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生平行状实在是怪。他父亲是马来亚的华侨，他也生于马来亚，十岁就赴欧，曾获文学硕士、工科学士学位，到二十多岁始闻中国文化，马上浸淫其中，乐而忘返，三十岁回国入张之洞幕府。有这样的经历，一九○○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他竟以英文著“尊王篇”，鼓吹封建伦理纲常大义。而一九○二年，武昌由张之洞主办大宴庆祝慈禧寿辰，他又当众吟出《爱民歌》：“天子万年，百姓化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致使“座客哗然”。
他的中西文化观也实在使人觉得怪。别人搞洋务、办工厂，他不以为足，以“通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为佳”(《大臣远略》)；述郭嵩焘出洋见西方“各国风俗之齐整”而言“孔孟欺我也”，大为叹服(《上流人物》)；但另一方面，又说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仅当“我中国春秋战国之时势”，讥行西法新政为“慕其奢靡”(《上德宗皇帝条陈时事书》)。一方面仰慕西方政治，而讥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为“出洋看洋画”(《看画》)；一方面以中国古代文化为至优，说《天演论》不过是“《中庸》所谓‘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之义云尔”(《费解》)。
辜鸿铭以他独特的经历、行事，吸引着人们的注意。随着近来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他当然会引起重视。然而，问题却在于在他纷纭多变的观点面前，如何把握辜氏的思想大势，也就是说，在他的万般变化之中存在着一个怎么样的不变？
长期来，我们研究历史人物，习惯于从阶级、政治等角度去看问题。但在辜鸿铭身上，我以为，他的思想观点的统一性，不在阶级，不在政治，而主要在于他的心理特征。
现实中往往有这样的人物：他喜欢和人抬杠，而他的本事和学问也很好。坚实的基础恰恰助长了抬杠的脾气。没有基础，抬杠就流为胡搅蛮缠；有了本事和学问，也不见得就能卓然成家。他一生只求在抬杠中取胜，无所谓道理不道理；对国事家事也无坚执之见，只求在每件事上驳翻了别人。也因为许多事在口舌的争伐中无法说得太充分、太清楚、太在理，他就常常得胜。这就更助长了他的脾气。这种人，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性格人”，也就是以其性格特异为其一生主要特征的人物。
我就是这样看待辜鸿铭的。当然，不能说辜氏一生没有任何较一贯的政治见解，他大致上倾向于保守；但通观全人，他的观点模糊、多变也是事实。在日常交往中，他被人多于引人为同道；在跟张之洞的关系上，也常常因直言相讥使得张之洞下不来台。而他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更使他在辩论中左右逢源。他在中国人中吹外国，外国人中吹中国，但也可反过来说，他在中国人中骂中国，在外国人中骂外国，几乎是无战不胜。以下这件小事很能说明他的性格：一次，他为西友召去参加宴会，被让在首座。宴间言及中西文化，他就说中国文化较优，如“顷间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谓争竞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孔子教》)这一段话，本来不过是插科打诨，但因为其仓促间表现出的急智，使得“座客粲然”。一笑之中，想来当真之人怕没有吧，辜氏却认真发了一通大议论，并记在自己的著作之中。遍翻他的文集，此类事不知凡几。
评论人，首先应该理解人。我们不以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为狂悖，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浪漫文学家；我们不以陈独秀攻击旧文化的文字为武断，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革命家。同样，我们理解辜鸿铭的“怪”，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性格人”。需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多年来，我们的历史学忽略了从心理角度去理解人。
因此，需要稍为提一提国外的“心理历史学”。它自五十年代发端，六、七十年代风行一时。它主要指历史学家对心理方法的运用，以此说明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及进程的由来和意义。应该说，在历史中过分强调心理因素，很可能会出错；但，在我们毫无心理位置的历史学中，学习一些心理方法当会大有裨益的。如对辜鸿铭的更深层次的、更全面的分析，就还有待于诸君的努力呢。
(《辜鸿铭文集》，冯天瑜标点，岳麓书社一九八五年十月第一版，0.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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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