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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尔罗的文学创作中，这要算是最富有魅力的一部作品了。浓重的色彩、遒劲的笔触、紧扣心弦的内容，传达出一种雄浑的气势，悲壮的格调，而在这之上，是一个也许具有永恒意义的哲理，那就是对死亡的思考。
东南亚的崇山峻岭，连绵不尽的大林莽、阴暗的丛薮、遍布着野草荆棘与危险池沼的小道、厉毒的烈日、难以忍受的酷热、致命的毒虫，还有饥饿的威胁、野人群令人毛骨悚然的习性与原始部落的陷阱、竹桩、弓箭、长矛……人在这样一个危险四伏的环境里，应该怎样做才能对抗死亡？才能获取自己的存在？应该有怎样的意志力才能保持着人自身的力量？这就是马尔罗在这部小说里所要展示的图景。
死亡，由于马尔罗对这个观念的异乎寻常的执着，它在这里可说是无处不在，它贯穿在故事里，体现在场景上，渗透在景色中，刻印在人物的脑海里，不断地在他们的交谈中闪烁出现。它君临一切，逼视一切，压迫着、威胁着一切。
这是一个冒死亡之险的故事。佩尔肯与克洛德两人都不安于呆在自己欧洲的文明社会里，各自怀着不同的追求来到印度支那的蛮荒地区，佩尔肯要在这可怕的地区里、野蛮的原始部落中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与统治，而且还要对抗当地政府军的枪炮，他单枪匹马、白手起家进行这种追求，无异于追逐时刻都可能遇上的死神。克洛德则要到密林中去找寻几乎被野草的海洋淹没了的古寺的遗迹，看是否能从那里得到大石块上的古代浮雕，他的追求也无异于大海捞针，即使他不遇上食肉生番之类的险情，他的生命力也会很快在那大丛林中被消耗得枯竭殆尽，而后在酷热之中被完全熔化得无影无踪。
场景，如果不说是所有的重要场景、但也可以说是大部份重要的场景，几乎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克洛德爬在长满青苔的古寺的断壁残垣上，地上有好些“会让他送命的石块”；他在树丛后看到可怕的野人群就在眼前，自己与佩尔肯说不定顷刻之间就会成为他们火堆上的肉；佩尔肯与克洛德被围困在即将被土人焚烧的一座小茅屋内，眼见就要葬身火海；佩尔肯一个人面对着列成阵势的部落土兵一步一步走去，他们用弓箭瞄准着他，随时都有可能一发；部族的头人们用枪口对着佩尔肯，马上就要消灭他们心目中的这个祸害；他们总算脱离了险恶的境地抵达了城市，医生诊治了一场却又宣布了佩尔肯无可挽回的死刑；在奔赴自己的管辖区的山路上，致命的伤口感染使佩尔肯奄奄一息，他只有屈指可数的有生之日了，枪声似乎又在催促着他的死亡……
景色，甚至景色也被作者涂上了浓重的死亡的色彩：“糜烂的树丛与虫豸”统治着密林；王家大道上尽是些废墟，“象荒弃的枯骨一般遗留下来的遗迹”；宇宙洪荒在骄阳的逼视下“销蚀解体”；亮光又一次“降临到这腐朽的王国”；植被的世界“在暗中施逞它的暴虐”；几吨重的大石块拦在克洛德的路上，象有生命的怪物一样“骤然间吸干了几个月来支持着他的生命的那股激情”；阳光与酷热“象毒药在起作用似的，渐渐使肌肉松弛，力气消蚀”；夜幕“以它沉缓而巨大的力量，使克洛德又一次感到自己象是一头陷入绝境的困兽，以其无法抗拒的冷酷、以其死亡般的严酷，把他整个儿吞没了”；即使是时间，在这个“夜晚就象茂密的树叶一般无边无涯”的世界里，时间“几乎销蚀了”。
与作为主体的人相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死亡阴影的客体世界，它对在其中活动着的人构成了一种威逼，它使这两个主人公对死亡的威胁不断地有着具体的感受，不，他们还不仅仅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被动地感受着死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为了到这样一个环境里来接近死亡、迎击死亡，因为，早在他进入这一压迫着人的环境之前，就已经对人类的这一永恒的<SPS=0280>星有了明确的认识与坚定的态度。
