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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之交过杭州，湖上有几日勾留，兴意未阑，无奈归期已到。乘杭京快车北返，第一站为海宁，时逢小雨，远近草木葱茏，天色<SPS=0711><SPS=0711>。车轮暂静之际，想到，这便是王国维的故乡了。学者王国维生于这个以观潮出名的地方，死于本次列车的终点北京，旅程计五十年(一八七七一一一九二七)，不过，想必他不是乘火车去的。
王国维在世的那五十年，正值世潮激荡不已，不亚于海宁那不宁的钱塘秋潮。虽然，我生也晚，连“白头宫女在，相对说玄宗”的情形也还差了一时节，但大概情形，曾从讲史书上得到印象。当然那些书上没有王国维的名字，既不是风云人物，潮起潮落，似乎没他什么事。尽管后来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说过，王国维的“影响会永垂不朽”，又说，王氏的全集与《鲁迅全集》这两部书“真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然而事实上王国维后来的影响并不大。自从他一九二七年六月忽然跳进颐和园昆明湖的水里，引起些许波沦之外，确乎近于被遗忘了，除掉历时甚久的大批判间或也把他捎上的时候。
宿草经荒，墓木成拱。王氏故去五十余年后，说不清缘故何在，他的名字又渐渐在出版物中出现了。近年来且有若干研究他的著作及传记出版，倒也终究可见斯文未坠于地。记得十年前求学，我们对重出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都是很向往的，其中，他的“治学三境界”说尤为读书人所推重，到现在，感念其言而益叹其难，自知还是不“入境”，譬如读王氏手定的《观堂集林》，常觉门槛还真是难迈进去。
《观堂集林》难入归难入，而王国维之被再发现再认识，又恐怕并非无意义。以学术史思想史而论，这个人的学术道路和品格就还有些消息耐人寻味，至少说明一位英国史学家的话不无道理：“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爱·霍·卡尔)这意思是说，人逝去多年，留下的东西也许还在同我们问答交谈呢！
读书，联想，“对话交谈”。
王国维又常被人称为静安(字)、观堂(号)，这两个称呼似乎也透出他性格、生活的“收敛”，他是一个重于自律的学者，或者说大抵算个纯粹的学者。不是做不了别的什么，是不肯做，不宜于做，事实上也没有做；自然，他这码事别人兴许不屑做或做不到，世情又不免视为“迂”、“呆”等等，纯粹的学者近代中国不多。五十年世潮之中，他的学术著译达六十余种，经他亲手校批的书也近两百种。我们看他涉及的学术领域之宽(美学、诗学、戏剧学、史学、文字音韵学、考古学)，其开风气和造诣深湛这两面，都积淀有不易历练的份量。这条学问的路，特点，不妨说一是“小”，二是“冷”。表面看似乎是这样，譬如说是小题目，着眼点也比较细微。王国维写道——《诗·<SPS=1722>风》“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传》《笺》均以“善”训“淑”。不知“不淑”乃古成语。《杂记》载诸侯相<SPS=0347>辞曰：“寡君闻君之丧，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左》庄十一年传，鲁<SPS=0347>宋辞曰：“天作淫雨，害于粲盛，若之何不<SPS=0347>。”古<SPS=0711> “<SPS=0347>”“淑”同字，若之何“不<SPS=0347>”即如何“不淑”也。是“如何不淑”一语，乃古<SPS=0347>死唁生之通语。“不淑”犹言不幸也……小而至于一字一词，搜讨其源，参互求证，比较作学问上的好大喜功进而想当然，不是贵在其功力也难在于实在吗？
本世纪初叶，有桩事情对近代学术风貌的演变有极大关系，即文化古器物——汉简、甲骨、青铜器、石室写本、石经残石等——的开始出土面世。在有意识的发掘前，地下材料常因难遇知音，被当做药材、劈柴之类或流失海外。在这方面，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功不可没。特别应提到王国维在利用、活化死材料上颇有贡献：固然在于解决了许多识别考据上的疑难，从而推动如“敦煌”、“甲骨”、“金文”、“历史地理”等“显学”的建立，也在于他在实践中体认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引入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其朴实之风，不让乾嘉，也应该说余韵流风不绝。具体说，伏案埋首，瘦尽灯光，穷搜幽讨，往复商量，其实也不过毫厘间发之辨，却能独具只眼，锲而不舍，以大攻小，以小见大。典型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乃是据卜辞中“王亥”这一线索，反复参证，而考出殷商帝王世系的脉络。赵万里先生后来说：“卜辞之学至此文出，几如漆室忽见明灯，始有脉络或途径可寻，四海景从，无有违言……近世学术史上东西学者公认之一盛事也。”其个中甘苦诚非易言。静安先生的“以大攻小”，当然是靠学养之博大和理解之圆转，惟忌附会射猜妄腾口说。先生自述其经验：
苟考之古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其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毛公鼎考释序》)
