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文化心态
我国传统的语文研究注重汉语人文价值的阐释与开发。它那以实用和体验为两翼的研究范式，一方面使小学成为经学附庸而无法达到“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近代科学目标，一方面却使传统的汉语研究同中国文化的研究血肉交融在一起，成为数千年学术史中的一门显学。传统语文研究以人的感受去拥抱汉语的精神，运用辩证的两端来具象化，用简单的比喻来表述自己的语感和体验，从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所产生的表达效果上整体地把握语言特征，这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说，固然缺乏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逻辑分析的严密性、概念表达的明晰性，然而它对于在世界语言之林中有很大特殊性的注重功能、注重内容、注重韵律、注重意会、以神统形的汉语来说，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长处。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方面，诞生于本世纪初的文化变革中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义无反顾地用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传统取代了汉语研究的人文传统，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了辩证的语文感受。它一反传统小学“通经致用”的“奴婢”型学术规范，使中国语言学在精密化、形式化、科学化的道路上前进了具有革命意义的一大步，然而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丧失了整个传统语言研究的精华——人文性。在近代结构主义，尤其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深刻影响下，人们开始提倡语言的纯正描写，形成一种“僧侣”型的学术规范，即以理想的人为研究对象，而不考虑实际生活中的有血有肉的社会的人。中国现代语言学近百年的发展，在语言的“纯正”描写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窄，远远逸出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所注重的广大文化领域，在莫须有的西方语言形式范畴下汲汲于汉语的机械化的形式分析，而所用的这些洋形式范畴几乎没有一个是汉语形式中明确的类。这种“科学”的强盛，“人文”的淡化，对于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汉语语言学来说是一种畸形发展，对于在世界语言之林中具有独特的人文性的汉语及其研究来说，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缺陷。
为什么中国现代语言学对于汉语的文化代码属性迄今还几乎一无所知呢？为什么作为一种科学、系统的语言学却对于传统的汉语研究产生了这种文化断裂呢？探讨一下中国现代语言学赖以发端的历史母床——《马氏文通》所代表的世纪初中国语言学的文化心态，是很有益的。因为中国现代语言学近百年的发展，不过是《文通》式的模仿母题不断复制、不断精致化而已。
《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是早期维新派的知名人士。他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深感靠洋务运动不能使中国获得中兴。他认为“治国以富强为本”，“求强以致富为先”，而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和前提。这一思想反映在语文教育上就是要采纳西学以为辅用，改变“吾国童年能读书者固少，读书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时为文而以其余年讲道明理以备他日之用者，盖万无一焉”的局面(《马氏文通》后序)。显然，马建忠是把语文作为载“道”明理之“器用”来看待的。这种“中体西用”的思想到他一八七七年《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中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指出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本在于“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也”。这就把“西用”的视野由物质文明直接拓向上层建筑的教育政治体制。