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已久的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终将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面对着先睹为快这一大叠校稿清样，我为他高兴，因为我深知这部书写作过程中的艰辛，和从完稿到出版之间所遭遇的种种周折。我更为中国高兴，明式家具是中国人创造的物质文化瑰宝，而研究它、介绍它，过去几为洋人所垄断。今天终于由一位中国学者写出如此权威性的研究专著，这于国家、于祖先、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件极其光彩体面的事。
在前已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中，世襄先生曾给我署了“校图”之名，并在所附的收藏者一览表中，把我列为图版三十的那件黄花梨小交杌的收藏者。而在这一部书中，又把我的名字列为因支援而受到感谢的首位。这越发使我感到一种“其实难副”的内疚，有必要把某些事实经过在这里表一表，以求坦然了。
我与世襄先生早有通家之好。我的外祖父珏生公(袁励准)与先生的母亲画家陶陶女史(金章)，当年同是北京画会湖社社友，论世交、论学业，他都是我的前辈。但我们之间的相识却全与这些家缘无关，而是由于彼此都感兴趣的明式家具，世交则是在相识后才叙起来的。不过要说清这段将近三十年的往事，还得从先生的芳嘉园寓所说起。
芳嘉园是北京东城朝阳门内的一条胡同，它在中国近代史上颇有点名气，原因是慈禧的弟弟、光绪的老丈人桂祥公爵住在这里，光绪大婚时，隆裕皇后就是从芳嘉园桂公府上轿抬进清宫的。现在这个府依然存在，但成了大杂院，与当年面目全非了。在这个桂公府的西侧便是世襄先生的寓所。几经变革，六十年代初，先生只剩下中间的一<IMG=BB89911001>个院子。西房住的是美术界老前辈张光宇教授，东房住的是美术界另两位名家黄苗子、郁风夫妇，世襄先生住在北屋。因此芳嘉园这个小院落是一个真正的艺术之家，一所艺术大学，一个艺术博物馆。我则颇满足于曾经是这一个院落中的常客，这所大学的一个学生，这个博物馆的一员基本观众。
大约在一九六二年末，当时我正着手中国古代家具研究的一项专题，为此去美术家协会拜访了郁风先生，经她介绍才认识了闻名已久、相见恨晚的世襄先生。记得初次登门，首先为陈设着的家具的精美而惊喜，继而被主人对家具癖爱的执着，为搜集它不辞艰辛，即使到了黄河还不死心的那种精神所感动。由于当时我已有了一段出入鲁班馆的经历，所以双方很快就以鲁班馆的语言交谈了起来，渐至满口“搭脑”、“托泥”、“矮老”地谈得入了港。从那以后，我成了芳嘉园的常客，并曾测绘、拍摄过一些藏品(后来大部用于刘敦桢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的插图)，但更多地是向先生请教。请教之余也向先生通报自己的见闻，如收入本书图版的几件天津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就是我去津查访后报告给先生的。
大约是一九六四到一九六五年间，曾有几个月的时间为先生绘制了一些线图，但这些图毁于十年浩劫中，未能用于本书。不过通过这件事我们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因此当“文革”前夕我被放逐广西时，先生和袁荃猷夫人，苗子、郁风先生夫人共治酒肴为我钱行。就在那个晚上，先生把他随地可坐又便于携带的黄花梨小交杌赠我留念。我原不愿把先生的藏品拆散，但当行将放逐，在一种“寂寞残魂倍黯然”的心情下，我也颇难拒舍这个睹物如见人的念物了。有幸的是这念物和先生的其它藏品终于闯过了劫难，我也几经奋斗返回了北京，因此当先生编著《明式家具珍赏》一书为小交杌拍照时，我坚持完璧归赵，使它回到先生那里。因为大家既都已回京，便失去了睹物见人的原有意义，把完整的藏品拆散，更是我所不愿的。但先生还是把这件藏品署在我的名下，结果书出之后却招致一些人来探讯我的收藏。这“其实难副”的苦衷一直有如骨鲠在喉，到今天方得一吐为快。
