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近来又复活了对法国的所谓“新小说”(Nouveau Roman)的兴趣。看了几本书后，不禁想起二十余年前初看阿兰·雷奈(A1ain Renais)的影片《去年在玛丽安巴德》(L’Annédernière à Marienbad)的经验。在看惯了好莱坞传统性电影与当时流行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作品后，雷奈的作品作风新颖，令我惊异，犹如夏日吹来一阵清风。当我悉知电影剧本作者阿兰·霍布一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便是当时法国的前卫派作家领导者时，则更对“新小说”运动增加了关注。
在开首，“新小说”的另一称号是“反小说”(Anti－Roman)，乃萨特(Sartre)所首创。一九四八年时，萨特替娜塔丽·萨洛特(Nathalie Sar－rault)的小说《一个无名氏的肖像》(Portrait D’un Inconnu)所写的介绍词中初用了此词。战后法国出了一批想要在创作上与传统小说形式完全脱离的年轻作家。人物性格，戏剧性发展，情节，以及表现性格与解释情节的对白等种种传统小说的因素，完全被新的创作家所抛弃。“新小说”一时形成国际文坛的一种风气，在五十年代初期开始，主要大员除了萨洛特(此为夫姓)，霍布—格里耶以外，尚有米歇尔·毕多尔(Michel Butor)，玛格丽特·杜哈丝(Margueritte Duras)，菲立浦·索勒(Philippe Sollers)，和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克洛德·西蒙等。“新小说”的祖先可以说是福楼拜，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甚至是弗吉尼亚·伍尔芙、威廉·福克纳。一九六○年时，毕多尔说过，小说是叙事体(narrative)的实验室。这些作家在写作上不断尝试传统小说中各项因素——年月日次序，观点，人物性格——的新形式。可是不久，所谓“新小说”流派更深入的尝试、更彻底的改变则又表现在文字与文章的组合成分上。“新小说”进一步发展成为“新新小说”(nouveaunouveau roman)，几乎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不谋而合。
看惯传统小说的读者们恐怕不会欣赏这类“新小说”。文章是片段性的，而不是经由叙事逻辑或是年月日次序连接在一起。“新小说”所叙者缺乏统一的完整性。它的特征是没有连续性的间断；而间断则又经由片段性与没有均匀性的写作技巧造成。这类作品给人的印象不是直叙一贯的，而是空间的、横面的。读者不能用纵的观点来鸟瞰这个故事的完整。“新小说”所呈示的不是一致性的结合，而是四分五裂的疏散；即是说，部分较整体尤为重要。而这些部分、片段都是并列的，并没有连贯性。
我不知有没有将自己的感受解释清楚。在三种文字(法、英、中)之间耍戏法不是一件易事，何况我最讨厌的是那些爱用艰涩的名词专事卖弄的专家。不过读过“新小说”的读者想来会体味我的笨拙的解释。而能够欣赏这种新创作艺术的读者，总是在不断寻求更上一步的独特创新的艺术形式。
萨洛特一九四八年的《一个无名人的肖像》以及一九五三年的《Mar-tereau》，正是萨特所谓的“反小说”，没有故事，没有情节；即使连人物角色，也没有通常我们所寻求的性格刻划。一九五○年时，萨洛特写了一篇《怀疑的时代》(L’rè Du Soupcon)的论文，宣布法国小说进入一个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新时代。她认为，第一人称叙事者不但可以反映写作者各项看法，而且把作者自己投入虚构世界中，这样就更容易把读者也拉入虚构世界。
萨洛特出生于一九○○年(有的记载说她出生于一九○二年，但我不信这样一位智慧的女性有谎报年龄的虚荣)，可以算是“新小说”的元老。其实她生在帝俄，父亲是化学师，母亲是作家。萨洛特在八岁时，全家移居法，国。她的第一个职业是律师。处女作小说《向性》(Tropismes)于一九三九年出版时，她已年近四十；此书内容以她出生地高加索为背景。《向性》一词乃取自生物学，意示动物与植物会自然地转向日光(例如向日葵)，不过在后来的记者访问记中，她否认将人类与植物作比拟。对于评论家对她的误解，她作了这样的解释：“我所关心者只是我们人人无时无刻不在继续的内心活动……我在试图将这些掠过我们脑海的、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快速活动记录下来。这些内心活动会在通常会话中呈现……我们实际上并不想到它们，而是感到它们。我试图将这些活动抓住——好象一座摄影机以慢动作将那些我们平常所见不到的细微活动记录下来。”萨洛特说，她的兴趣“不是在创造人物性格，而是在创造人与人之间在作接触时所发生的某些头脑的活动。”
