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前这本薄薄的书使我回想起将近六十年前，一九三○年，我到北平(北京)以后的许许多多人和事。这些虽不够“十七史”，也不知“从何说起”。
书名是《一知半解》，是十七个人的剪影。作者温源宁，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在三十年代初离校到上海以后主编英文杂志《天下》，介绍中国文化，由此蜚声世界。以偶然机会，一九四二年我曾在印度见到他。由于他本人和我所想象的很不相同，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用英文写的这些剪影三十年代初期刊登在上海的《中国评论周报》上，后来才合编一册，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杂志虽是英文的，封面上都有蔡元培署名题的汉字刊名。每期都有林语堂主编的《小评论》栏。栏上方列有几位撰稿人名。其中除林、温外记得还有全增嘏和钱钟书。那时“中书君”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我是先读到他的英文的俏皮小品，后在大公报的副刊上见到署笔名“中书君”的中文书评的。他不但中文英文都写，而且文言白话不拘。他的书评，说是评书，实是作绝妙散文。正好像温源宁写的剪影，说是写人，其实是自己作文章。相形之下，林语堂的“幽默”就未免火气太大了。
译者南星是我的五十多年未再见面的老朋友。想当年，一九三六年他北大毕业之前，北大宿舍东斋他的房间里有时会有我的大声谈笑从窗户里传出来。抗战时彼此隔绝，他发表过一篇怀念我的文章，战后我才见到。我几乎认不出文中的我了。他是用我作题目写自己的文章吧？
要想用很少的几句话说出一个人来是很不容易的事。这种剪影文章不但显出了一个人，而且更显出了说这个人的人。这书写的十七个人都是名人，只有三位我不大知道。有几位我见过，有的可说是认识，有一位还可以说是熟人。我不能说剪影没有突出所写的人的特点，可是我总觉得篇篇都显出了作者的似微笑又不能算微笑的神气。记得我在印度人的诗会上认识他时，听他低声念出中国诗“杨柳青青江水平”，忘了太平洋上正在弹火横飞，忘了他除了那四句诗以外讲的是英语，忘了他穿的是西装，竟仿佛会见了一位宋朝或明朝的词人、文士，那么温文尔雅。后来我又在一位朋友请他吃晚餐时作陪客。看他向饭店侍者要了一小杯碧绿的杜松子酒，举起杯来，好像叹口气似的说：“真没想到在这里吃到这杯酒。”我简直疑心是做梦进了《世说新语》了。“正不知一生能着几两屐！”他说的英语也使我闻所未闻。那么自然随便，轻轻的低语，和他的中国话一模一样。法国的蒙田，英国的艾狄生，中国的陶渊明，化为一个人来到我的面前了吗？我如入梦境，竞不知道怎么和这样一个人谈话。他是飞去伦敦宣传中国抗战的，名义是半官方的外交人员。重庆、伦敦、加尔各答、珍珠港等等话题和他说话的语气全不是一回事。他眼中心中仿佛只有那一小杯绿酒，仿佛世界大战的炮火赶不上这杯酒有味。后来叶公超去英国代替他，经过加尔各答时我又作了陪客。他指着餐厅中跳舞的人群问我：“像不像萨克雷的《名利场》？”我本想回答：我想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可是没有说出口。叶先生的言谈举止，讲的中国话和英国话，都和温先生的神气完全两样。叶才像是去宣传抗战的。他后来告诉我，在伦敦，他标出的中国抗战形象是一个手持步枪的农民。那时温先生不知是从伦敦直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听说他以后还当过国民党政府的驻希腊大使。我想他的兴趣不在大使而在希腊吧？
