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叛教者》，你一旦读过，你将被迫再读。你明明知道这是一枚难啃的坚果，然而你将在迷茫中感到一股巨大的吸引力。你仿佛站在深渊的边缘，虽有眩晕之感却仍想贴近些，甚至深入进去，看个究竟。那叛教者的意识的流动是那样地紊乱，那蜂拥而至的种种形象是那样地诡异，那改宗的喜悦是那样地浅薄，那怀旧的痛苦是那样地深重……这一切都逼着你像那位叛教者一样试图在这一团乱麻中理出个头绪，“来点儿条理”。于是，你将一而再、再而三地读，直到重建他那望不到尽头的精神历程。
幸好，我们不是在须德海上①，我们有所参照，能够把握住叛教者的意识之流的始终、曲折和急缓。我们有“太阳”作我们的时间参照，我们有“崩塌的乱石”作我们的空间参照，我们有“忍耐”和“等待”作我们的心理参照。
叙述始于黎明。众多的形象中，太阳最为鲜活有力，并且无处不在，它的起落移动与叛教者的精神活动同步，仿佛它的热力加速或减缓了叛教者那错乱的大脑的运转。
当荒原上“天刚刚亮”的时候，叛教者想起了“在家”的情景，他想躲避粗鲁的父亲，野蛮的母亲，又酸又凉的酒，“还有漫长的冬天，寒冷的风，成堆的雪，讨厌的蕨类植物”，他要“到有阳光和清水的地方去生活”，于是他离开“新教控制的地方”，进了修道院，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从新教到天主教，其实已隐含叛教之意了，因为在神甫们的眼中，他的到来“无异于升起了奥斯特利茨的太阳”。然而更令人惊异的是他的狂热，他那样地“痛骂自己”，连他的导师都“很不理解”。他“喜欢赎罪”，“对平庸发火”，“愿意受人污辱”，他要到野蛮人那里去传教，让他们通过他“向上帝致敬”。虽是锋芒初试，却已然露出了叛教者的嘴脸。
当“野蛮的太阳”升起来但还只是发出“一圈挺柔和的光晕”的时候，叛教者的脑海中响起了“塔卡萨”这“铁一般的名字”。那是一位从那里归来的半瞎的老教士告诉他的，他于是就“梦想着灼热的盐和天空，梦想着偶像堂及其奴隶们”，他的使命感被“野蛮居民的残忍”唤醒，他已不满足于“使一些一时迷途的老实人改宗”，他要征服最顽固最野蛮的人。他相信自己的信仰：“对手越是盲目、残暴、自信、信仰坚定，其招供就越是宣告了促使他失败的那种东西的优势。”他看到了榜样的力量，他的决心已定。
“太阳又升高了”，在他那“发烫的额头里”，他又一次到达“黑人疆土和白人国家交界的地方”。那是一幅多么酷烈的景象啊：“无边无际棕色的石海，像是千万面冒火的镜子，又烤人，又晃眼。”迎接他的是一顿毒打。盐城的形象在一片光与火的海洋中赫然屹立，阳光反射，仿佛地上“突然冒出灼人的长矛”，盐城则似“滚烫的白色地狱”，“静止不动的大火接连几个钟头在那些白色的平台上熊熊燃烧”，两相比照，犹如烈火烹油，见出叛教者意识流动的迅猛。
温度继续上升，“阳光照射，像锤子砸下来一样地射在石头上”，这时，叛教者回到了另一个正午，他在“他们”的严厉的目光下屈服了，“哭了”。他被拖进偶像堂，每天只“一碗发咸的水”、“一把米”，如此十二天，终于有人来扭住他的嘴唇直到撕开，让他目睹巫师的暴行，身受种种的侮辱，强迫他望着偶像，直到他知道他“已经宣誓为它效劳”。饥饿和暴力震慑、征服、并且改造了他，信仰的力量看来抵不过肉体的折磨。