在小说里，他们在死亡的阴影中不断地谈论着死亡，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交谈几乎构成了一整套对死亡问题的哲理。他们思想的出发点与前提，是人所面临的“那种严峻的制约”，即“死亡亡的制约”，这是一种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命运，因此，在他们看来，如果仅仅从这个意义来说，“生命并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人生荒诞的一个无可辨驳的证明”。然而，活活的生命面临着这永恒的灾星如何才能使自己获得尽可能长久的存在、甚至获得永恒的意义？人如何才能永存？才能不朽？他们思考的结论是：“要跟死亡对抗而生存”，要具有一种“抗拒死亡的意识”，他们所理解的这种对死亡的抗拒不仅是本能的、下意识的，而且是高度自觉的，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它并不一定就在于简单的对抗，而是以一种坚忍不拔的力量寓于生存方式之中，佩尔肯所说的：“正因为我只能无所选择地死去，我就要选择自己的生”，就强调出了这种对于生存方式的选择意向，而他们所要选择的生存方式，又是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之中，它并不是对生的简单的贪恋与对死的尽可能远的避离，而有时倒似乎是对生的一种贸然的轻忽与对死的一种危险的接近，“被杀，失踪，他都不在乎，他对自己的生命并不怜惜”，因为对他们来说，“我思考我的死，并不是为了去死，而是为了生”，而且在他们看来，“对一切永恒的东西的追求，如果不是从死亡又能是从什么地方激发起来的呢”？“这种对未知事物的追求，也就是被不甚了了的人们称之为冒险的举动，如果不是对死的抵御，又能是什么呢”？是的，也许这种追求会遭到失败，会更快地丧失自己的存在而导向死亡，但是，他们对此有明确的权衡：“从中即使得不到胜利，也能找到战斗”，并且，“从这场搏斗中，终将赢得作为一个男子汉的尊严，终将实现对英勇气概的追求”，所有这一切不正好是构成了对死亡的真正意义上的对抗与对死亡的胜利与超越么？他们对生存方式有这种见解，对死亡也就有了新的概念：什么是死，“人的衰弱，才是人真正的死”。这就是小说中两个主人公所理解的生死之真谛，对抗死亡的真谛，求得不朽的真谛，这就是他们建立在死亡观念上的大无畏哲学与冒险哲学。
这种哲学，必然带来一系列不同凡俗的行为准则与处世方式。这两个人物对自己所属于的那个欧洲文明社会里的一些既定的价值标准都怀着一种共同的轻蔑。在克洛德看来，一种文明不仅使人的才智被填得拥塞不堪，而且还使人们到头来成为它的奴隶，因此，他有意违反这种文明的规范，有意背离这种文明所规定的各种“正道”，“他对那些头上涂着发蜡以示高雅的同学，对他们的汽车买卖、他们的价值观念或者演讲，从未有羡慕之情，也从不愿象那些蓬头散发以示有献身科学的忘我精神的同学那样去建造大桥”，他不但不追求既定的价值标准，而且对它深恶痛绝，世人所遵照的规范、孜孜以求所取得的尊敬，恰巧是他所厌恨的，他要摆脱芸芸众生所过的那种凡俗的生活方式，他拒绝对自己的社会“作出承诺”，他把这视为一种勇气，而把对既定规范、既定模式的屈从视为对死的最大屈从。他的这种行为准则与处世态度也正是佩尔肯的准则与态度，所不同的是，克洛德只不过仅仅在开始实践这种准则，而佩尔肯则早已将它付诸实行，并且早已彻底背弃了欧洲文明社会而成为了蛮荒山林中桀骜不驯的强者，他这样做，既不是有意要“表演自己的历史”，也无意于“让人称赞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仅仅是出于一种“深刻的意志力”，敢于冒险、敢于迎向痛苦、敢于触犯死亡、对抗死亡、超越死亡的意志力量。
是的，一种深刻的意志力，有了这种意志力，才可能有不凡之举。佩尔肯竟敢于只身来到蛮荒地区土著人的部落之中，而在他以前来到这里的异方人无一不惨遭杀害，他是如何在这里立定脚跟的？如何又赢得了土人对他的信任与崇拜的？如何建立起他那如神明般神圣不可违抗的权威的？他是如何联合与降服其他的部落而在整个一大片地区建立起他的统治的？经过长期的奋斗，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成为了整个一个地区的主宰，并且长达十五年之久，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该有多少次迎着死亡走去而竟然使死神从他面前退却，他该忍受过多少体力上的劳顿与痛苦、精神上的孤独与不安？他该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多么持之以恒的坚毅？该有多么豁达乐观的性格与大无畏的勇猛精神？该有多么全面的军人素质与技能？多么高度的灵敏与机警？仅仅从他如何刺探被土人奴隶主囚禁着的格拉博的下落并把他抢救出来的情节，我们即可见其一斑了，而他在土人部队弓箭的瞄准下赤手空拳向他们一步一步走去的那一场，更是他的勇气与意志力的一个集中的缩影，他身上无疑具有浓厚的传奇英雄的色彩，其浪漫化的程度几乎不亚于当代神话中的勇士詹姆斯·邦德。