对《明式家具研究》一书我完全同意朱家<SPS=0681>先生的序言所做的评价——“是一部煌煌巨著”，“是一部划时代的专著”。这首先在于它较一切前人的著述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大幅度的超越。它为确立这一门专门学问建立了体系。我以为研究明式家具仅仅规定一个界说和草拟一个分类法是远远不够的，那只能写出一部陈述性的著作，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低层面；而如果不能鉴定其年代，辨认其改制，那就连知其然也难于做到了。
在《明式家具研究》全书的一至六章中，我以为第二章谈家具的种类和形式和第六章谈年代鉴别和改制是回答知其然的；其余四章谈时代背景、制造地区，谈结构、用材、装饰，以及作为《附录一》的《明式家具的“品”与“病”》是回答所以然的。而所附的《名词术语简释》和《鲁班经匠家镜家具条款初释》更使这本书几乎上升到一部明式家具百科全书的高度。如果以这个高度来要求本书，那末有所欠缺的便是没有为明式家具如何用于明清人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专辟一章。当时各阶层的人如何起居？家具如何组合陈置？当时人的坐、卧、读、写的姿势如何？琴棋书画等消闲雅兴对家具的需求如何？这些问题不回答清楚是很难把明式家具的造型特征讲解透彻的。当然要解决这个既见物又见人的问题，需要引证繁浩的文献、笔记，和大量的绘画、版画资料。但这一切恰恰又都是作者有所专长，不言轻车熟路，至少是力所能及的。因此本书缺此一章，多少使读者感到有几分惋惜和怅惘。
以往的研究者曾有人热衷于把现代家具设计的一些科学原则，以至人体工程学的种种原理都黄袍加身到明式家具上。但先生对此则有所不取，故本书只字未谈。我以为先生之有所不取，正在于他对明清人的生活、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都有极深刻的了解。试就一把椅子而言，当时人正襟危坐，与今人的坐态是完全不同的，因而扶手偏高，座面无须倾角。而当时人的服装和礼俗也要求偏大的座宽与座深，因而明式椅子的这些尺度是根本无需和现代家具相比较，以证明其科学性的。我以为先生之不言明式家具的功能科学，符合人体工程学等等，正是先生见解高明之处。
以往的研究者谈论明式家具造型时，总是归纳成几句空泛的赞誉，如轮廓的优美，造型的凝练，线条的利落，比例的适度，权衡的匀称，雕饰的朴质等等。这种高度的概括和抽象的形容，实则包容着高度的不精确和极度的难以捉摸。先生治学严肃认真，自然不肯随声应和，而是以他那深入求实的学风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将古人评诠诗画的“品”与“病”这两把尺子移用于明式家具，写出了《明式家具的“品”与“病”》一文，不仅对其造型，而且对其神态作了精辟的阐述，得到极富开拓性的突破。我是深爱这篇文章的，因而对将该文收入本书拍手称好。
在朱家<SPS=0681>先生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言及“作者具备一些非常难得的条件”，我以为除已列举的几个条件外，还有一个“大雅大俗”的问题和一个“做学问”与“玩学问”的问题。作者能集大雅大俗于一身，研究家具超出了“做学问”而实际上是在“玩学问”，更是作者所具备的两个十分难得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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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一切成功的艺术作品都是将大雅大俗融于一炉的。“雅”与“俗”一般是两极对立的，但这对立的两极又如太极图那样相互拥抱着的。你俗到了家，野调无腔，反得登入大雅之堂；你雅到了家，斯文绝顶，反而得以走出象牙之塔，成了人人都能心领神会的通俗作品。古今中外此类实例极多，如诗三百篇是大雅大俗，《红楼梦》是大雅大俗，莎士比亚的戏曲是大雅大俗，杨柳青年画、贵州的蜡染、日本的浮士绘无一不是大雅大俗融于一炉的。以此言明式家具，首先家具制作出自工匠之手是一俗，椅凳坐在臀下，床榻用于坐卧，箱柜用于存贮以至藏污纳垢，真是俗得不能再俗了。然而那线条柔和的“搭脑”，随势翼然而起的“翘头”，圆转而又富有弹性的壶门式“券口牙子”，犀利笔挺的“剑脊<SPS=1303>”，又无不充满着雅的神韵。再言总体造型，那雅韵更是无所不在，一气贯通地流动着……，我们不得不承认明式家具是融大雅大俗于一炉的极好范例。