接着，“太阳略微偏过正午”，到了一天最热的时候，太阳把如炽热的金属一样的天空“熔出一个洞”，“在单调的沙漠上空无休止地喷吐出一条条火河”，于是，叛教者的意识之流也达到了沸点，他再一次经历了“割舌发狂的那一天”。那是“一下锋利而清凉的抚摸”，他的舌头被割掉了，这意味着他背弃了他“迄今所信仰的一切”。他那“空空如也”的嘴说：“我变了，他们也知道我变了，我遇见他们时就吻他们的手，我成了他们的一员，崇拜他们没个够，我信任他们，希望他们也割掉我的同胞们的舌头，就像他们割掉我的一样。”他的背叛终于完成了，他将不惜一切地维护和拯救他的“新信仰”。凡改宗者总要对新的信仰表现出更多的热情，甚至狂热，于是，在“阳光晃得什么也看不见”的一天的“傍晚时分”，当叛教者听见他的新主人已屈服于他的旧主人的武力之时，他就决定杀死前来取代他的那个神甫，试图以新的背叛来逼迫新主人坚持信仰。
最后，“热气退了一点，石头也不颤动了”，叛教者从藏身的乱石中走出来，新的神甫也终于来了，并且倒在他的枪口下。然而就在他感到“大功告成”的时候，他的新主人们却“像一群黑色的鸟朝这边飞来”，痛打之余还要对他“施行四马分尸”。当黎明再现的时候，叛教者又陷入新的悔恨之中……
太阳从初升到降落，走完了一天的路程，叛教者也在精神上一步步地将其背叛重新经历了一遍。过去的酷热和现时的酷热彼此对应，使叛教者的回忆变得如同亲历。他不是坐在那里冥想，他简直是活生生地又被割了一次舌头。作为时间的参照，太阳在天空中的移动为我们勾画出叛教者意识流动的轨迹。
我们的空间参照是“一堆崩塌的石头”，叛教者藏身其中，“坐在一支老枪上”，等着新来的神甫。这是荒原上的一堆乱石，它既可充作隐蔽之地以利谋杀，又可遮挡阳光以避酷热，谋杀使他想到旧主人，想到前面是法国中央高原和欧洲大陆，酷热则使他想到新主人，想到后面是相距“一个钟头的路程”的塔卡萨，座落在“热气腾腾的小盆地里”的盐城。意识的流动以乱石为原点，既可前瞻又可后顾，前瞻是怀旧，轻淡却执著，后顾是向往，狂热却虚弱。
叛教者看起来信誓旦旦，义无反顾，“生平第一次把全身心交给了它，赞同了它的作恶的秩序，崇拜它的恶的世界原则”，然而他究竟还有不能忘怀的东西。当“野蛮的太阳”使荒原“失去了仙客来花那样的颜色”的时候，他心中浮现的是故乡的“群山，还有那雪，温柔的软绵绵的雪”；当“周围的石头发出沉闷的毕剥声”时，他感觉到“只有枪管才是清凉的，像草地、像夜雨那样清凉”，他怀念的是“以前，在晚上，汤慢慢地烧着”，他不能不承认：“我父亲和我母亲等着我，有时他们对我笑笑，我也许爱他们。”当他“忍受不了这没完没了的酷热”的时候，他竟暗自希望“那个传教士还耽搁未到”， 他好“看到夜降临到沙漠上，弥漫天宇，群星如金色的葡萄从幽暗的中天垂挂下来”。这“汤”，这“葡萄”，这都是唯有法国人才能在怀念中想象出来的东西啊。当他终于杀死前来代替他的那位神甫时，他有的却是这样的举措：“胜利了！我向天空张开双臂，天似乎也感动了，在对岸隐约出现了一个紫色的影子，啊，欧洲之夜，祖国，童年，为什么我得在这胜利的时刻流泪呢？”这泪水来自他暂时沉在心底的怀念，这怀念仿佛苹果心中的蛀虫，暗暗地噬咬着叛教者的灵魂，而最隐蔽又最顽固的蛀虫恰恰是他所背弃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他可以说：“上帝，温情的上帝，一听到他的名字我就气得翻白眼，我背弃了他，因为现在我认识他了。”但是，他不能否认他的存在，他被割了舌头之后想到的是耶稣的受难；他杀死传教士后遭到新主人的毒打，他想到的又是耶稣的受难，说他“喜欢这把我钉上十字架的击打声。”他甚至对被士兵制服的巫师说：“扔掉这副恨的面孔吧，变得仁慈吧，我们都错了，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将重建慈悲之城，我想回家。”他确乎是精神错乱了，他想变得比他的新主人还要崇拜恶和恨，然而他内心深处潜藏不去的怀念似乎又播下了新的背叛的种子。
