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华已译书籍除上述外，还译了不少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如鲁迅的《故事新编》(一九五九)、巴金的《家》(一九七九)等。最近他和法国友人巴迪合译的老舍《正红旗下》和《离婚》已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徐知免)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今日西方，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然而，在维氏生前，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论著。自一九五一年维氏死后，他的三个弟子和朋友，负责编辑和发表他的手稿和已完成的著作，乃至他的笔记、在剑桥的讲义等。若干年以前，有一些哲学家对维氏个人手稿的编辑出版是否严肃，开始提出疑问。他们特别指责负责发表手稿的三个编辑者，为贤者讳，仅仅展示给人们一个极为学究气的维氏形象，而隐去了维氏生活中最为暖昧的方面。不少传记已经向人们显示了，维氏虽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思想家，但他却经常处于焦虑、抑郁之中，行为举止也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新近有一位维氏传记的作者，甚至大胆断言维氏是一名同性恋者。但真正的论战始于一九七九年。那一年英国出版了维氏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笔记的一个新版本，这个版本的一些附加部分显示出，这个版本还不是这些笔记的原始风貌。一九八五年秋季，西班牙的《Saber》杂志发表了这些战争时期笔记中过去被删除的部分。人们在这部分笔记中看到的，确实是一个相当奇特的维氏形象：他经常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中，他乞灵于上帝并不断祈祷，性的苦闷使他极度烦躁，他做噩梦，自渎，并有自杀的念头……这些过去未出版过的文献，呈现出的是一个相当脆弱的人的形象，而不再是一个冷酷的思想家。这在研究维氏的专家那里导致了一场争论。
（梅石加）
慑于今日西方女权运动的声威，一个经过修订的《新约》的新版本最近在美国出版。这个新版本的全称是《新美国圣经·新约修订本》。目前美国天主教会在作弥撒和祈祷时所用的《新约》，乃是一九七○年出版的，这个版本以“男人”(man)这一字眼泛称众生男女，引起了女权主义者的抗议。新的修订本除了适当吸取近年美国的俗语外，主要对反映性别歧视的字跟作了修订。如《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你只按男人(man)的标准而非上帝的标准思想。”新版本改为：“你的想法并不是上帝的想法，而只是人类(humanbeings)的想法。”这一新版《新约》，将在一年多以后，正式在全美的天主教堂作礼拜和祈祷时采用。昔《世说新语》谓支愍度欲过江，与一伧道人议，以为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得食，遂立心无义。后愍度讲此义经年，喇喇不能休，颇为伧道人讥弹。在道人以为，树新义虽为权且疗饥，却也未免有负如来。如今美国的天主教会不断修订圣经，疲精耗力以迎合世好，固不愧为“圣之时者”，但在教会中的保守者看来，恐亦未免与伧道人同此感慨——“树新义而负如来。”(石 月)
莱蒂·凡克豪斯(R.RiehardRitti and G·Ray Funkhouse)这二位美国经济学教授在合著的《一个组织内部的生命》(The Ropes to Skipand the Ropes to Know：The In nenrlife of an Organization) 中讨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题目：如何从民族文化的角度了解各大企业活动的规律和特征。这部书是想指导外行人(非经济界商业界人士)比较顺利地客观地看待各种大企业。作者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世界的大企业组织。一个是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发展的角度，另一个是文化的或社会现象的角度。这本书的论述侧重于后者。任何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文化，因而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小社会。作者举例说明几种类型的企业组织：由政客当权，领导者靠个人的聪明，爬上经理的阶梯，实行“一言堂”式的领导；由男人掌权，经营目标明确，手法比较灵活；由女人当政，企业管理中明显地带有男性气质；由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当权，这种现象日趋增多；由智囊团结成的组织，等等。所有这些组织均可被称为“公司”。尽管作者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可是书中所举的类型明显地说明领导阶层决定企业文化的观点。
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在他的著作《观点的冲突》(A Co-nfliet of Visions)中，对影响人类伦理道德、法律和经济生活的两种相对立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在过去的二百年中，人们对人的本性这个问题有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第一种是比较受拘束、比较保守的看法，认为人是不可变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的生存依赖于社会活动，如市场经济，宪法的实施等。另一种看法比较激进，它认为人富有潜力，这是人没有完全意识到的。同时人还能对各种社会现象及问题作出理性的设想和决断。作者指出，这两种观点的起因可追溯到亚当·斯密和威廉·戈德温。二百年来，这两种矛盾的观点争论不休。作者认为，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要认识各种社会理论的根源，还要研究两种观点冲突的爆发点何在。
格兰特·弗吉米德尔(GrantFjemedal)在新著《明天的制造者》(The Tomovrow Makers)中描绘了人类将来生活和工作的图景。这是作者花费大量时间在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高等学府收集、整理有关人工智能、机器人等资料的成果。作者说，这本书可能会被当成科幻小说的辅助读物，但是事实上，人类科学的发展确实到了能实现某些幻想的时候，“明天的制造者”不仅能设计地球上的事物，而且“魂系天外”，致力开发宇宙。不过，人工智能目前只是在机器人、工业生产和充当实验场所的工具阶段。突破这个阶段，使人工智能的概念以及实现走出实验室和科学家、机械师的脑海，进入全社会，这本身就是一个艰巨的工作，需要大家对人脑的发展有充分的进一步的认识。完成这个认识过程是艰苦的，但是完成之后，人工智能就会有进一步的突破。美国读书界有的人士读过此书后发问：作者是在下保证还是在吓唬人？作者风趣地回答：都是。反正是想令读者在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的研究面前大吃一惊，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日本的教育体系强调人的成功从儿童的早期教育开始。这是西方的日本问题研究人员特别是教育专家一直致力研究的课题。哈佛大学日美教育问题专家梅丽·怀特(Merry White )在《日本教育的挑战》(The JapanesEducational Chalcenge)一书中称日 本是“学习的社会”。作者通过研究日本幼儿、中学大学各时期的生活和此期间的家庭教育，认为日本的文化背景使日本的教育象开在一片田野里的野花，分散、多彩，但是又相对的集中，有很多共性，而日本的家庭教育在整个教育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主要在早期儿童教育中体现出来。她认为日本的儿童的立体声式的教育是自动进行的，毋须社会的帮助。对儿童的教育结果往往使受教育者成为教育材料的镜子，而不会使他们会脱颖而出，成为具有个性的典型。出于对未来的日美关系的考虑，有关人士纷纷把这本书当成参考资料来读，使这本书有了一个为数可观的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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