马建忠在当时创巨深痛的外侮面前痛感中国人输就输在不了解世界，未识透洋人，力主语文教育的速成，并倡议设立翻译书院。这也反映出这位维新派志士急功近利的振复救亡心态。正是怀着这种用“西体”改造“中体”的政治文化抱负，马建忠在政治上“志来得遂”后，蛰居家中，“爰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成就中国现代语言学开天辟地的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把语言规律的揭示与否提到中西“贤愚优劣”之分的高度，将中西文化放在人类共同发展历史阶段的两个低高不同的时代层次上。从中我们不难理解马建忠何以如此虔诚地模仿西方文法来构筑汉语语法体系。《马氏文通》在本质上正是改良主义者急功近利的语文宪章。
《马氏文通》的这种做法在二、三十年代受到语文学界的激烈批评。然而令人深思的是，模仿之风却在种种经过修缮的西方语言理论幌子下愈演愈烈。即使是提倡“国化”语法的语言学家，也往往只是在名词术语上兜圈子，用古名换洋名，“只做了个‘发端’，未曾加以发挥”。似乎离开了他们所竭力反对的《马氏文通》的模仿体系，也就不知所措，唯有回到“对对子”上去。这说明《马氏文通》所造成的文化断裂在其消极意义之外，又带有一种积极的挑战意义。它使处于新旧交替、中西文化冲突之中的中国语文学家再也无法守在虚字研究的小学“桃源”之中，而必须以文化断裂为契机，寻求传统语文学的更新。
《马氏文通》的作法固然是幼稚的，但它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危机及其可贵的文化自觉，反映了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传统语文现代化的趋势。它固然抛弃了传统语文研究中许多精辟的认识，但为后人提供的语言文化拓展、更新、大发展、再创造的契机，则具有更大的历史价值。如果我们能正确地把握这一文化断裂的契机，利用这一断裂造成的对中国文化传统深厚的保守性和排他性的强烈的离心力，就势跳出传统文化的历史窠臼，站在全新的历史高度和层次，运用现代科学文化一切新知和新方法，为语言文化传统注入我们这一代理解和判断的新鲜血液，使它不再是我们面对传统的身外之物，而成为我们继承发展传统的血肉之躯，那么那些在断裂中陷落的传统文化珠玉，不过是文化继承和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损耗，是完全可以得到重建和补偿的。
《马氏文通》既未能对几百年间中西文化接触中处于震荡之中的传统文化有深切的了解，又未能树立起接受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它置身于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特殊环境，无法在批判而有选择的气度，平静而不急功近利的心态下找到中西文化交融的结合点，使传统文化通过我们这一代的新的理解，发展出新的生机、新的方向，而是推动着时代的钟摆从中体西用迅速滑向全盘西化，以致《文通》式的文化再造着重在形式而不在精神。它使人强烈地感到这种文化改造仅仅是中国的维新派人士在近代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下仓促简单的回应，是败在西方“船坚炮利”之下的一种文化反省和自觉。它缺乏长期而充分的理论准备，正常而健康的运动形态，客观而冷静的精神素质。
主体意识与汉语的文化特征 如果说西方语言是一种严格受形态规定制约的“法”治语言，那么汉语则是没有形态制约的人治语言。汉语的组词造句没有西方语言那种非此即彼的冷静的客观意识，而是在语言单位的形式与功能的变化上持一种非常灵活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既是“万物皆备于我”之哲学精神的语言观照，又是汉语全部文化特征的本原所在， 我们可以从实体论、建构论、方法论三方面来具体地考察。
汉语之弹性实体 汉语语言单位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实体的灵活性。过去人们讲汉语语法的灵活性，往往只从某种先验的框架看语言表层的变化。其实汉语灵性之根在于它的简易性。《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由于尚简，汉语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随上下文的声气、逻辑环境而加以自由运用。语素粒子的随意碰撞可以组成丰富的语汇，词组块的随意堆叠、包孕，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句子格局。汉语这种尚简的组织战略，放弃了西方形态语言视为生命之躯的关系框架，把受冷漠的形态框架制约的基本语粒或语块解放出来，使它们能动地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体现出强烈的立言造句的主体意识。