《向性》给萨特一个好印象。在替《一个无名人的肖像》所写的序中，萨特指出此小说“毫无故事”，因而称之为“反小说”。“反小说”的名称后来就并入“新小说”运动。这些作家都要弃绝传统的小说技巧，不过萨洛特的不同处在于：其他作家的虚构完全是建立在事物的表面描写上，萨洛特目标相反，则要将读者投入她的内心思潮中。
萨洛特的第三部小说《Marte－reau》有一个较为明确的人物，可是故事还是散漫的。小说中短促不完整的句子，突然的观点转移，类似“意识流”的效果，节奏的变换，循环性的动态，都表现出她的技巧的特殊。
她的第四部小说《天文星象馆》(Le Planétarium)，是被公认为她作品中最佳的一部。此书于一九五九年出版，故事已成形，而书中人物也可辨认：一个自认为有艺术天才的年轻傻瓜，一个多事的姑母，一个著名的又虚荣又遭人取笑的女作家……。萨洛特以她特殊的技巧来描绘夹在真实与幻想之间的共具悲喜剧性格的灰色世界。主要角色是这个世界，上述的人物不过是陪衬，并不重要。
一九六三年的《金果》(Les Fr－uits D’or)是她的第五部小说，“主角”是一本书(书名也是《金果》)，内容是一批势利自傲的文士们对它的意见(以被窃听的讲话声出现)，以及这些意见如何影响那些文士们之间的关系。有的书评把“金果”目为“社会喜剧”，讽刺文学鸡尾酒会中呶呶不休的评论家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随波逐流。萨洛特文笔相当刻薄，抓住了人们的心理现实——那些平时不易觉察的心理的颤动与潜流。
一九六八年的《生与死之间》(En－tre La Vie et La Mort)也是一部既无情节又无传统的人物角色的小说。它的开首场面是一位作家在打字写作，撕去打字纸，丢掉它，又再捡起一张新纸，继续打字。可是《生与死之间》却不是关于那位作家，而是关于他的写作的行动。读者如要找寻传统性的人物，戏剧性场面，心理发展等等，这不能算是一部小说。《生与死之间》似在说，艺术的创造是出之于人对生命的惧怕(不是出于人对死亡的惧怕)，而这样的艺术品，又转而产生了人对生活的新恐怖。
萨洛特写过不少文学论文，近年来也曾写过无线电广播剧本。但是正如她的小说一样，这些剧本并无一贯性的故事发展的线索，而对白也是出之于不能辨认的人物之口。有人说，听这样的广播，好似在廉价旅馆中窃听隔室陌生人的谈话。可是在法国，萨洛特显然有她的群众。
早在一九六二年，在英国《导报》的访问记中，记者问她怎样解释她(以及与她同类的作家)在文学历史中的位置，萨洛特答道，“小说在本世纪初被普鲁斯特，乔伊斯，弗吉尼亚·吴尔芙，卡夫卡所革命化。可是不久，这些作家所开拓的路又被抛弃。我和其他现代作家希望能将这个趋势复活。我们要向前迈进(即使只有数步)，但我们各有自己的方向……仿效巴尔扎克没有什么用。重复他所已干过的又有什么意思？这就是乔伊斯，普鲁斯特以及过去其他伟大作家给我们的教训。”萨洛特认为“新小说”并不是一个终点，而只是继续不断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她说：“今日的新发现是明日的黄花。过时的东西必须推翻，使可刺激新的反抗，新的尝试，终而成为新的明日黄花。”
说到“各有自己的方向”，一九七二年时，霍布—格里耶曾问她是不是属于他们这群又在进一步发展的“新新小说”作家。她坚决的否认。萨洛特指出(她的批评？)，这些小说家在一九六○年左右突然地走了新方向，专心于文字形式的推敲，而颠覆了文学与社会的结构。她说她自己没有经过那个阶段。
萨洛特虽是这样把自己与霍布一格里耶一群隔离(是不是自视清高？)，读者、学者、评论界还是将他们的名字联在一起。在年龄上，霍布—格里耶比萨洛特晚了一代，在国际文坛上，他们的声誉相齐，而霍布—格里耶在电影艺术上的成就也许更扩大了他的群众。他的著作包括了小说，电影剧本，散文，论文。一九六四年他出版了一册名叫《为新小说执言》(Pourun Nouveau Roman)的论文集，奠定了“新小说”运动的基础。在一般读者心目中，他是“新小说”流派的第一号理论家与实践家。
他的第一部小说是一九五三年的《橡皮》(Les Gommes)，确有情节，相异于他后来的作品，不过这部处女作已经透露了他后来创作的特征：注意客观与主观现实之间的差异，不直接的、兜圈子的结构，年月日次序的参差不齐，场面的重复等等，小说主要人物是一位寻找杀人凶手的侦探，结果自己也成为杀人的凶手。
