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研究苏联问题的人来说，一九八九年是一个转折的年代：戈尔巴乔夫访华宣告了中苏关系的全面正常化，由此两国之间的各种交往大大增加。由中国社科院主办的国内研究苏联问题的首家刊物《苏联东欧问题》在若干年的“内部发行”后，获得公开发行权；通过官方渠道中苏两国的经济学家相互在对方出版了论述本国改革的文集；三十年来第一套全面介绍苏联情况的大型丛书《今日苏联》由河南教育出版社推出。
所有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但是它又带给人们一个新问题，到目前为此，关于苏联问题的书籍和文章基本上都是介绍和简单的评论，这种低层次的研究是与当时的中苏关系相对的，在中苏交往加深的今天，这种书籍和文章，已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读者需求。读者要求，国内对苏联的研究书籍和文章走出摇篮，向更深的层次发展。
那么，就经济方面来说，国内对苏联问题的研究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我们不妨把他们分为两个档次：一类为通俗类，偏重于介绍，如《今日苏联》；另一类则代表着国内对苏联问题研究的水平，如由专家们撰写的《论苏联经济》、《苏联经济概论》。前者不属于笔者在这篇文章里要谈的。这里，笔者想谈的是后一类。就上述提及的两部书籍而言，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论述也算佳。但是，明显的表现了国内这类著作共通的毛病：全书内容缺乏一种内在的逻辑，篇章设计成了简单的罗列。如，经济体制是一国资源分配和经济运行方式的体现，经济发展则是经济体制运行的结果，两者的逻辑顺序就是这样。而在《苏联经济概论》中，“苏联经济的发展”作为上篇，“苏联经济管理体制”却被列为下篇，恰恰违背了上述逻辑顺序，使上下两篇成了一本书中互不相干的的两部分。这就使得读者看后所形成的只能是一种零散的印象，而难以形成一个整体概念。特别是对于那些把苏联作为一个范式来研究“苏联型”经济的读者来说，就更弄不清这种类型的经济是如何运转的，它是怎样利用非价格机制来达到社会资源有效分配和利用的。套用一个流行的说法，整体并不等于其各个部分的简单的相加，整体的某些特质是它的各个部分所不具有的。引伸一下：经济体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具有实现资源配置的职能，而整个体系恰恰拥有这样的能力。所以，现行著作在整体逻辑、内部结构等方面的缺陷，盖源于一个认识上的缺陷，即研究者是否认识到，任何经济体制的功能都是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对一经济体系合理性的经济评价也只能是资源配置状况本身。
这就说到了一个多少带有技术性的问题：怎样分析、把握和评价资源配置状况。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此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工具：均衡分析、边际分析等等。可惜，迄今为止，这些工具还殊少用于国内的苏联经济研究中(如果说在国内问题的研究中已经开始了运用这些工具的过程，那么在苏联问题研究中，还看不到哪怕是一点这样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沿用过时的定性描述取代需要定量的分析就成为必然。不论谈到什么问题，经济形势分析也好，增长速度预测也好，消费者福利评价也好，研究者皆“以不变应万变”，用体制弊端、结构困难、劳力短缺为“定式”，一、二、三、四地“分析”一番，做出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断语。由于缺乏分析不同问题所适用的特殊工具(诸如增长理论用于增长速度的预测，投入产出知识用于结构分析，生产者行为理论用于体制研究)结论难免贻笑方家。不仅如此，计算机模型分析和技术预测的失效，还不时被当做反对采用这些工具的理由。这就不仅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而且是研究者观念的问题了。这里应该指出，国外苏联经济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用分析取代描述，用逻辑结构取代简单罗列，用定性定量的结合取代纯粹定性分析，意味着研究的进步而不是相反。
关于苏联经济体制和体制改革方面的书籍近年我们出版了不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沿革》(梅文彬)、《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比较》(王守海)等。这些著作一般在读书界是受欢迎的。但是国内这类题材的著作仍未免显现出研究水准低下、分析粗陋。一方面，按照这类著作，经济体系的变革同政治体制、社会生活、意识形态、人事纷争等等都是割裂的，好象经济中的变化可以不依赖这些领域的变化而单纯发生并存在，因而没有哪一本书认真地把经济变革同上述领域的变化综合进行分析。其结果是，在阐述经济体制变革的背景、原因及困难这类问题时，往往如隔靴搔痒，很少使人有读后有茅塞顿开、痛快淋漓之感。另一方面，按照固有的分析定式，对经济体制变革的内容、结果，缺少足够精细、实在的分析，更不用说形式化的分析了。除此而外，上面提到的研究缺乏贯通全篇的内在逻辑、缺乏足以整体把握体制变化的线索，这类缺陷在体制研究中也明显存在着。通常是把计划制定、价格形成、物资分配、财政信贷、劳动工资诸方面的情况一列了事，使读者不易理解这些变化究竟意味着整体构造的怎样的演变。
