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那一次对梁先生的批判形成运动之后，曾经出版过专门辑录的批判文集，但这些文集大概不在一般读者的收藏之列，现在检点人人手头所有，恐怕只剩下一篇文章了，因为它幸而被保存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内。读了梁先生的《忆往谈旧录》，谁都会想到捧出《选集》来，把那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好好的重读一遍。
《批判》一开头就气势凌厉地责问道：“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接着便说：“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又说：“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还说：“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是非只为多开口，原来梁漱溟是在政协座谈会上讲了一通话，中间引述外间谈论：“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云云。于是毛泽东在批判时痛加斥责：“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
“物以类聚”，是以观人于其所友。在《忆往谈旧录》中，梁先生写了他的很多“朋友”。梁先生生活在白区，自然是蒋介石的子民；他到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搞实验区，推动地方行政改革、民众自卫训练，少不了找山东省主席办交涉。《我所了解的蒋介石》，《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此外也还有《记彭翼仲先生》，《纪念梁任公先生》，《纪念蔡元培先生》，《回忆李大钊先生》，《蒋百里轶事数则》等等。书中这些篇章既叙述了梁先生与他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也表达了梁先生的交友之道，如在纪念蔡元培一文中说：“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论年辈，蔡先生长于我二十八九岁，我只算得一个学生。然七年之间与先生书信往返中，先生总称我‘漱溟先生’，我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不见藻绘，可岂非“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吗？
书中《记十八年秋季太原之行》、《回忆乡村建设》两文还说到梁先生一位“至交”王鸿一，去世后梁先生写了悼文。《年谱简编》一九六五年下记云：“在早年所作《悼王鸿一先生》一文后批注：‘此文写于一九三○年，其时吾于共产党缺乏了解，且有偏见，故尔出语不合。然此文可存，此语不必改，以存其真，且志吾过。”又有一篇《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应即是周总理“发言”中谈到之事，梁先生作这样的“交代”和“自我批评”，也许很难满人望，但是，“或推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谔谔”，梁先生于这中间的去取毫不含糊，人们之不能忘怀梁先生者，大概亦正在这里。
梁先生“班门弄斧”，捱了“人不害羞”一闷棍，不免影响一些人去学守成保泰，从此“多磕头，少说话”，万一思考成癖，还要继续动脑筋，也渐渐走向揣摩旨意、观测风向一路。希罕的是隔不一年，胡风竟上了“三十万言书”，不曾在“比共产党还高明”之前趑趄却步，实在令人神旺。虽则也一样“销声匿迹”几十年，但恰像明人张钺所说，那是“丰城之剑，鲛宫之珠”，“或上薄星辰，或折流洪涛，销声匿迹中自有不可磨灭者存。”梁先生在书中自述读书治学动机，思想转化因由，始终基于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他之想摆脱现实政治的拘牵，只是不愿居官在位之意。“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读《忆往谈旧录》而感到振发，想起孔夫子说的这句话，倒觉得也有几分道理。
(《忆往谈旧录》，梁漱溟著，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版，2.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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