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名著《干校六记》，前不久由书店重印一版。这自然是件好事。但是，不知怎的，校对工作疏忽了，重印本里钱钟书先生的序，原来明明说“《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错成了“……一部我很喜欢的书”。幸好杨先生发现这个错误时大部分书还没到发行部门，赶紧组织修补。错是补过来了，但是书就有点毛病了。出版社原来想把这一版印得精雅些，不料弄巧成拙，使得负责此事的编辑坐寝不安，不知如何向作者、读者告罪为好。
　　说这一段故事，当然对“钱学”的研究有用。这一版《干校六记》未经改正的本子已有若干流传在外，可能为某一研究者见到，那就值得写一大篇考证文字，说不定会引起一场关于钱先生究竟是否喜欢《浮生六记》的争论。不过我们在这里报道此事，目的倒不在此，只是由此想到，出版单位的责任重大，常常可以使学问家蒙无妄之灾。一个错字如此，则通篇随意的修改又该如何了。《管锥编》当年问世之时，据说作者曾专门要求周振甫先生担任编辑。此中缘由，或为人所不解，现在从上述一字之错可以见出，编辑、校对工作竟是何等重要。
　　《读书》存在八年，过几个月就要出满一百期。一百期里自然也曾稍尽绵薄，为读书界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使作者受到的此类无妄之灾，实在也不在少数。编书难免错误，校对尤其是一难事，我们尽可以引用古人的教训来为自己辩解。但是，不论如何，如同一位老学者向我们指出的，这些年来，编辑、校对的水平确在下降。错字不可求其全无，但是决不能日增。
　　《读书》快要满百期，编辑部同仁在不断回顾往事，以定去取。上述云云，是为一件——当然终究还是一件不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