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位著名的比较文学教授保罗·德曼(Pau1deMan)曾经表述过一种对历史知识颇为独特的见解。他说：“要做一个好的文学　史家，就要记住我们所说的文学史和文学很少或者全无瓜葛。构成文学史的是对文学的阐释——那些有见地的阐释。”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阐释总会不尽相同，不时还要伴着些戏剧性的大变化。由此看，一部文学史与其说是追溯文学的发展和流变，不若说是总结一代人对以往文学的见解。参加新编剑桥版美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家们大致就是持了这样的观点，他们对新编文学史面临的各类问题所持的态度，反映在这部文学史的主编萨克凡·勃克维奇(SaevanBercovitch)教授(《读书》一九八六年第四期刊有笔者对勃克维奇教授的采访)新近编辑出版的论文集中。这部论文集题为《重建美国文学史》，是哈佛大学英语研究丛书之一(第13辑)。这套丛书年出一辑，很能反映一年的文学研究动向和水平，其中有不少很有意思的题目，如：《二十世纪文学回顾》，《文学的功用》，《传记研究》，《隐喻、神话和象征》，《爱默生：展望与回顾》，等等。
　　《重建美国文学史》由勃克维奇教授作序，收有十二篇论文。从序言看，虽然这批新兴的美国文学史家都有各自鲜明不同的特色，却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基点——要把问题丛生的文学研究置于历史基础之上，把对作品的文字分析和对作品的历史背景的研究结合起来，使历史成为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果说没有“主义”就不足以引人注目的话，他们的基点就是人们最近又开始乐道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他们旗帜上写的是“文化”和“意识形态”。
　　这批文学史家们在探索不同的问题。
　　开卷第一篇文章是探索如何把早期合众国缔造者们的文献作为文学作品来读，不是象史学家那样去探究它们和历史事件的联系，而是研究它们的形象力量。
　　接下来的一篇题为“流行小说和批评价值”，研究不都称得上是文学作品的流行小说所特有的问题，它们在文化中的作用。文中还表达了对“批评时代”(“新批评”盛行之时)学究气的传记代替了生活气的传记，书本气的文学史代替了活泼多样的文学史的看法，意思还是要区别“历史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不同。作者认为在“历史主义”中作品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大背景的艺术表现，而是如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所表明的——文化和历史都凝聚在作品中，是前景的一个重要部分。
　　有关爱默生的文章是追溯反映在他身上的美国本土文化和欧洲文化的融和，由他与宗教和文学的关系论述他在美国高雅文评这个传统中的作用。
　　麦尔维尔的一篇小故事(“BenitoCereno)也引起了文学史家的兴趣。原来它以颇似神鬼故事的奇幻形象突出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叶美洲新大陆上的奴隶制问题，以及围绕着这个问题的意识冲突。奴隶制本身可以很快消失，思想意识的东西却不那么容易。
　　一篇研究性别与诗论的文章对惠特曼和艾米丽·迪金森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两位诗人很多读者都熟悉。从表面上看他们最能代表十九世纪的男性和女性。他们的不同气质在诗的形式上也是那么长行短句地大相径庭。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十九世纪的男女中都是“激进分子”，都在与众不同地追踪自我的价值。他们的“长行”和“短句”在那时也都被认为是算不上诗的。由此本文的作者展开了由这两位诗人看性别心理在美国诗歌中作用的研究，揭示了这两位诗人与男性占统治地位的文学传统的各种微妙关系——总的说，惠特曼表面反叛，实际上成了传统的继承者；迪金森力图同化，却不入正宗。
　　在本书题为《现代派诗论的意识形态》的论文中，作者从作为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威廉·詹姆斯入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强调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实践，而且强调人们总不可能摆脱对实践的反思，查究自己和他人在实践中的地位。理论本身也是一种实践，对事物的解释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为，有着自身的实际功效。他的哲学由此强调存在的多样性，认为我们的世界是漫散分离的存在方式，有着无限多的个体。詹姆斯的哲学在现代派诗论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点：