汉语基本语言单位由尚简而获得的灵活、能动的性质，主要表现在语词的弹性上。所谓弹性，是指语词分合伸缩的不固定性。而这种分合伸缩既是出于语言节奏、修辞的协调性要求，又是因为汉语是一种单音节占优势的语言，在复音化趋势的要求下，语词的“块然”状与可拼合性自然就为分合伸缩提供了可能。于是单复相合，短长相配，于整齐中含铿锵，于参差中合自然，文辞便“掷地可作金石声”了。
汉语语言单位的弹性表现在功能上就是它的变性，亦即词义功能的发散性。这与西方语言词类那种把词的性质固定在词形上的样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汉语不仅实词内部、虚词内部各类功能都有虚实之分，可以互相转化，而且实词和虚词两大部类也可以互相转化。古人云：“用虚字要沉实不浮，用实字要转移流动”(《雅论》)，“下虚字难在有力，下实字难在无迹”(《诗筏》)，十分真切地道出了古人对虚实转化的辩证的语文感受。讲虚实重在转化，所以有“实字虚用”、“死字活用”之说。而虚实转化的关键又在用。袁仁林《虚字说》云：“迨涉笔用之，始得其虚活处”。谢鼎卿《虚字阐义》亦云：“字之虚实有分而无分。本实字而止轻取其神，即为虚字；本虚字而特重按其理，即如实字。”在这里，虚实转化又体现出语文表达中强烈的主体意识。
汉语之流块建构 任何语言的组织都有其脉络。它是组织得以成形的深层规定性。我国现代语法学所采用的几种西方语言句子分析框架，都是注重句子成分的形式内聚的方法。质言之，就是以动词为中心控制全句的关系格局。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对于汉语句子是一种偏“紧”的方法，难以切合汉语的句子组织脉络。如果说西方语言的句子脉络是一种以动词为中心的空间结构体，那么汉语句子的脉络是一种具有逻辑天籁的心理时间流。它不象西方语言的句子那样以动词为中心搭起固定框架，以“形”役“意”，而是以意义的完整为目的，用一个个语言板块(句读段)按逻辑事理的流动、铺排的局势来完成内容表达的要求。被西方语言的句子视为轴心的动词，在汉语句子组织中并不是有价值的成分。只有当这个或这些个动词组成句读时，它(它们)才获得了有机性，成为句子的一个板块。因此，把握汉语句子的脉络，应从句读入手(至于这个句读段是“主动宾”还是“连动式”、“兼语式”， 这是下位的“紧”区分，与句子格局无涉)。我们的析句方法也就因此而从“宽”，即以句读段为汉语句子的基本活动单位，以句读段服务于不同表达功能的不同铺排律为汉语句子的基本格局。
汉语句子的脉络与句子节律又是浑成一体的。汉语句子的生动之源就在于流块顿进之中显节律，于循序渐行之中显事理。流块的顿进将音乐性与顺序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由“音句”进入“义句”，随事态变化的自然过程，“流”出千姿百态的句子来。西方的言语表达总是一口气念去，须一句讲完才作一停顿。汉语的言语表达则从容不迫，断续相间，并不重在一口气说完全句，而让一个个发散性的意象团块自然拼接，推宕语气，组成言语传达的全息景观。近人黄侃先生云：“以声气为句者，不<SPS=0406>文法必待意具而后成辞，则意<SPS=0372>或至离析；以文法为句者，不<SPS=0406>声气但取协节，则词言或至失调”， 因此，“但以集数字论一意者为句，期令断句之术简捷易知”(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章句》)。可见音句与义句相辅相成，互为条件，才能达到交际的目的。音句不仅以它的停顿表现了节律，而且以它的停顿传达了句子的脉络。汉语的句子组织一旦采取音句铺排的形式，往往可以不用关系词而显出关系来，音句的顿进将语气和语法脉络有机协调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汉语语法流块建构的一大特色。而西方语言的词组是没有这种集语气、脉络于一身，尽堆叠、套合之能事的“音句”作用的。
汉语之神摄方法 由于汉语语言组织弹性实体和流块建构的特点，汉语的句法尽管简短，却变化无穷，可以造成多姿多彩的文体风格，可以在语言艺术的广阔领域内充分施展。从实体论到建构论，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的语法方略总是以简驭繁，以能动、发散的基本单位为主体作创造性的发挥，所以，任何先验的、坚硬的框架都框不住汉语语法。唯有从基本单位主体发挥的动态过程来把握语法脉络，把简单性与复杂性、能动性与规律性辩证地结合起来，才从本体上理解了汉语的精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汉语语法的“形”的因素不是主要的，“神”的因素倒是更基本，因而也更显豁。如果说西方语法是以形摄神，那么汉语语法是以神统形的。现有的语法体系之所以不实用，关键在于它所用的西方语法“主动宾”那一套“形摄”范畴与框架游离于汉语组织的“神”之外。“形摄”与“神摄”之异不仅是一种语言精神上的差异，它本质上是两种文化精神的对立。西方的文化精神以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的实验为基础，人们用清晰的几何学、逻辑学方法认识自然，从理解到表达都渗透着理性因素，受形的驱使，沉浸在神圣的比例与完整和谐之中，这是一种静中求真的科学文化精神。中国的文化精神主张“格物之功只能在身心上做”。因为“道”(精神)是绝对的实在，一切外象则归于虚设，于是在“神”的诱导下调动各种艺术修辞手法驰骋主体意识，于是“气韵第一”“用笔第二”，没有形与比例的地位。这是一种在动中写意的人文文化精神。
