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沙是在理学与心学之间起了桥梁作用的重要思想家，但长期以来，有关他的研究成果却很贫乏。章沛先生这部写于一九五七年的《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得以“无须作什么改动”地在一九八四年出版，固然反映了学术界对白沙哲学研究的疏忽，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作者的研究方法是比较科学的。
作者的治学方法，如果用陈白沙的话加以概括，可谓之“领悟作者之意，执其机而用之”。宋明思想家中有许多人不重视著述，甚至视著述为不能真实表达思想的无意义行为，因而对他们的思想，只能从其诗、文、书信、语录等零散的材料中去领会，往往歧义迭出。这在“只对青出不著书”的陈白沙大概尤其突出。从白沙哲学产生之日起，就众说纷纭，甚至连陈门高足湛若水也以一己之意解白沙哲学，从而偏离了陈氏本意。近人探究白沙哲学，也存在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之病，未能融会贯通，评价也就难免偏颇。章沛先生在研究中，力图把握白沙思想的“整个的全面的面貌”，恢复其“本来系统”。他对零杂的资料条分缕析，抓住“道”这个核心范畴，深入分析了“道”的各种属性，并由这种本体论的研究出发，逐次剖析了白沙的人论、涵养论、世道论，白沙哲学的逻辑体系也就清晰显露出来：物质性的自然的道是宇宙的本体，物质的人是物质的道的一部分，而主宰物质的人的是具体的个体的心，人通过对心的涵养，可与道合一，即达到“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哲学极境。章先生对白沙哲学体系的恢复，是独到的，也是有说服力的。
完整地领悟了作者之意，即可执其机而用之，在单个范畴的研究上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每个范畴都是整个哲学体系的有机成分，也都必须在整个体系中被把握。章先生极为重视这一点，因而得出不少精辟见解。比如“静坐”这个范畴，自白沙提出后，直至现代，都是颇遭人非议的，认白沙哲学为禅学，为心学，莫不与对此范畴的理解有关。章先生通过透彻的分析表明，白沙哲学并非从心上、依靠静坐来求知，而是从心上、从静坐上来讲究心的定力的锻炼。白沙并未以静坐概括、排斥一切其他方法，静坐只是心的涵养的入门方法。心并不是本体，因而静坐和本体论无关，仅仅是心理锻炼、感情控制的手段，并且也不是孤立的，而要随“动”“静”施功。白沙也很强调“不离日用”。他的学生张翊说，白沙开始看到人们被束缚在言语末事中，就提醒人们“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可后来看到人们有“沦于虚无寂灭”的危险，就提醒人们“不离乎日用，而见鸢飞鱼跃之妙”。可见，白沙的涵养论是实践、自得、治心三位一体的，静坐仅是治心的方法。这种涵养论所体现的认识论，是“虚明静一——知、见、感、应、随处体认——有见、凑泊吻合”这样一种过程，亦即通过虚明静一的心，对事物进行认识，体认到道并使心与道凑泊吻合。对“静坐”的这种理解，可说一反五百年之偏见。这种解释，不整体地理解白沙哲学，是做不出的。时下某些理学研究者，把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硬划为本体论、认识论等几大块，实际上是把西方哲学的框架硬套在中国哲学头上。比较起来，章先生的研究则较注重保持中国哲学的特色。
对思想家的研究除研究理论体系本身外，还应注意到思想与人、思想与时代等问题。打开哲学史书，往往思想家的生平及时代被当作标签贴在那里，甚至同时代但思想很不相同的思想家的背景介绍大同小异，没有注意到人与社会相互交流的特殊性，这使思想研究失去了不少活力。我感到，章先生也未能避免这种标签化倾同。
此外，大概由于前人多指白沙哲学为禅学、心学，章先生着力进行了它们之间的辨异工作，这是很必要的。但是，白沙哲学毕竟从禅学中吸收了某些东西，王阳明的心学与白沙哲学也有很大关联，如果能在它们之间的“同”上也多着一点笔墨，也许读者对白沙哲学的理解能更深入一些。
中国哲学史是由许多思想家一环一环构成的，在研究他们的思想时，也要说明每个环节起到的具体的过渡作用。章先生基本没有阐述这一方面。他虽然指出白沙哲学“上承宋儒理学的影响，下开明儒心学的先河”，但并未进一步论证这一转变轨迹。这是有点令人遗憾的。
(《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章沛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六月第一版，1.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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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