克洛德可说是他的雏形，同样也显示了他那种性质的精神力量。他把全部热情集中在古代雕刻艺术品上，为此，他不惜长途跋涉，辛苦劳顿，并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莽莽山林之中，固然，其中的一个缘由是因为这些雕刻很值钱，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一种达到一定哲理高度的理想，那就是对抗死亡、超越死亡的理想，在他心目中，这些古代的雕刻能在时光的流逝中不灭，保存着永恒的生命，正体现了人类的一种“抵抗死亡的执着追求”，这些艺术品之所以深深打动他，倒主要不是它们的艺术形式与美学价值，而正是它们在人类生存哲理方面所具有的这种启示或意义，这种启示与意义燃起了他献身的热情，使他下定决心要以从艰困的条件下获得这些艺术品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追求自己存在的永恒。由此，他也就有了非凡的毅力，也就带来了他在荒山密林中艰苦地进行操作、在野草丛生的古寺遗址上与几吨重的大石块作斗争的一章，我们不妨称之为可歌可泣的一章，这一章与佩尔肯在敌人瞄准下一步步向前走的那一章遥遥相对，如果说佩尔肯的那一场英雄主义的表演是大无畏精神的胜利的话，那么，克洛德这一场艰苦的劳动就是坚忍不拔品格的昂扬，两者都充分体现出了人非凡的精神力量。
有人说，作者在自己的作品里就是上帝。马尔罗这个上帝分身有术，佩尔肯与克洛德这两个人物，其实都是马尔罗本人的精神在小说中的双重艺术投影，特别是克洛德的故事，更是他本人经历的写照。一九二三年，二十二岁的马尔罗制订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要远涉重洋，到印度支那的丛林中找一座湮没已久的古寺，从其遗址中去发掘古代的石刻浮雕。这个计划无异于异想天开，要凭个人的力量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一片荒凉的地区里进行如此大的工程，其艰难的程度可预料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其结果看来如果不是葬身丛林，就是空手而归，徒劳一场。但是，这个在任何方面都还无所作为的青年人却冲闯向前，在作了一番周密准备之后就踏上了征途，随同他进入危险的丛林地区的，还有他的妻子克拉拉，克拉拉在自己的戒指里藏着必要时准备用来自杀的氰化钾，他们此行的心情无疑是有点儿悲壮。
在丛林中他有什么体验与感受，他如何进行冒险与奋斗，他如何找到了那个被野草吞没了的古寺遗迹，他的劳动与操作艰苦到什么程度，所有这些都几乎原封不动地写进了《王家大道》。他终于把由七块巨石拼成的四个漂亮的浮雕凿了下来，准备运出柬埔寨，然而，他却落进了陷阱，统治着当时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当局早有预谋，坐享其成，轻而易举就截住了马尔罗的劳动成果，全部没收，而且还对他进行了“盗窃文物”的起诉。马尔罗的冒险活动一无所获，只不过他的此举客观上导致了他所发掘的这个名为班泰斯雷的古寺遗迹，后来被修复成一座美丽迷人的林中“玫瑰宫”。
《王家大道》出版于他的丛林冒险六年之后，在此期间，他又经历了一些什么？他是如何把自己的丛林经历升华为一个蕴含着对抗死亡的哲理的艺术图景？他是在什么时候形成了他对死亡的深沉的思考？
那一场诉讼使他在金边与西贡羁留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先被判处三年的徒刑，接着，他与殖民当局司法机构进行了一场继他丛林奋斗之后另一场顽强的搏斗，他得到了国内文化界几乎所有优秀人物的声援，纪德、莫里亚克、莫洛亚、马克斯·雅各布、阿拉贡等都在营救他的公开请愿书上签了名，他又被改判为一年徒刑并缓期执行，实际上被无罪释放。他回到了法国，但软困在金边与西贡的一年中对殖民地社会现实的认识与对殖民当局所积蓄的怨恨与怒火，使他在两三个月后又怀着一种社会复仇与人间拚搏的狂热重返西贡。他创办了《印度支那报》，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政府中的要人们，揭露他们的残暴、虚伪与卑劣，抨击殖民当局黑暗的司法制度、恐怖的特务统治、苛税的盘剥以及贪污腐化、营私舞弊的种种劣迹，他自然被殖民当局视为眼中钉而遭到了各种污蔑中伤、压制迫害。他的报纸被迫停刊，但他不屈不挠又办起了第二份报纸《镇链中的印度支那》，当第二份报纸在迫害下实在无法办下去的时候，他才于一九二五年底离开亚洲回国。从他第二次印度支那之行的斗争中，我们又不难看见类似克洛德在丛林中的那种顽强的毅力与精神，但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以自己的生命力仅仅通过冒险来对抗死亡的人，而且是通过正义的社会斗争来获得生之意义的战士，这一层次的升格定下了马尔罗此后大半生激进的基调，并预示着他将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演出轰轰烈烈的一幕，最后以其卓越的活动而超越了死亡，永存不朽。