立足于汉语“神摄”的文化精神，我们还认识到，分析的传统是西方语法的传统，我国现代语法学从一开始就接受和实践着分析的科学训练，这对于建立科学的语法系统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分析对于形态丰富的语言来说，是个相对自足的研究方法，但对于非形态而又融铸着语义、修辞、逻辑、语境等复杂因素的汉语来说，分析的方法就有极大的局限，尤其当分析是在西方语言规则下进行的时候，这种分析实际上处于一种对汉语的整体茫然无知的状态。汉语的修辞、语义、逻辑、语境等因素在编码和译码的层次上高于句法，因此汉语的分析只能是综合指导下的分析。汉语不可能有象西方语言那样有形态变化的单纯、独立的语法学。
基于汉语的主体意识和文化性征，汉语研究应以人文为本位，注重发掘汉语的人文价值，因此作为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历史性的反思，应该建立中国文化语言学。
从西方人类语言学到中国文化语言学
何谓“文化语言学”？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本世纪以来有关人类、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其中包括西方的人类语言学、人种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
人类语言学认为，一种文化中语言是最有特征的创造，语言的形式描写和分析只不过是语言学者工作的开始。他们把语言学看作一种社会科学，把每一种语言了解为整个文化的一个方面，十分强调在文化环境中处理语言现象和在社会背景中研究言语的重要性。人种语言学把语言看成与文化一样的一个很不相同时代的要素的合成物。从几种亲属语言的地理分布往往可以找到那些语言使用者的原来的故乡和他们移民到现代定居地所经过的路线。文化人类学又称社会人类学，它以整个人类文化及其发生发展为研究对象，包括民族学、史前考古学和语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把个别的文化现象看作是它们所处的那个文化结构中的一些构成要素，从不同的文化有机结构内部来考察其中的文化现象。文化人类学注重多种多样类型文化的比较研究，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主张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力求充分估计到各不同民族文化的自身价值。在具体工作方法上，文化人类学注重微观定性的研究，一般不依据统计的定量分析。文化人类学认为，人类社会对在时空范围内的所有事物进行了划分。并且用一些符号来代表它们，构成了有关事物的象征意义，所谓文化就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指导自己行为的意义系统，即人类行为的蓝图。由此可见，文化结构深埋在语言结构中，语言构成人的最重要的文化环境，直接塑造了个人的文化心理。这一点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
中国文化语言学是以对汉语的独特的人文性的反思与理解为自己的出发点的。它在世界范围内蔚为壮观的人类文化研究宏观背景和中国本土数千年语文研究人文主义传统的历史积累下，理应比西方人类语言学有更为深入的开掘与更为宏富的建树。我们应该继承发扬本民族语言研究传统中人文性的精华，突破受制于西方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僧侣”型学术规范，借鉴西方人本主义语言研究的成果，建立一整套汉语研究的文化学方法。其中包括：
文化认同法——语言形式同思维形式紧密联系，直接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各民族都有它特有的思维反映现实要素的顺序，语法作为这种顺序的表现也就具有民族性和不可渗透性。我们既可以从汉语语法的特点看到汉族人思维形式的特点，也可以从探讨汉族人思维特点入手认识汉语语法的特征。例如汉族人思维的整体性、辩证性、形象性，在汉语组织形式中都有深刻的表现。汉语分析为找到民族的形式特征，必须与民族思维特证认同。
文化镜象法——语言是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以语言文字为轴心，贯穿所有社会生活、科学文化、风俗习惯、神话传说，成语典故等等，构成一幅人类进化的图案。因此，语言研究应该为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研究提供真实而深刻的“镜象”。正是在这一点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对语言学抱有期望。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汉语的研究对汉语的历时和共时形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特征的揭示，往往是不自觉的，或者说是肤浅的。我们认为，文化镜象法的汉语研究有着大片亟待耕耘的领域，例如汉字作为汉民族思维、宗教、哲学、习俗的镜象，词义、造词心理、借字、地名、姓氏别号、亲属称谓作为汉民族社会风貌的镜象，方言地理分布作为汉民族移民史的镜象，等等。