在初见温先生的诗会上还见到英国诗人艾克敦。他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我听过他在演讲中高声朗诵艾略特的《荒原》，好像铁板铜琶唱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我真想不到《荒原》能够这样读。本来嘛，“四月是残酷的季节”这句诗就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语气、意味。那时这位诗人教授被征入伍，穿的是空军制服，配上他不矮的身材，真有“赳赳武夫”气概，可是说起话来仍是一个浪漫诗人。听说他晚年住在意大利。我觉得他演意大利人也许比当英国人更像些。温、叶、“艾”这三位都对英国文学有很高造诣而又各有自己独特风貌。看来都是文不如其人又都是文如其人的。这本《一知半解》中写的人，除几位外，差不多都是欧洲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学者，又是文人。大约有一半是在各种政府中作过各种短期或长期的官的。这也是人人不一样。有的是“玩票”，有的是“下水”，也有以官为职业的，如顾维钧。他的官做得最大也最久，有福又有寿，晚年口述了一大部《回忆录》，所以也是文人。
南星是诗人，《石像辞》的作者；也是散文家，《松堂集》的作者；气质有点像温源宁。不过温能隐于官场，南星只能隐于乡间。南星的散文也有英国气，但和这书的风格迥乎不同。译这些文章时他恐怕是改变自己写作风格去传原作者的兰姆式散文之神的。这很不容易而他做到了。不过也有不关文章和翻译的小疵，好像美人脸上有两三个雀斑。开篇写吴宓的“头发”的那句俏皮话是笑胡子。吴先生的头发平平无奇，有越来越少之势，但络腮胡子却越来越多。剃得越勤，长得越快。听说清华学生中有个笑话。问：吴宓先生的脸为什么左边比右边显得黑些？答：因为他刮胡子从左边刮起，到刮完右边时，左边又长出来了，所以总是左边的胡子厚些。南星和吴先生不熟，也许没见过，也许没想起来，这句话未能达意。还有两处小注需要改正：一处是第五页注“巴比特”为美国刘易士小说中人物。这在三十年代以后的文章中大概是不会错的，但原文中的同一名字却是另外一人。这人在当时，至少在中国，比初出茅庐的刘易士名气大得多。他是哈佛大学教授。吴宓和梁实秋都是他的学生。他们译作“白璧德”。这位教授宣扬“新人文主义”，尊崇古希腊，不是讲“人道主义”，虽则两字原文相同。吴在先，梁在后，都曾写过一些文章宣扬这位老师和他的“主义”。另一处是第十六页注六的那位“勃斯”是另外一人，不是文中所指。两人同姓而名字不同。文中说的是印度植物学家博斯，以发现植物有神经出名，三十年代曾轰传世界。这个姓是印度孟加拉的大姓，英文字母拼法有几种，原文一样。同姓的名人很多，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都有。同姓的，分别了名字和职业、事业、时代以后，不小心还会弄错。印度人这类姓好比中国的张王李赵，单提姓不知是谁。此外，书中有些人名的译法和现在比较流行的不一致，那大概是因为南星是隐士不大管世事之故，无关大体。
书中人差不多个个都是有特色的。我几乎要说是荒诞人物。要画他们的脸谱很难恰当。作者用漫画手法，几笔勾出轮廓，主要是画一幅画，不是画一个人。读这书时最好也是看画，不必看画中人。人只是一个，画可以不同。例如名列第一的吴宓先生。当年这篇文一出来，头几句就传开了。林语堂一译，更成为“名言”。可是究竟说出了什么？又是什么也没说。不认识吴先生的人欣赏的是文章。认识吴先生的人欣赏的也是文章。但两种欣赏不一样。一无对照，一有对照，正如同看画。吴先生的刮不尽的胡子和他的喃喃自语背诵中外名诗都是有名的。当然更有名的是他的文学主张和恋爱。他以反对白话出名。实际上他不是反对使用白话，而是反对废除文言。他酷好《红楼梦》，主张小说应当用口语，可是诗不行，白话怎么也不如文言。他是个极其古板方正一丝不苟的人，写便条都用正楷，可是提倡浪漫，醉心恋爱。他对己严而对朋友宽容得有点过分。他没有多少恋爱经历，却闹得好像有许多恋爱故事。这大概是因为他太好作诗，又迷上《红楼梦》，所以为作诗而谈爱，进了太虚幻境出不来。我想，假如他的学生钱钟书写他，一定是另一副面孔，另一篇妙文。假如我也斗胆来写，又会是完全不同的一篇，当然文章决不会那么美妙。吴先生的门生故旧满天下，从大学一直到“牛棚”。若所有的同事和学生都来写吴先生，尽管写的都是一个古典诗人兼外国文学教授，可是不会有两篇相同的，相反的倒决不会少。书中名列第二的是对立面胡适博士。不用说，他也同吴先生一样，甚至超过。第三是徐志摩，第四是周作人，一直到梁宗岱和十七人中唯一此刻还在世而且住在北京的盛成先生，多多少少也都是这样。书中写的盛成先生和我见到的他大概在同一时期。他的本行是昆虫学，出名由于写了法文小说《我的母亲》。那时他的头发总要下垂到眉毛上，甩上去又掉下来，温先生说的只是他的一点神气，其他都没有提到。我看盛先生的生平经历就是一部小说。不知他写了自传没有。几年前还看到他写小文说是回巴黎去觉得法文又要从头学起了，不是几十年前的法国人讲话了。我从前见过的，现在多半已不在世的留学生，去东洋的，去西洋的，差不多个个都多少有点比小说更像小说的阅历，可惜没有人能写下来，只好去充实老朋友“谈天”(新名“侃大山”)。说到这里，我倒想起另外一点意思。
