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秋天，应编辑《中国哲学》的先生们之命，我曾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晚年的宏篇力作《朱子新学案》写了一篇评介的文章(见《中国哲学》第九辑)。当时，国内学界对于此书几无所闻，撰写书评时所用书，亦是从日本友人吾妻重二氏借来。后来作博士论文时，友人已东归，曾多方寻此书，竟不果。去年夏初我自美国回京，见有四川巴蜀书社横排简体字《朱子新学案》(全三册)，且价格低廉，不胜欣喜，立即购得一部，多年夙愿，乃得偿焉。
我在《中国哲学》上写的述评，主要是介绍此书的基本结构、主要观点以及考证的成绩，同时也提出了我对若干问题的商榷性考辨。后来钱先生在香港看到我的文章，尚觉满意，作为晚学，我当然因此受到了不少的鼓励。由于已经有了《中国哲学》那篇述评，我就不必重复已经说过的话，这里只是对此书的价值及朱子学研究史上的地位作一些补充说明。
朱子哲学是十二世纪以来东亚影响最大的哲学体系，在中国从宋元明清的朱学到现代的新理学，朱子学传统源远流长。邻邦朝鲜、日本也都有自己的朱子学派。本世纪亚洲学者开始用新的哲学方法建构东亚哲学史，但总体上说，二次大战以前重点是通史的建设，战后在断代和专人方面开始深入，取得了不少成绩，回顾二战以来朱子学研究的历史时，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值得注意。一九四八年前兰州大学教授李相显出版了一部上下册的《朱子哲学》，其书除叙述朱子哲学体系而外，于朱子文集、语录颇加考订之功，思想叙述亦力求依照历史的顺序，惜乎李先生故世太早，此书外间极少有知之者。(陈荣捷先生亦是一九八四年才到北图复制得一份。)一九六八年日本学者友枝龙太郎出版了《朱子思想的形成》，着重考察朱子中年思想的发展和形成。不用说，这个课题的完成必须以思想材料年代的鉴定为基础。一九七○年钱穆先生五大册一百多万字的《朱子新学案》历经六年撰成问世。此书的特点也是在叙述朱子思想同时，对文集等加以考证，以期指出朱子思想前后演变之线索，甚至牟宗三先生六十年代中期著成的《心体与性体》，以阐释义理为主，也在朱子的部分特别注重理解朱子中年思想的改变。一九七八年我在北大作关于朱子哲学的研究生论文，为了解决朱子思想材料的矛盾，一开始便是从考证朱子论学书信的年代入手。但当时对海外朱子研究一无所知，即李相显的著作还是在答辩前夕因朱伯昆先生的提醒才借来。一九八一年我借得《朱子新学案》写评介文章时，我自己的《朱子书信年考》已在前一年成稿，这是我可以站在同等的学术层次来评介钱先生著作的基本条件。这一段历史的回顾表明，随着朱子学研究的深入，通过考查朱子早中晚年思想的发展来揭示其演变过程，由此开拓朱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并理解其体系中各种矛盾，乃是学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中日学者先后不期而至循此方向努力的“暗合”，是研究深入及此种趋势的明显的表现。事实上清朝学者作《朱子年谱》时已特别重视朱子中年思想的变化，已开创了历史地研究的先例；而庞大的朱子哲学中的种种矛盾，使得深入研究的学者必然要考虑这些矛盾究竟是真正的矛盾还是因思想演变造成的结果。
《朱子新学案》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思想之部”，以哲学为主。第三部分是“学术之部”，叙述朱子关于经学、史学、文学的思想，即传统所谓“学术”的内容，作为这两部分之间的第二部分是“介于思想与学术之间”者，主要是朱子学研究中一些特殊的课题，如朱子各个方面思想的发展及特殊侧面等。《朱子新学案》特别注意详细摘引《朱子文集》、《朱子语类》、《四书或问》，希望为非专门治朱子学的人提供比较完整、全面的资料编汇。在当前朱子思想资料难以刊印的情况下，该书的使用价值更为突出，因为这不仅为非专治中国哲学思想的人提供了一个了解朱子思想资料的方便，即使是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在图书资料借阅不便的情况下，这部书也当必备。我以为，《朱子新学案》是现有的一个最好最全的思想资料编汇，这是因为，从选汇朱子思想资料的方面说，钱先生的优势是其他任何个人难于相比的。现代人作学问免不了“专业化”的局限，而像钱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多兼通文史哲，于传统所谓“学术”的范围有相当周全的把握，现代专业化的学者只有通过集体合作来弥补个体专业化的不足。以我自己而论，虽然是朱子哲学研究的专业从业员，在对朱子哲学的某些了解方面也未尝没有较钱著深入的地方，假若由我作一部朱子哲学资料选，未必不及钱先生，但我无论如何没有能力在论朱子史学、经学、文学诸方面发表可以自信称得上意见的意见。由于在这方面，在对古代文化经典、中国古代历史、宋明清理学发展源流脉络方面的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学识和眼力上，钱先生皆可谓拔出众人之上，所以若总汇朱子思想之选，除钱先生之外，更无一人可以当此，此亦可谓天假钱先生之手而成此书也。