文化底层法——从民族文化底蕴对纷繁的语言表象的投射中把握民族语言现象的本质。近年来一些方言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根据我国人文地理两千多年系统的地方行政制度和严密的地方行政区划的特点，以旧府作为划分方言区的基本单位，选择较多的项目，比较各府之间的接近程度，再根据接近程度将各府经过调整和拼合后组成一个个次方言区。这就是以文化底层为出发点的文化学方法。用这种以历史行政地理的底层投射方言区划的文化学方法已成功地为浙江、湖南两省的方言分了区。(参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实践证明文化底层法在语言演变的历史面貌的研究上有着广阔的前途。
文化耗散法——语言是一种社会信息，离开了物质载体的能量，语言信息就不能传递。语言系统与周围的社会系统、自然系统、民族文化心理系统以作用和反作用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息息相关，不断从周围系统吸收物质和能量，并在物质与能量的消散中维持自己的“活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语言的结构是一种耗散结构。对汉语的考察，必须将汉语置于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物质与能量的交换过程之中。文化耗散法就是要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汉语的耗散运动，把一部汉语史真正看作是整个中国文化史大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语研究中文化耗散法的运用可以分为相对独立的两个领域：一是历史上不同文化系统间的交流对汉语和汉语研究的深刻影响，一是在中国文化的大系统内部汉语与其他子文化系统的交互影响。
文化比较法——比较法是语言学中一种成熟的方法，但它运用于不同系属不同类型的语言间的对比时，往往不得不以甲方语言(一般总是那些语言描写较为成熟的语言)为出发点来描写乙方语言，并使用建立在甲方语言基础上的那些范畴。这样比较，能使目的语中的有关模式集中简便地筛选出来。但这种方法又带有“强制”乙方语言去就甲方语言之“范”的性质，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曲解乙方语言的真实面貌。为此我们主张把不同民族语言的比较从表面的范畴移向深层的文化机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一个民族的地理条件、生态环境孕育了民族文化心态，一个民族纷繁的历史文化现象无不印着同一文化心理结构的深深的胎记。文化心理的比较是一种本体论上的比较，具有表面范畴比较无可企及的深刻性和本民族文化现象的通约性。例如通过比较文化，我们已揭示出中西语言句子构造在形态上的散点视与焦点视之分，在过程上的动态视与静态视之别，它们的依据就是中西时空观的心理时间流与物理空间体的对立。建立在比较文化基础上的语言分析方法论，无疑比异文化的语言分析方法论有更强的解释力。
汉语的人文性的反思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建立，是我国语言学在质态上由描写型走向人文型的历史转折。它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求索，在更高层次上再现汉语学人文主义传统，从而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宏伟前景。我们寄希望于一代一代中国语言学工作者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辛勤开拓，使中国语言学真正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文科学中的领先科学，为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事业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独特贡献！
(《马氏文通》，马建忠著，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三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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