笔者曾经同一位在北大念书的日本学生谈到国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他说过这样一个意思：由于日本同中国有着悠久而密切的关系，切身利益太多，“学生”、“先生”几经变化，因而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往往难于超脱，其间参杂了不少个人感情，故而大褒大贬、大扬大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则不象日本人囿于各种成见，其对中国的研究也客观、公允得多。这话的真实度有多大姑且不论，它却使我想到了国内苏联研究的又一个问题：中国的苏联研究颇有些象日本的中国研究。中苏两国乃咫尺近邻，山水相连，中苏关系史上有过血与火的刀光剑影，也有过诗与歌的宁静和平，有过同一战壕的并肩作战，也有过互不相让的反目成仇。中苏交往史上的这些恩恩怨怨，不可能不深深地影响着甚至是亲身经历了这些变故的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恐怕也难“相逢一笑泯恩仇”。于是，感情色彩代替了理性判断，自我中心的主观估价代替了客观公正、言之有据的经济评价。
话至此不能不说到苏联研究的目的。我之所以说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和苏联研究的正常化使我们的研究者面临挑战，正是出于对目的转变的考虑。如果说以往的苏联研究(包括苏联经济的研究)主要是为对外政策提供依据，因而需要的主要是弄清情况。那么今天，苏联经济研究的更主要目的应该是一方面为国内的改革提供可资直接借鉴、参考的经验，另一方面，通过研究苏联经济体系的演变，探究一般意义上社会主义资源合理分配和经济有效运行的理想模式。
所以，在我看来，苏联经济研究首先是经济研究，“苏联”只是它的定语，是用已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工具来解剖一个经济体系实例，借以检验该体系与一般理论的相合与不合之处，其间或可使理论得到完善和补充。可否说，在这种研究中需要的人首先应是经济学家，然后才是尽可能熟悉苏联情况的经济学家，顺序如此而不是相反。近年来读到的经济学家访苏后所写的文章同谙熟苏联情况但较少经济学素养的所谓“苏联通”所写的文章，差异是明显的。有兴趣者，不妨找来一读。
文章到此，笔者不免有口出狂言之嫌了，但是，看官莫急，如果，看一看邹玉庄教授的《中国经济》，就不至于此了。《中国经济》的研究对象虽不是苏联，但本书却提供了一个运用经济分析工具研究一国经济的出色范例。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此书的主要目的是运用经济分析的工具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此书在经济分析和中国经济这两方面花了同样多的笔墨。”作者在一开始就设计了“市场经济怎样运转”和“中国经济怎样运转”两章，以使读者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经济的一般运行方式，继而对不同部门怎样运转及对整体运行的影响做了详尽的讨论。本书在利用经济分析手段(包括宏、微观经济理论，特别是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国别经济方面做了杰出的工作。而这主要应归因于作者深厚的经济学功底。此书的中译本已于一九八四年出版。
还有一本书是美国经济学家Paul R·Gregory和Robert C·Stuart合写的《Sovie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苏联经济体制与运行》)，本书从如何实现资源有效分配的角度对苏联经济体制和该体制执行职能的情况做了系统、详尽的分析、论述。一般读者只要认真去读，都不会碰到理解的障碍，而专业读者也不会觉浅显、平淡，兼有教科书的系统全面和专题著作的深度，为研究苏联经济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据说此书已于最近出了第三版，我见到的则是一九八一年的第二版。此书尚未见到中文译本，哪位“好事者”能将其译出，对提高国内苏联经济研究水准，特别是对研究方法的更新、完善，将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综合这些著作的分析方法，看来，一部可以令人满意的著作至少应满足下述条件：其一，它应让读者了解、熟悉所介绍的国家经济整体及各部门的一般状况，这是最起码的条件，也是目前的大部分介绍性著作所达到的水平。其二，它应有助于读者理解该国经济的总体运行方式，或者说资源分配的方式。它至少应回答：在这一经济体系中资源分配的方式整体上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各级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如何，该种资源分配方式的成效如何等等。满足了这样两个条件，则该著作就是可以接受的了。除此而外，即使是教科书式的著作，也不应对所有问题都是浅尝辄止，四平八稳，而应在某一方面开掘更深，具有特色，否则，只要一本“标准教科书”就可以取代所有教科书了。
当然，说我们的苏联经济研究尚处“初级阶段”和西方某些研究的长处，并不意味着要照抄洋人，否则很可能东施效颦。实际上，譬如美国的所谓“俄国研究”或“斯拉夫研究”也有他们的固定的套子，有不少片面和偏颇之处。笔者要说的只是，如果我们的苏联经济研究中能运用一些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同我们的传统方法中的精华部分有机结合，则能使研究水平大大长进一步。
一九八九·仲夏
(《今日苏联》丛书，贾文华、高中毅主编，河南教育出版社)
王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