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曾在北京中国书店供职多年，饱览群籍。近年又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工作，所见愈广，所得日多。因此，慕湘先生在给是书作序时说：非作者这样识多见广之人，不能成此书；非中国书店这样曾大规模收购古书，客观上给作者提供深入研究的机缘，亦不能成此书；非五六十年代古书一度繁荣的特定时代环境，亦不能成此书。从这个角度看，作者是幸运的。然而，作者的勤奋也是惊人的。仅从该书所涉及到的广博内容，就足以证实这一点。既然是勾稽古代雕版印刷史，当然总要讲到于敦煌发现的唐人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刚经》，总要讲到五代时冯道校刻《九经》以及毕升发明的泥活字王桢发明的木活字和明清以来盛行的铜活字。但除了讲述这些雕版与活字版印刷的发明与流变外，该书还上溯甲骨文、金文、竹帛、石刻等，以探寻古籍印刷业的渊源。不仅条分缕析地论述了历代刻书的得失以及<SPS=1896>板、拱花、套印等印刷技术的发明，还广泛涉猎了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乃至艺林掌故、刻书工匠和历代藏书家生平事略等等。确实，这部书从书籍印刷史的角度，给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极为光彩夺目的侧面。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如此丰富的材料绝大多数都是由作者逐一经眼过录的，因而翔实可信。作者在占有这些资料时，尽可能做到广采博收，不轻易放过任何有意义的新材料。
其次，这部书史论结合，识见精审，从中可以寻绎古代文化嬗递之迹。作者总是尽可能紧密结合每一时代的历史背景、学术源流来论述其雕版印刷情况。譬如明代刻书字体的变化，就与当时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正德年间，一些文坛盟主诸如前后七子等倡导复古，一时成为风气。于是，佞古泥宋，翻刻了很多宋版书。字体也由元末明初的赵体字(孟<SPS=1867>)变为规规矩矩的宋体字。这当然是时代风尚使然。至于清代朴学的兴起、刻书之蔚然成风，这也是由特定的社会环境、学术背景所决定的。在这方面，该书也有不少精到的论述。难能可贵的是，在结合史实的基础上，作者还能以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考镜版本，匡谬补阙。先生早年追随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研习书画，数十年如一日，未曾中辍，因而对历代书画源流、纸张墨迹等烂熟于心。这些扎实的功夫极有助于版本鉴定。先生每每能在“观风望气”之余，力辟众惑，使很多疑难问题涣然冰释。如元代刘廷干刻北周卢辩撰《大戴礼注》和元代丁思敬刻曾巩《元丰类稿》，《楹书隅录》均著录为宋版。作者根据字体、版式、纸张等“帮手”，反复检讨，正确地划定了刻书时代。一九五七年中国书店访得兰印活字本《毛诗》四卷。查《天禄琳琅书目》据避宋讳，定为宋泥活字本。作者深不以为然。从笔墨、字体风格等我方审核，确定这部书应当是明正德嘉靖年间所刻的铜活字本。这类精审的论断在书中随处可见，足以发蒙解惑，启迪来学。作者另撰有《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书林掇英》等专书于此问题论述甚详，此不赘述。
本书个别论述似有待斟酌。如介绍清代学者顾千里的校勘成就，却只字未提他的一个最著名的校雠理论：“不校校之”，即只是考求正确的字句，而不主观地轻易改动古书，似有遗珠之憾。另外，本书校对也有欠精审。
(《中国古籍印刷史》，魏隐儒著，中国印刷工业贬一九八年四年五月第一版，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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