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呢？巴蒂欧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法国的哲学家们过于富有历史责任感，过于富有自我牺牲精神，毛遂自荐地为“奥斯维茨(纳粹德国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事件”和“古拉哥群岛(斯大林专制下的苏联关押持不同政见者的集中营)事件”承担责任，并由此作出结论说，理性、正义、真理等这些古典哲学的掌上明珠似的概念已失去意义，再像康德、笛卡尔、黑格尔等大哲学家那样做“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已不再可能，所以哲学所能做的不再是大刀阔斧的构筑，而勿宁是谨小慎微的“修补”。
巴蒂欧反问道：为什么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这些人文科学学科在“奥斯维茨事件”和“古拉哥事件”之后仍可以“无罪地”兴旺发展，而唯有哲学要为这些灾难性的历史事件蒙难受罚、一蹶不振呢？巴蒂欧指出，当然，像海德格尔这样的政治态度暖昧、甚至始终倾人心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哲学家，使我们哲学界脸红无光，但我们也不应背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停步不前呀。况且也没有人指责哲学在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中犯了不可饶恕的过错。作者建议哲学界摆脱这一窘境，重振昔日的雄风：西方哲学界的确没有预料和前思到纳粹主义的出现，但反过来说，纳粹问题也不是哲学仅有的思考对象，也不仅仅是哲学的对象！当然这并不是说纳粹现象是不可思考的。作者建议从“政治的历史性”角度来重新审视纳粹现象，哲学可以协助这一工作，但不必为之受过。
如果我们了解到目前法国(西方)对文化危机问题的讨论，我们将会看到巴蒂欧的上述论点是有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的。
本书的后半部分试图为哲学的思考提出新的前景。巴蒂欧认为，自古以来，哲学受到如下四个方面问题的纠缠与滋育，现在亦然：即政治、科学、艺术和爱情(人类的情感领域)。这四个方面是哲学思维的前提。这四个知识部门具有各自的“真理”。与之相比哲学则没有它的特殊“真理”。但哲学的特殊任务是“指明这些真理的语境即它们之间可能的连结，而不是陈述唯一的真理”。哲学创造供人类思考的空间和“偏静处”，它创造“概念的空间，一切事件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概念处所，而这些事件本身又是走向真理过程的起点”。这说明，哲学的任务既平庸又伟大。作者断言，通过把科学(尤其是数学)、艺术(绘画、诗歌等)、政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等)、爱情(道德、上帝等)问题作综合的思考(而不是把它们总体化)，哲学的本质将是对“时间问题的真思”。由此，哲学便可以得到新生或转机，产生大哲学家的时代便指日可待了。
《哲学宣言》一书与其他什么宣言一样，一出版就引起轩然大波，毁誉参半。我认为，这本书的主要努力方向是好的：摆脱“怀疑时代”，走向新的起点。巴蒂欧宣称：主张“政治终结了”、“意识形态终结了”、“理性失色了”、“主体死亡了”的这些见解也应当寿终正寝了！这不愧为力图挽救西方文化危机的一种努力。
Alain Badoiu 著：Manifestepour la philophie，巴黎Suli版)
海外书讯
杜声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