一九五五年的《窥视者》(Le Vo－yeur)与一九五七年的《嫉妒》(LaJalousie)都是用第三人称写，描写人脑中的幻思，若假若真；通奸，杀人等种种情事究竟有没有发生？是不是只是幻象？这种在当时是创新的技巧立时引人注意。《窥视者》获得了法国一个重要的“书体奖”(Prixdes Critques)，此后他就青云直上，成为法国文坛知名人物。
一九五九年的《在迷宫中》(Dansle Labyrinthe)将作者的创作过程作为主题中心。无名的叙事者关在房中叙述一个有关败军兵士在迷宫似的城市投递一个盒子的故事。在故事中途，叙事者自己突然成为故事中的医生。故事结束时，兵士丧了生，叙事者仍在房中著作，盒子在他身边。故事情节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在迷宫中》成为霍布—格里耶作品中最畅销者之一，在出版那年就销了一万五千本。评论家把它赞扬为寓有哲理深意的故事。作者则否认自己的“虚构”寓有什么深意。
在一九六一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中，《去年在玛丽安巴德》获得了金狮奖，在法国被称扬为多年来最独特的一部创新影片，它的卖座率不但在法国打破了纪录，而且次年在美国放映时，也很不错。就在那时，我首次接触了霍布—格里耶的创作力，开始被他作品的魅力所吸引。我仍记得，一般的影评都是称扬的，但也有少数影评家认为影片太晦涩，太矫饰做作。在今日我也许会同意；在当时，《玛丽安巴德》真是一开观众的眼界。此后霍布—格里耶也曾写了不少电影剧本，当过导演，但没有达到《玛丽安巴德》的成就。(这是不是正如萨洛特所说，今日的新尝试是明日的黄花？)
一九六五年的小说是《幽会的屋子》(La Maison de Rendez－Vous)，背景是香港。在西方人的幻想中，香港是一个充满政治诡计，肉体市场，以及各种腐败堕落现象的地方。故事集中于一所名叫“蓝屋”的高等妓院，将现实与幻想混杂在一起，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轻松而有趣的读物。
一九七○年的《在纽约的一个革命计划》(Project pour une Révolu-tion)，如上述一书中的香港一样，以想象中的城市纽约为背景。这个城市充满大众传播所报道的各种犯罪暴行与居民的恐怖；地下活动组织筹划杀人，强奸，放火各种活动。霍布—格里耶作品中所特有的性虐待狂式的色欲描写在这里特别明显，令有些评论家起了反感。
霍布—格里耶是个多产作家，所出版的品种之多，不能在这里一一赘述，除了电影剧本，散文集，论文集之外，他也写过诗。其他的小说有一九七一年的《少女的梦》(R<SPS=2361>ves deJeunnes Filles)，一九七五年的《金三角的回忆》(Souvenirs du Triang-le D’or)，一九八一年的《Djin》。对他的生活有兴趣的不妨读读他于一九八四年出版的自传《重现的镜子》(Le Miroir Qui Revient)。但我在这里所列出的书单当然不是完全的。
霍布一格里耶自称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是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以及《阿丽丝奇遇》的作者路易斯·卡洛尔。与他同代的作家中，他所最敬羡的是纳博考夫。他轻视那些指出小说家应有社会责任的评论家。他说小说并不是一种教育工具，对社会不会起多大影响。在他的论文中，他写道：“对我们而言，文学不是表达意见情绪的工具，而是一种探索。它甚至不知所要探索的是什么。……不过我们宁可有我们的探索，我们的怀疑，我们的矛盾，我们创造了一些新东西后的喜悦。”
如萨洛特一样，他也攻击了巴尔扎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心理传统”。“新小说”作家把传统的心理学以现象学(Phénomènology)替代。他们认为个性(Persona1ity)是流动的，不能确定，而客观的描写成为他们的主要写作目标。他们避免道德的判断。霍布—格里耶说：“世界既不是具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只存在。……此外，我们心目中的周围世界只是碎断的，暂时的，甚至矛盾的，可以争论的。一件艺术作品怎可阐明任何一个预先注定的观念?”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于纽约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