”，其意义或在于此。这次服务日陈列的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即为其中之一。同时陈列的，还有属于“学术笔记丛刊”的清人章学诚之《乙卯<SPS=0092>记丙辰<SPS=0092>记知非日札》。
本世纪上半叶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高峰，不少学者于民族动乱忧患之际，发愤向学，研治不辍，在学术上卓然成为大家。可惜对于这一代著名学者的学术成就、治学道路乃至整个这一段学术史，多年来尚缺乏较有系统的研究总结。几年前，三联书店有见及此，曾有编辑一套以这一代学人为主的问学记的编辑计划，其后陆续推出了《量守庐学记》、《励耘书屋问学记》等，据说新近又有《向达学记》、《玄圃论学》等付排。这是为今后系统总结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近现代学术史做下的抢救资料和打基础的工作。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刘起<SPS=1103>著《顾颉刚先生学述》，则是更进一步力图较为全面地展现作为“古史辨派”主将的顾颉刚先生的学术概貌。俾读者通过对他一生学术活动的认识，把握这位“成长于清代汉学中心，而从‘五四运动’狂飚下涌现出来的，站在反封建立场上的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现代学者的整个风貌。”
与此性质相类的，还有齐鲁书社出版的曹述敬著《钱玄同年谱》。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本《年谱》实际上并不仅限于编年谱牒，而且还收入了钱氏朋辈及门生如黎锦熙、徐炳昶、魏建功、周作人、任访秋等为他撰写的传记行状。过去对于钱玄同的历史评价中有一种意见，认为钱氏晚年政治立场是反动的，主要证据即在于他与赵元任、黎锦熙等倡导国语罗马字、国语统一运动，与瞿秋白等人发动的汉字拉丁化运动相左。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学术问题。由此可以看到，三十年代不少左翼文化人沾染的宗派主义，其流风余韵，至今还怎样桎梏着人们对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对此，《年谱》的两篇序言有深入的辨析。
涉及这一代学人的新书，还有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冯衣北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陈寅恪先生为近代的史学大师，诗词一道，为其余事。建国以来，晚年的陈寅恪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超人的毅力撰著了《柳如是别传》。他在教学研究之暇，吟咏不辍，身后留下不少旧体诗。近年海外学者余英时在香港报刊上先后发表了几篇通过笺释陈寅恪的这些诗文，探讨其晚年心境的文章。中国旧体诗要在森严的格律中自由地表达思想，不能不大量运用典故，因而历来有“诗无达诂”的说法。现在陈先生已经作古，要对他的诗文作出切近原意的笺释近乎猜谜射覆。对于余氏的笺释，冯衣北先生抱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在香港报刊上与余氏往复辩难，展开了论战。现在冯衣北先生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后附录了余氏有关的几篇文章，这对有心关注这一论战的读者是颇值一读的。
自社会学这一学科在我国恢复重建以来，时有新书出版。有关的辞书也出版了一些。但目前已有的辞典，多为我国学者编写，由于社会学重建伊始，加之囿于闻见，已有的辞典涉及西方社会学理论部分，或语焉不详，或对这部分辞目采规避态度，因而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知识出版社(沪)最近出版的《新社会学词典》(刘光华、邓伟志等编译)，系据美国学者G.D.米切尔的同名原著编译的。原辞典采用辞书编纂学上的大条目主义，释文比较详瞻。编译本虽只薄薄一册，但所收辞条却多为我国已有辞书中不收或释义不够准确的，因而对欲了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读者颇切实用。定量社会学是八十年代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它运用协同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学问题，使社会学开始踏上定量化的道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定量社会学》一书，系参照联邦德国韦德里希和哈格教授合著的《定量社会学的概念与模型》一书编译而成。书中简要记述了协同学和定量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模型，用定量的数学方法讨论了社会舆论的形成，人口动力学、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战争与和平等社会问题。这是国内第一本定量社会学方面的译著。它的出版，对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定量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是我国一般读者熟知的，而与凯恩斯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恐怕知其人者就远不如前者了。希克斯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生著述有：《资本与增长》、《货币理论评论集》、《经济史理论》、《资本与时间》、《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希克斯将他的主要经济思想归为三个方面：动态经济理论、经济增长论和停滞膨胀论。而这些思想又全部浓缩在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济学展望》(再论货币与增长论为集)。《经济学展望》共收论文九篇，其中最重要的是序言和头三篇。这部论文集从不同的角度概述、补充和发展了上述五部著作的内容。所以，要想了解希克斯的著作和思想，不妨先看看他的这部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同期出版的，还有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卓越文献——《人类幸福论》(〔英〕约翰·格雷著)这部著作产生于十九世纪初。十八世纪下半叶，英国发生的产业革命一方面使得工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大批出现，而另一方面，它又导致了大批工人失业。在业工人超强度的劳动，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工资收入，勉强维持生存，而失业工人每分钟都在死亡的威胁下。生活的贫困加上政治上的迫害，使英国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上升为自发的斗争。这时，欧文的忠实弟子亚伯拉罕·寇耳布正在创办合作公社，格雷没有能加入进去，但为捍卫欧文的计划，他写了这部《人类幸福论》。书里有大量丰富的资料，文笔生动，为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人所喜爱。在《人类幸福论》里，格雷阐发了他对幸福的理解，并且用李嘉图的价值学说为理论根据，说明了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价值，以此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这一点正是这部文献的价值所在。