从一个独具一格的大作家的诞生来说，这个原来就具有写作才华、并已经尝试过写作的年轻人，从他的印度支那之行中，似乎已经进一步获得了他所应具备的一切重要条件：他冶炼成自己那开拓进取、奋斗冲闯但又多少带有赌博玩命色彩的性格；他获得了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阶级矛盾冲突为内容的东方异国题材；他从亚洲的现实中、从他作为一个欧洲人在亚洲的经历中，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人类状况有了深切的理解；他搜集了印度支那阴暗的社会现实的种种景象，体验了崇山峻岭的气势，感染了密密丛林的葱绿色彩，现在就看他以什么哲理把这一切加以统帅，以什么精神的“乳酶”来使这一切进行化合了。究竟是什么哲理、是什么精神“乳酶”呢？
一九二五年底、一九二六年初，马尔罗最后告别了印度支那，在回国途中的甲板上，他开始写《西方的诱惑》一书，这就是他的哲理孕育成熟、正式脱胎而出的时候。这本出版于一九二六年的《波斯人信札》式的书信体作品，虽然既不是马尔罗的处女作，也不是他最重要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它早已埋没在马尔罗后来所写的那些著名小说的后面，不为人们注意，但它却是马尔罗全部创作甚至全部艺术论著的一块最早、最重要的思想基石，因为，在这部作品里，马尔罗第一次表述了他对生存荒诞性的认识，而这正是他那对抗死亡的哲理的前提，他从十七世纪哲学家帕斯卡尔那里继承了关于人生存荒诞性的看法：“请设想一下，戴着锁链的一大批人，他们每个人都判处了死刑，每天，其中的一些人眼看着另一些人被处死，留下来的人，从他们同类的状况看到了自己的状况，痛苦而绝望地互相对视着……这就是人的状况的图景”(见安德烈·莫洛亚《论马尔罗》，法文版)。马尔罗把帕斯卡尔式的哲理带进了他的作品，让他的人物无一不对“人的状况”有清醒的认识，对人的生存荒诞性有明确的意识。继《西方的诱惑》之后，他于一九二八年发表了以中国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为题材的小说《征服者》，其中的主人公加林就是一个对生存荒诞性颇有所感的人物，他早就认识到人类“被荒诞的力量所左右”，并且在病重时感到了“荒诞又找到了它的权利”(马尔罗《征服者》第二部，法文版)；接着就是一九三○年出版的小说《王家大道》了，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小说中的人物明确地意识到：“死亡就在那里，它是生存荒诞性的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明”(马尔罗《王家大道》，法文版第157页)，并且深切地感到了与自己的关系：“压抑着我的是，该怎么说呢，是我作为人的命运，我一天天衰老下去，时间这惨无人道的东西，象癌细胞一样在我身上不可挽救地蔓延开来”(马尔罗《王家大道》，法文版第158页)；同样，在他后来一九三○年的著名小说《人的状况》中以及他四十代以后卷帙浩繁的美学论著中，“人的状况”与生存荒诞性的哲理仍然构成了形象图景与理论思辨的深沉的背景。
帕斯卡尔道出了人必有一死的常识性的哲理，他就此所描绘的人的状况的图景无疑带有悲观主义色彩，马尔罗继承了他这样一种描绘，把人的这一状况视为生存荒诞性，亦不例外渗透着悲观主义，如果马尔罗仅仅重复帕斯卡尔的哲理，那他的意义就会小得多，但马尔罗却不仅仅是帕斯卡尔的继承者，他有自己的创造与贡献，他之所以描绘死亡的命定性与生存的荒诞性，正是为了要战胜与超越这种命定性与荒诞性，他执着地致力于探求超越死亡的道路，阐释与宣扬那种超越死亡的人生，并且把他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思考、感受、哲理溶入他文学创作的艺术图景中，不仅仅溶入《王家大道》这一部作品，而且溶入了他几乎所有的作品，甚至还溶入他的艺术论著之中。在《征服者》中，加林为了同人类的荒诞性作斗争，从参加社会主义斗争到投身于中国革命，在《人的状况》中，那些在中国大革命斗争中奋不顾身、敢于牺牲、勇于就义的革命者，同样也是要在面临着生存荒诞性的条件下尽可能地获得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追求人生的意义。而在《众神的变异》，《沉寂之声》、《想象中的世界雕塑博物馆》等艺术史巨著里，他又致力于“研究文化作为对人是否不朽这个问题的一个永恒的回答所具有的意义”(马尔罗：《众神的变异》，第127页)，论证艺术是人摆脱生之荒诞性的有效途径，阐述了“艺术就是人的一种永恒的报复”(马尔罗：《沉寂之声》，第635页)的思想。在马尔罗的哲学里，人生本身就是人超越死亡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各种形式的拚搏与战斗，将使人获得永存的、不朽的价值，取得一种对命运加以报复、对死亡予以否定的胜利。这就是《王家大道》所展示的与所从属的马尔罗哲理体系。
