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十二平均律理论的西传，并日益产生出划时代的影响。“王子载<SPS=0197>”誉满欧洲。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朱载<SPS=0197>和他的“新法密率”在其故乡中国却被束之高阁，落得个“诏付史馆、以备稽考”的命运，不仅没有及时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而且一直遭到冷落和反对，以致这位文化巨人被历史的尘埃埋没了四百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悲剧。
如今，到了拂去历史的尘埃，还这位科学和艺术巨星以本色的时候了。戴念祖先生的《朱载<SPS=0197>——明代科学和艺术巨星》一书正是这样一本拓荒之作。全书第一次以翔实的材料，利学的论证和生动的笔调介绍和论述了朱载<SPS=0197>的生平和成就，重现了一代巨星的固有光彩。
“伟大人物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质对于伟大人物是种‘实在的必然性’。”(普列汉诺夫语)朱载<SPS=0197>的生平和成就同样是其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综合作用(包括宗藩社会的直接影响)的产物。要认识他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抛开历史感的逻辑分析只能是概念的游戏”，是孤立而空洞的说教。作者有识于此，以开卷三章，概观了这个变动不居的大时代，缕述了这位王子的家世渊源，再现了他曲折的一生和等身的撰著。把一个清晰的时空轮廓展现在读者眼前。十六、十七世纪是我国科学史上群星灿烂，辉煌的时代，一百年间，出现了五位科学巨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朱载<SPS=0197>)，产生了五本科学巨著，而朱载<SPS=0197>是其中一位注重实践、注重数理、独具特色的多才多艺的王子。
朱载<SPS=0197>是位大百科式的人物，他一生涉猎广阔，成就斐然，但又重心明确。正如他曾自述的：以律历为“本原”， 数理诸学则为“支派”、“羽翼”，有本有支、有理论也重实践，融通一体，混然天成。《巨星》一书的主干部分详细论证了朱载<SPS=0197>在创建十二平均律、乐器制造与古乐器考证、天文历法、数学、计量和物理学、音乐学、文学、舞蹈、绘画等领域的卓越贡献，使我们看到“科学家的冷静头脑和艺术家的入世激情在这位杰出人物的身上构成了不可思议的、相依并存的、和谐的同一体。”(黄翔鹏序)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作者关于朱载<SPS=0197>十二平均律的理论研究方面的诸多创见，除了对十二平均律的思想渊源和它在国内外的迥异反响的详尽描述外，该书的创见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对中外注目而又颇有争议的十二平均律创建时间问题，在李纯一先生考证的基础上，做出了在一八五一年之前朱载<SPS=0197>已完成了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和计算方法的全部工作的可靠的结论，纠正了传统的错误看法。二是作者深入研究《乐律全书》，认为：朱载<SPS=0197>不仅提出和运用了十二平均律理论，而且利用自己在数理方法上的成果完成了“新法密率”的计算工作，澄清了西方学者所谓十二平均律计算原理的起源是模糊的，或朱载<SPS=0197>只是提出而计算之功则应归于欧洲的说法；三是作者发微阐幽，以分析考证和合理构想相结合的办法，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西传线索，即以外国传教士为中介传播影响到西方，启发了默森等人的平均律理论。
思想和观念往往是行动的先导。朱载<SPS=0197>不但学识广博，而且思想敏锐。尽管作者未及系统地论述朱载<SPS=0197>的思想体系，但在其科学思想与方法(科学哲学)的探索上下了一番功夫，并力图揭示出朱载<SPS=0197>作为近代实践科学先驱的历史地位，这是应当肯定和发扬的。例如，朱载<SPS=0197>注重“数术音声”的“器”而反叛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道”；“惟求实理，不事文饰”的近代科学精神；躬亲实践、追求精确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注重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都与中国古代的偏重实用、缺乏周密的理论分析和逻辑论证的学术传统具有不同的风格，带有明显的近代意义。
朱载<SPS=0197>研究在国内还是处女地，拓荒之作难免存有微瑕；况朱载<SPS=0197>作为一个百科型学者，自非一人一时之功所能会通。作者是搞自然科学的，因而在评述传主的历史背景、政治活动、思想倾向等方面尚不够得心应手。如对朱载<SPS=0197>所处时代的发展特点及与他的关系认识不够，甚至出现拿清代史料说明明代手工业发展的显误，关于朱载<SPS=0197>是封建社会和传统思想(尤指宋明理学)的叛逆者的观点亦大有商榷余地；此外对朱载<SPS=0197>科学艺术成就分别论列，横向安排，不易凸现如前述及的朱载<SPS=0197>的自成体系的学术旨趣和格局等等。
(《朱载<SPS=0197>——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戴念祖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六月第一版，2.65元)
品书录
郭孟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