以那一堆乱石为原点，塔卡萨恰好处在相反的方向上。这是一座仿佛切出来的城市，有的是致密的盐，有的是方正和极端。盐能使一切“都闪烁出一片耀眼的白色”，方正加白色使居民的房屋变成立方体的“雪屋”，而气候则是没有过渡的酷热和严寒：“白昼的酷热使人们彼此间没有任何接触”，夜间的严寒又“使他们一个个蜷缩在他们的岩盐贝壳里不动，这些干燥的大浮冰上的居民们，这些黑色的爱斯基摩人，一下子又在他们的立方体雪屋中打起冷战来”。总之，“这是一座有秩序的城市，直角，方屋，僵硬的人”，正如真理，因为“真理是方的，沉的，密的”。这就是叛教者所追求的秩序和条理，一种扼杀了人的生命和自由的秩序和条理，而隐藏在其中的正是那“无懈可击”的“恶的统治”。叛教者所渴望的“绝对”在这里得到了满足，然而可悲的是，他的新主人似乎并不像他希望的那样“绝对”，他们居然在法国士兵的刺刀面前屈服了。这是改宗者的悲剧，他总是面临着新的背叛。他想作这个城市的“充满仇恨备受折磨的公民”，然而他却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雪屋”，他只能在偶像堂中忍受酷刑并为新主人效劳。这偶像堂“比其他房子稍微高些，围了一堵盐墙，没有窗户”。新主人每天“喂鸡似地”扔给他一把米，而他虽然“挖了个坑埋粪便”，却总是闻到“一股兽穴的气味”。他除了挨打，目睹种种可怖的景象，就是这样如野兽般地吃喝。他感到“岁月仿佛在酷热和盐墙的阴险的反射中溶化了，时间不过是一种急缓无定的汩汩声罢了”。他失去了时间观念，他也失去了记忆，他的新信仰只是崇拜“恨的不灭的灵魂”，只是蜷缩在偶像堂的一角“发誓不惜一切代价地背叛”，以便拯救他的“独裁的上帝”。因此，他深夜溜出偶像堂，意味着他又开始一次新的叛教的行为。塔卡萨这地方象征着一种“没有过渡”的极端，一种理性的极端，一种“到达极限”的恶，叛教者终于在这里获得了新的信仰，他不再相信“善”，不再相信“义人”，不再相信“善良的主人”。然而，正如小说的副标题指出的那样，这叛教者乃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他的新信仰自然也是“精神错乱”的一种产物。
那一堆“崩塌的石头”正处在法国中央高原和沙漠中的塔卡萨之间，前者是没有“阳光和清水”的地方，后者是盐和烈日造成的“白色地狱”。作为过渡的这一堆崩塌的乱石，暂时地为叛教者提供了藏身之地。他站在这里，往前可以眺望“紫色的”欧洲，往后可以顾盼“盐山里雕出来的不毛之域”。然而，叛教者不想“处于善恶之间，无所适从”。他选择了恶，然而他竟不能最终地建立起恶的统治。他希望通过“作恶”来厕身于主人之列，但是他终究还是个“卑鄙的奴隶”，甚至没有舌头的嘴也免不了被“一把盐塞住”。作为空间的参照，这一堆乱石为我们标出了叛教者精神演变的转折点。
这世界本是一个混沌模糊、在怀疑中沉沦的世界，然而叛教者却渴望着明晰、肯定和条理。当他的头脑中生成一锅烂粥时，当他那无舌的嘴里“滚动着石子儿发出的声音”时，他终于明白，他只有一件事是肯定而明晰的，那就是他“一直渴望着条理”，他痛感“脑袋里的东西该整理整理了”。对于条理的渴望，实际上是对于绝对的渴望。一切都将从这里开始。他三番五次地嘟囔着“等待”、“忍耐”，其实都是为了实现这渴望，我们因此就有了这忍耐和等待来作观察他的心理参照。