正因如此，研究明式家具首先要具备一个大雅大俗的胸怀，甚至于研究者自己也得是个集大雅大俗于一身的人。不用我多说，世襄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大雅大俗、亦古亦今、又南又北、也土也洋的全然通达彻悟之士。他世代书香，文学艺术，家学深邃，诗词歌赋，无所不能。从小学到高中，他在美国学校读书，英语娴熟到和外国孩子相同的程度，此后又是燕京大学的学士和硕士。他曾衣冠楚楚出席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开幕式，登上剑桥的讲坛作学术报告，而又可以穿着破背心、短裤衩在路灯下“和抽着烟袋锅的老汉热烈谈论”(《明式家具珍赏》黄苗子代序中语)。他可以扎上腰带，棉袄里揣着蝈蝈葫芦进茶馆；在旷野荒郊，两耳生风，鼻端出火地跟着黄鹰撵兔子；深更半夜，牵狗持钩在坟圈子里蹲獾；亲入厨下，系上围裙，端起炒勺做出整桌的精美筵席。一句话，他是一个雅到了家而又俗透了顶的真正“妙人”。他能骑辆破车近逛晓市，远访郊区城镇去搜寻家具；他能经常出入鲁班馆，向匠师们执弟子礼，相处得亲密无间；他能通览古今中外一切有关家具的著作；他能如数家珍地讲述美国几家大博物馆的家具收藏。因此在家具研究上能不落窠臼地建立他自己的理论体系，既不泥古，又不师洋，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写出这部大雅大俗的煌煌巨著来。
下面谈谈“做学问”和“玩学问”的问题。“做”与“玩”的区别似乎人人都懂，又似乎未必懂。做学问往往先有一个预定的目标，或为完成领导上分配的任务，或应出版社的约稿，或为研究而研究，为写作而写作；而玩学问则总是受爱好和乐趣的驱使，一切都起源于这个“玩”字上。它原无预期的目的，划好的框框，既不受任何限制与约束，也无成败得失的臧否喜忧。成固欣然，失败亦不会受到斥责。为了玩得痛快，一切思想自然是解放得海阔天空，无边无际。再看其结果，做学问者多数会取得一般性的成就，而玩学问者虽大多数玩得极其潇洒，最后只玩出一个穷而后光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然而一旦玩出名堂来，却是特号的卫星上天！
这部煌煌巨著之所以诞生，世襄先生自己说“对明式家具有特殊爱好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且“不论是搜求、拍照、制图”，以及和夫人袁荃猷的“商榷研讨，都是苦中有乐”(见先生本书《后记》)，所以这部书实际上还是玩出来的。历史上许多出类拔萃的作品如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石涛的画，曹雪芹的《红楼梦》，袁子才的《随园食单》，无一不是玩出来的。世襄先生近年的一大批著作如《竹刻艺术》、《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北京鸽哨》，以及目前正写得津津有味的《葫芦器》，又有哪一项不是玩出来的呢？世襄先生说得好：“我年轻时玩物丧志，虚度年华，玩得个天昏地黑；现虽年迈，但‘夕阳无限好’，我要努力耕耘，写他个没日没夜！”但愿他把过去玩过的而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的东西都写出来，在我国传统的文化、艺术、生活、民俗等方面给后人多留下几部大雅大俗的巨著！
(《明式家具研究》，王世襄编著，袁荃猷制图，香港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港币720元)
(文前头像丁聪画)
杨乃济/丁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