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叙事学是地道的舶来品，用来处理中国的小说现象是否行得通，在方法上就值得研究。产生于A民族文化圈子中的批评方法，直接用来分析B民族文化圈子中的文学现象，本身就意味着风险。聪明的批评家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去给别人做成功或失败的例证。他先要“化”这个理论为己有，在双方的理论构架中寻找共相。在相互的发明和贯通中建构出自己的研究模式，这个模式源出于别人，却又打上了自己的痕迹。叙述学理论精细而庞杂，一味套入，不仅唐突混乱，弄不好会败坏了读者的胃口，陈平原从俄国形式主义，从热奈特、托多罗夫诸人的理论中，找到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由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层次构成，尤其突出了适合中国小说特征的叙事结构问题，使用这个结构既不违背叙事学的一般原则，同时又能够基本把握中国现代小说的演进线索，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叙述技巧分析作为相对独立的形式分析，有其技术性的特点，但却不可能与铸成它的世界无关。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如不与一定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也难以窥见文学形式演进的真相。如何让形式技巧批评进入一个文化的视野？陈平原选择了两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可以称之为中西对话。即所谓世界文化的眼光。
　　处于中西文化交流(更多是西方文化输入)背景下的中西小说对话，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小说在文学的结构中从边缘向中心移动，至“五·四”鲁迅一代则基本完成了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伴随着这种演变，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于西洋文化的接受和西洋文化对于我们影响的大背景，“从‘以中拒西’到‘以中化西’到‘以西化中’再到‘融贯中西’。”这种典型的影响——接受过程，清楚地见出异民族文化进入中国的艰难和中国文化在接受西方文化时选择、改造、变形的痛苦历程。
　　第二个角度是古今对话。这大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物都没法割断传统的“脐带”。
　　假如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化仅仅归结为西洋小说与中国小说的影响——接受过程，那未免轻看了传统的力量。不管是“新小说家”的强调传统，还是五四作家的看重西洋。事实上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为传统制约和影响着。现代中国小说在从文学边缘向中心移位的过程中，不仅受到各种传统文体的改造，更主要的是在移位过程中与整个中国文学传统对话。在新小说家那里是“史传”，因为要“载道”，要改造社会，于是把史书和政论当小说读，译介也如此。而在五四作家则偏重“诗骚”。散文和诗又渗透入小说，因为有利于张扬个性。无论从哪一个侧面选择传统，是真传还是误读，都改变着人们的小说观念，促进了小说模式的转化。在对传统的重新选择，解释和确认中转化了传统，而反过来催生了新的小说叙事模式。因而，现代中国小说不是更民间化，反倒更文人化了。
　　五四作家之所以不承认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作用，实在是因为他们虽熟读经史，背诵诗词，明里暗里读中国小说，却从未有意师法。而对于西洋小说则是着意要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因而对后者直认不讳，对前者的潜影响却有意无意忽略。
　　当然，所谓古今对话与传统的以古证今和“古已有之”有根本不同，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古文运动多是同一文化圈内的事情，而今天的古今对话却有一个外来的参照——西洋文化和西洋小说。是置身于世界文化格局中新的研究视角。如作者言“即使‘出土文物’也赖于‘舶来’的眼光才得以‘出土’。”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西对话与古今对话都在视野上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与传统的研究有着明显区别。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陈平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一版，3.00元)
品书录
陈跃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