书中这样的文和这样的人现在只怕很少了。若是此时用这样的文章去写一位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会不会引起麻烦甚至法庭相见呢？那时不会，只会引起微笑。所以这书中的人，书的作者，译者，作序的张中行先生(类似本书的《负暄琐话》的作者)，还加上我这个读者，说得好听些是过去时代的人了，说得简短也不好听些就是过时的人了。近年来常有人提到“代沟”。这本来是外国话吧？现在是中国话了。无论是多么深的沟，最下面总是两边相连的，不然便不是沟而是分成两半了。人的“代沟”是从哪里划开的呢？“多年媳妇熬成婆”。婆媳之间有道沟。媳妇成了婆婆时，又和另一媳妇之间有了沟。这就是“父与子”之间的“代沟”吗？这是重复吧？眼光、心思和行动不一样，可是深一层看是不是照旧呢？同代之间的沟，如吴宓和胡适所争的问题，看来是早已解决了，然而，真的解决了吗？文言和白话不过是形式上的题目，实际内容是一个要保传统文化，一个要兴外来文化。只许有一个，那就势不两立了。如果知道“五四”以后有人不但要废除汉字而且要废除汉语，以世界语代替，以求达到全国语文统一而且现代化，世界化，那就不难理解要保中国文化的人为什么那样着急了。吴、胡两人都有自身矛盾。胡适“全盘西化”还未讲完，随即提倡“整理国故”。吴宓教外国文学同时大讲《红楼梦》，据说能讲得全场落泪。还有，周作人的矛盾使他不光荣地退场。辜鸿铭的矛盾使他的人出名而书很少人读。温源宁在文中描写他“以跟别人对立过日子”，说他是“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这些话当时也曾流传众口，现在被人忘了，然而是不是过时了呢？还有陈通伯先生，即陈源教授，《西滢闲话》的作者，现在以和鲁迅论战而留名。他们争论的问题，现在的一代新人在思想上真正都已解决了吗？“代沟”的底层是什么？我想就是上一代以至上上一代没有解决而要现在一代甚至将来一代去解决的问题。顾维钧、丁文江解决了当时的政治外交问题吗？顾维钧享大名不是由于他任过几天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而是因为他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为中国签字，发表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的演说，与日本代表展开激烈舌战。他还在会上提出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特权，被会议搁置。这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政治运动的雷管。学生们由此上街，烧了赵家楼。这件事到现在整整七十年了。那时提出的问题完全彻底解决了吗？不写中文的王文显的戏剧《委曲求全》是他的学生李健吾译成中文的。记得原题是改动英国名剧题目(《屈身求爱》？)的一个字而显得有趣的。这言外之意无法译出来了。这戏当时也曾在很小范围内有过小小的“轰动”，可是现在呢？除了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外有几个人还记得呢？然而这场戏的戏中及戏外的问题就都没有了吗？只见沟的表面的断，不见沟的底层的连，恐怕是会一代又一代重复婆媳矛盾旧话重提的。父与子毕竟是有血统关系的。因此，这本书也还会有人读吧？
温源宁用英文写散文。他的学生，二十六岁早夭的梁遇春，却是写中文的散文家。温先生写这位学生的一篇就不免和别的篇风格不大一样了。梁先生遗文中的《失去悲哀的悲哀》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看来我和他之间虽有沟，却是并不算深的，不过我写不出他那样的文章罢了。
(《一知半解》，温源宁著，南星译，岳麓书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第一版，0.95元)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