马尔罗不仅是这种哲学的宣传者，而且是这种哲学的身体力行者，“生命是一种材料，问题在于要知道用这材料作出些什么”，佩尔肯向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马尔罗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十分自觉地在自己的人生中不断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己的生命“作出些什么”。他的第一次印度支那之行的冒险已经展示在这部小说中了，即使他此行不无功利之心，读者亦不难作出应有的评判，而他的第二次印度支那之行却毫无疑问具有一种正义的性质与英雄主义的格调。从亚洲回国后，整个三、四十年代，他作为一个激进的左翼作家、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共产党与反法西斯运动的“出色战友”、“第一流的同路人”、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在法国历史舞台上进行了卓越的活动，留下了不朽的业绩。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他参加“争取真理同盟”的进步活动，对资产阶级反动的文化政策作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斗争，公开呼吁警惕德国法西斯势力，在国际上争取释放德共领袖台尔曼与保共领袖季米特洛夫以及一切反法西斯的政治犯。一九三六年，当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时，他参加了国际纵队的行列，投入了西班牙战争，在这里演出了一番英勇搏击的壮举，他不仅是一个战斗飞行员，而且是一个飞行中队的指挥官，他的中队以英勇善战、功绩赫然而闻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斗争里，他再一次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他是阿尔萨斯—洛林旅的将领，指挥了解放阿尔萨斯省的战役。战后，他又成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一个影响着法兰西政治生活与权力结构的人物，上升到那些搬演人类历史的伟人的行列之中，他是戴高乐民族主义政派中的核心要人，戴高乐将军的左右臂之一，长期在戴高乐的政府中任内阁部长，对中法建交、中美建交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他作为文化部长，更是政绩斐然，在法兰西文化生活中留下了一系列不可磨灭的建树。
这就是马尔罗在欧洲政治风云中象雄鹰一样翱翔的一生，英雄主义的轰轰烈烈的一生，不断进取、不断开拓、不断突破的一生，也是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己的生命而“作出一些什么”的一生。
在有生之年，以生命力的昂扬与创造来超越死亡的哲理，出自这样一个人之口，无疑就更具有一种示范与召唤的力量，正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因为是文天祥这样一个忠肝义胆的人物的绝笔，而更为正气浩然、慷慨磅礴一样，在这里，人生哲理、文学创作、精神气魄、业绩功勋浑然一体，不说文学史上能达到这种高度的作家寥寥无几，就是人间英杰能如此开拓的，亦为数不多。
马尔罗的作品发人深思、令人感愤的所在就在于此，马尔罗的意义、马尔罗的杰出也在于此。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五日
(《王家大道》，“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之八，柳鸣九主编，周克希译，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本文马尔罗像，丁聪作)
柳鸣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