他先是投入基督教的怀抱，追求绝对的善。他以令导师惊恐的极端和狂热崇拜上帝，甘愿受尽一切侮辱去最野蛮的人那里传教，通过忍辱含垢的方式证明“绝对的权力”，证明上帝的绝对的善。他越是贬低自己，就越是崇拜他的信仰；他越是崇拜他的信仰，就越是鄙视他周围的教士。于是，他把“使一些一时迷途的老实人改宗”视为“平庸”，而他则要“用言语制服”那些最野蛮的人，让刽子手承认他的权力，因为唯独他才有信仰。这时的叛教者是傲慢的，也是专断的，他的那种大无畏的勇气中隐藏着某种无情的冷酷。然而他得等待，他得忍耐，他“还不成熟”。当他不再忍耐、不再等待、“逃离修道院”的时候，他脚下的路正是一条通向极端、通向绝对的路，他将对一切相对、过渡、中间状态采取不宽容的态度。
然而，他一出马便不利，野蛮人的暴力和大自然的严酷立刻就使他败下阵来。他连野蛮人的目光都承受不住，先就在精神上垮了，而偶像堂中十二天的饥饿和殴打则彻底摧毁了他的信仰。当他的舌头(这“言语”的工具)被割去之后，他就完全背弃了过去所信仰的一切，回转来效忠新的主人和新的信仰。这时，他相信“善是个梦幻，是个竭力追求而不断推迟的计划，是个永远不可达到的极限，它的统治是不可能的”。他所追求的绝对只能在恶的一边，因为“唯有恶的统治才是无懈可击的”，“唯有恶能达到极限，能绝对地统治”，所以，他“应该为恶效劳，以便建立起它的王国”。决定叛教者的转向和改宗的，原来就是这样实用的考虑。他于是进入一个像塔卡萨这样极端、绝对、有条理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没有过渡，非冷即热，非黑即白，非直即方，没有“沙漠上本来就稀少的短暂的花朵”，也没有“太阳和沙漠都曾见过的一片怪异的云，一场急而猛的雨”，总之是排除了一切“或吉或凶的偶发之事”。叛教者所追求的绝对和条理，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非人的恶的世界。所以，他一旦做了奴隶，就以为可以“打倒欧洲，打倒理性，打倒荣誉，打倒十字架”了。然而不，他还得等待，还得忍耐，因为他的新主人已经屈服于“十字形的短剑”，“恶的统治将被推迟，怀疑将依旧存在，人们还要浪费时间去梦想不可能的善，还要毫无结果地费尽气力，而不是去加速可能的世界的到来。”于是叛教者又一次背叛，又一次以失败告终，同时也又一次陷入等待和忍耐之中。
当我们确定了时间、空间、心理这三个参照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叛教者》是以极严谨的结构和极清晰的陈述范围着一种杂乱如麻的思想的奔涌，引导着一股狂荡不羁的意识的流动。加缪曾经把叛教者称为“进步传教士”，也曾不无戏谑地称他为“基督教进步主义者”。这称谓中的两种成份很自然地诱使批评家做宗教和政治方面的猜测和探索。加缪当然不是一位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家，也不是一位耽于玄想的哲学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将他的思想在某种特定的主义上坐实，方才能够看破这篇小说的意蕴。叛教者无疑具有思想家的特征和卫道者的品格，他们为了追求生活的意义而不惜抽去生活的鲜活的汁液，这倒应了加缪在一九三八年说过的一句话：“人有一种奇特的虚荣，本来他向这世界要求着爱，却自以为是在追求着一种真理。”
(《加缪中短篇小说集》，郭宏安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第一版，2.00元)
① 加缪在《堕落》中写道：“须德海是个死海，或者差不多是个死海。它的海岸平直，不知道它始于何处，止于何处。因此我们的航行没有任何参照物，……”
郭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