　　(1)他的哲学证明想用“现代派”(Modernism)这个概念来概括惊人地多样化的现代文学是几乎近于无意义的。
　　(2)他的哲学追求文化和社会存在的多样性，激发了独特多样的文学创见性。
　　(3)他的哲学认为历史的影响在社会中取现实存在的形式，力图创新的现代派文学要和直接的现实有接触就有历史生命力。
　　(4)他的哲学促成了现代文学植根于个性、乡土和社会的特点。
　　詹姆斯的哲学既构筑现代派诗论，又对它提出挑战，因为詹姆斯认为对个人良心和对社会未来不加关注的写作是没有意义的。他在一定意义上联接着上一代思想家爱默生。他俩是美国文学上构筑意识形态的一对孪生力量。
　　正象在文化上，传统的“大熔炉”(melting　pot)理想受到文化多样主义的挑战一样，文学上的经典体系也成了多样主义(pluralism)责难的对象，被认为只反映了男性白种人的想象力，代表着种族、区域、宗教和性别的歧视。本书中的一篇文章专门对多样主义进行了研讨，从它的生成和现状，看它对新编文学史的挑战。总的来说，作者以为新编文学史必须走出纯粹多样主义的局限。因为多样主义在强调各个种族等等的多样经历的同时，又造成了多样之间的隔离，似乎作家和文学现象只在种族、区域、宗教和性别之内发生联系。
　　卷末之文题为“剪贴画和奇迹：解析世界中的历史主义”，不仅题目吸引人，也扣住了本书的要旨。它是说当知识和诠释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受到怀疑的时候，历史的过去就变得难以理解。因为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受到今天的左右和制约，无法还其真实面目。基于这样认识的世界就是解析世界(deconstructed　world)。在这样困难重重的世界中如何分清历史和杜撰(或文学创作)，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其它时代，则是历史主义被置于的境，地。
　　文前冠以一段尼采的话：“一件生存的事物只有在特定的地平线内才能够健康，强壮，并得以繁衍；如果该事物不足以吸引身边一事物，又自私得不愿将自己的观点溶进另一事物而失去自己，它就只能以生不逢时告终。这是一条普遍规律。”这大致是讲历史的制约性和事物在历史中的转换性。文章由此展开了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方法是从两者中各选出一篇代表作。现代主义的代表作是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后现代主义则是托马斯·品钦(Thomas　Pv－nchon)的小说《喊叫的四十九号注》(The　Crying　Lot　49)。这样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作者认为品钦的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对《荒原》的重写，是为了把《荒原》置于后现代主义的环境之中。这两部作品代表了两个阶段对文学的思考，一是要把作品从历史中分离出来，一是要为两者建立联系。比如说对那喀索斯的使用吧，在艾略特那里，他象征现代派的自我主义和孤独失落；在品钦那里，他则是一种含有启示、奇迹和再生的传奇。
　　艾略特的历史包含对特定历史知识的再发现。尽管他把对历史的理解推到作品之外，使之成为读者理解和解释上的事情，他作品的目的却是要读者充分认识过去，以了解今天。
　　品钦的作品则抛弃了特定的有始有终的结构，代之以一个不断扩充和积累材料的假想，假想中不时出现奇迹。当一个假想中的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就要发生变化，产生出另一假想。这样一来，品钦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实际上成了一种兼容并蓄，其中包括了历史进程上多种多样的“自我”。读者也被牵进了这些自我的历程之中。历史被品钦引到了文学作品之中，但它却在更多的意义从历史的启示和美学的享受，转变为宗教的象征。
　　　
　　一九八六年冬于波士顿
　　　
　　(Bercovitch，Sacvan.ed.Reconstr－uct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Harvard　English　Studies　13)Har－vard　Univ.Press，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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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