本世纪，世界人口以飞快的速度成倍的增长，与此同时，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作为人口增长的对立面严重的摆在人们面前，于是，这些年关于人口理论、人口对策的著述、论文层出不穷。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斐丹主编的《人口问题与人口理论》，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梁中堂编写的《人口学》。《人口问题与人口理论》，收集了外国学者的二十七篇论文，其中既有人口理论的研究论文，又有人口问题的对策，同时有调查表，理论性与资料性并具。使中国学者既可以了解当代外国学者对人口问题的研究状况与程度，又可以掌握人口问题方面的情况。《人口学》与前书不同。这是一部专著。它把人口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进行探讨的，它以一定社会阶段人的生产与再生产为研究对象，力求从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等角度揭示人口发展的规律。
我国对印度文学的研究，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印度文学史。不过对印度的个别语言的文学史研究是很早就开始了。继金克木先生的《梵语文学史》之后，近又有刘安武的《印度印地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问世。作者在占有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研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本书朴实无华的文风中，可见出作者扎实的功力。季羡林先生在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表达了殷切的瞩望：我希望，通过这一部书的出版，能给印度文学史的研究架上一座桥梁，并且，能给外国文学史的研究架上一座桥梁。当然，这也是读者的希望。
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为“美国文学史论译丛”之一的《流放者的归来》，是一部文学历史的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里可以看到发生在美国过去五十年中的一次知识史上和社会史上的大转变的痕迹。作者马尔科姆·考利是美国诗人兼评论家，他认为他所要作的主要是思想的叙述，而不是事件的记录，是范围比文学史更广阔的东西。本书最重要的部分是作者对他那一代人的不断发展的文学形势的叙述和分析，他所使用的独特的方法和妙趣横生的叙述语言恐怕也是令人感兴趣的。
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散文译丛》问世伊始，就受到了读者的抚掌而呼，虽然，单本出版的进程略嫌慢了些。近期面世的《芝麻与百合》是英国十九世纪文学评论家兼一流的散文大家拉斯金的作品。作者博识多才，学富五车，作为讲演辞的这本散文集，便更觉亲切自然，质朴畅达，在娓娓言谈中又流贯着幽默和风趣。读者当以与这位在英国妇孺皆知的学者结识而感到欣喜吧。
在纪念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出版一百国十周年的前夕，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翻译家方平的新译本。在我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几种中译本中，这部新译由于晚出，有机会利用当代英国学者们版本研究的新成果，可说第一次在艺术形式上反映了原作明快的面貌。译者书前的长序，在对“英国现代文学中的斯芬克斯”的研究探讨中，提出了新的见解。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是今日意大利文坛上居鳌首地位的一位作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冷漠的人》被认为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之作。这部长篇小说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在短短几个月便连印五次，但很快遭到墨索里尼政权和罗马教廷的封禁。作品铺陈了一个资产阶阶家庭的三天日常生活，通过深刻的心理描写，精心塑造出五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以揭示出意大利资产阶阶并非象报章杂志、御用文人描绘的那样朝气蓬勃、性情高尚，而是冷漠、虚伪、嫉妒、淫乱，利欲熏心，不可救药。
中华书局最近出版了唐圭璋先生编订的《词话丛编》(精装五册)。该编收录宋至民初词话都八十五种，多采自各大丛书、诸家全集，其他如精校本、注释本以及罕见之珍本，网罗一处，为词话之总汇，亦属研治词学者不可不备之书。
词话是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传统形式。早期词话偏重于辨析声律、记载本事、品藻文字、讨论作法等。至清末词学理论有较大突破，各家重在建立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一家之言。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标举“沉郁温厚”，<SPS=0638>周颐《蕙风词话》拈出“重、拙、大”等，尤以王国维《人间词话》提出“境界”说，更有概括性和思辨力，也更为后世瞩目。
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论”丛书集中了一批中青年评论家、研究者近年的成果。这次看到的四种书中，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老练精到”而又富于启示；蔡翔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具有一种富有诗意的思辨色彩；南帆的《理解与感悟》显示着深邃缜密的思维；刘纳的《论“五四”新文学》见解独到同时充满了激情。这批文论集，可以使读者感受到这一代人所特有的理性思考与人生体验相融合的理论性格。值得注意的是黄子平和南帆的集子中各有一篇探索我国古代文学的文章，这是否意味着，年轻的一代理论工作者已经感觉到自己理论素质中的某些欠缺，而在有意识地进行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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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