《朱子新学案》可以作为资料编汇来用，这也是钱先生著此书的原意之一，但此书又是钱先生多年研究的成果，所以其意义又远不止于资料的编汇。《朱子新学案》的一个特点是，有关朱子学的文献、历史、思想、行实等等研究的诸种课题在本书都可以找到，尽管著者给予的答案未必不可以再加讨论，但这一点也是目前已有的任何一部朱子研究的著作所不能相比的。一个要研究朱子哲学的人，可以先通过此书入门，一方面接触朱子思想的基本材料，一方面了解历来关于朱子研究的课题，以建立基本的问题意识。钱先生所以能对此掌握如此之广，是基于他对近三百年学术发展的周详了解，如朱陆之争在清代演变为考据之争，在清代学术中，把朱子学研究中的各种历史性课题充分地暴露出来，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钱先生曾撰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是一般朱子学研究者所不能及的地方，我自己当年对朱子的研究入手处虽未及读《朱子新学案》，却实曾受惠于《近三百年学术史》。近年以来，我的研究也仍常须借助《新学案》。如我去年写了一篇考证《朱子家礼》的文章，其论证的详略及所用材料虽与钱先生略异，但其初写作的动机之一也是受钱先生《新学案》所用某些材料的刺激才深入考察写成的。又如当代解释学引入后，也刺激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整理考察中国固有的经典解释学思想。在这一点上宋代的理学作为解经的宋学流派，特别是其中最著名的解经大师朱子的解经思想更是首先应当被研究的，于是《新学案》中关于朱子解经思想的几部分就成了首先便于利用的材料。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曾说，正德以前的明代理学不过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这个话本出自宋人陈同甫(亮)答朱子书，我引此话为题目，是反其意而用之。盖钱先生本来强调“本书惟就朱子述朱子，实事求是，力避枝蔓”，所以此书实可谓“亦一述朱耳”。不过其价值又正在一“述”字上，此述即“记叙”之意，即所重不在思想义理的阐释，而在“专就朱子之书转述朱子”，“期于读者诵此书后，苟非专意研治朱学，则可不再翻阅《文集》、《语类》之全部”。也就是说，此书若以阐释发挥述之，则此书只在专家内有其价值；而惟其以“记叙”为主述之，且又有“揽其全”之长，正足以为一切中国文化的研究者以为史料之用。故“此一述朱”之价值并非其他“彼亦述朱”者可以相比的。
关于新印本的不同，我想指出一点，即此书在台印行时原分为五册，一、二册为思想之部，五册为学术之部，三、四册为介于思想学术之间之部。三大部分，条理分明，若印为三册，自当依此条理，以原一、二册为上，三、四册为中，五册为下，最为妥当。而新印本把原第二册思想之部的最后一章“朱子论格物”置于中册之首，又把原第五册学术之部的第一章“朱子之经学”亦入中册中为之尾，于是新印本之中册乃削第一部分之尾为其首，而削第三部分之首为其尾，颇有不可晓处，这是我略不满于新印本的。当然，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利用钱先生的研究及整理成果，也许算是“吹毛求疵”吧。
最后，我想提到，《朱子新学案》出版后，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曾以“儒学传统的改建”为题写过一篇长篇评介(中译文载《孔子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他指出，对朱子的哲学或对朱子的生平历史我们可以在其他专门著作中找到更明白的分析或更生动的描绘，但是对朱子的伟大体系的完整构图，我们只有在钱穆的著作中才能找到。这个评价是相当准确和妥当的。
(《朱子新学案》，钱穆著，巴蜀书社一九八八年七月第一版，9.00元)
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