阙疑之<SPS=0372>似有“科学禁欲主义”的意思，毕竟还是老实话，话不能都说到十分。至于他所运用的方法也正不乏创新的意义，用现在的话说，该是除了“决心大”，还要“情况明”，“方法对”，也都契合苟子《劝学》、庄子《庖丁解牛》的古训。由此，对象小、题目小，又不妨因会通而“以小引大”，如王氏又未尝局限于考据本身，将甲骨文字研究的成果发明到古史研究上去，于是有《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诸作，其实又是不拘一格的。陈寅恪先生评王氏治学之谛：“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之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见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是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若再试补一语，或有：四曰取不矜不伐谨慎戒惕的态度与不守<SPS=1354>篱的探索相结合，凡属王国维之治学精神是也。探索和限制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虽然，在大变动的思潮背景下，不免会被当作“保守”。
王国维是保守的。然而“保守”未必是“进步”的反义词，也并非理性、良知的障碍。这种保守同那种保守并不都一个样，一个人可能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却是保守主义者。王氏之保守，重点不在政治上(他始终未参与政治、所谓“平生惟与书册为伍”)，而在人格上、学术上。其价值当然不在于推拒新思潮，惟其能于举世趋新若鹜之潮流中，不忘持守清者的收敛沉潜性格与自律的治学态度，也还不无意义。说他“冷”，并非说他没有热肠暖心或研究问题只朝冷僻上走，但总的看毕竟不合于“急务”(经世)以及“文章合为时而用”的要求，与“急功近利”不可同日语。再有，王国维并非迷恋“国粹”而一往不返的辜鸿铭、林琴南辈，其保守亦是有限度的。王氏治学的两次转向，由哲学转而文学，又由文学转而古文字、古器物学、古史，既不全属于倒退，也未尝不能看作坚持自身学术个性并反省和调整自身的明智之举，其间选择的痛苦与解脱、执着与寂寞心，未尝不造成了他在学术上的“无我之境”，即追求学术本身相对存在的客观价值及长远功用。其言谓：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日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
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观堂别集·国学丛刻序》)
粗看王氏此话，似有不分河汉之嫌，但从另一高层次去想， 所谓“无分轸域”、所谓“会归”，乃是从更广更深的意义上来把握知识的内涵、求学的精神境界。或以为这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歧途，但静安先生并不临歧而泣呢！结果是留下旁人也不得不承认、尊重的成果。反过来看，又过了若干年，面对某种“古为今用”旗下的实用史学、哲学、文学及其它(诸如对秦始皇、孔子、武则天、王昭君等历史人物的现代寓言式发现)，又怎能不对静安先生的苦心复致感慨！
加籍华裔学者叶嘉莹曾从性格与时代的两个角度及关系，专门讨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静安先生以其天赋之矛盾性格，既原就存在着一种既不喜欢涉身世务而却又无法忘情世乱的矛盾，又以其追求理想之天性，对一切事物都常抱有着一种以他自己为尺度的过于崇高的理想，而却偏偏又不幸的正生在了一个最多乱、多变的时代，因而乃造成了他个人与时代之间的一种无法调合的差距。”(《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48页。)这种<SPS=1354>悲悯式的解释特别强调了一种“紧张和对立”——理想与现实之间、个性与社会之间——所产生的人文悲剧性，却可能忽略了另一种“紧张和对立”，既造成王国维的选择，也在产生一种值得人去思考的精神祈向。
这也就是形式合理性行动与价值合理性行动的对立。
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分析，社会合理性行动中含有上述两种需要分别讨论的合理性行动因素。如果把价值主要理解为主观欲求、意愿、信念、意向，那么，一、形式合理性行动就是排除价值判断或价值中立的行动(问“是怎样的”)；二、价值合理性行动则是引入价值判断的行动(问“应该如何”)。进而言之，一、形式合理性行动往往经过理性的程序去达到预期目的，符合人们理性思维的常态，导致行为方式的“常规化”，因而有与传统主义实质趋近的一面；二、价值合理性行动往往把追求的目标视为某种特定的价值，行动者往往为不计后果的情绪、信仰、理想所驱使，这种行动大都具有“非常态”甚至革命的性质，因而与情感行动有亲和关系。(参见苏国勋《韦伯思想引论》)显然，在历史压力下，近代迄至五四以来中国思想学术，不能不带有较浓的价值合理性色彩和张扬情感的背景，一方面大为显示突破传统的力量，另一方面因忽略形式合理性的建设，使“有序”的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同时“全盘西化”与“全面固守传统”两个极端，在这一点上竟像是一病所系。联想到王国维，他的与现实保持距离、有所不为中的有所为、追求客观化的知识，多少体现了思想成份学术态度上的形式合理性祈向，尽管在保守性方面同样有所偏失、遗憾，亦未尝不使后人有所反省，譬如想一想：“有关力量的知识是否必须与有关限度的知识并存”(丹尼尔·贝尔)，这是否是一条古老的真理？
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趋东海。终古越山倾洞里，可能消得英雄气。
说与江潮应不至，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千载荒台麋鹿死，灵胥抱愤终何是！
一首《蝶恋花》，诉说诗人王国维有如谢皋羽哭西台那般沉郁悲凉的情怀。悲凉始终跟随他，直到尽头。这种悲凉和在苦闷中寻求解脱的意向，写在《红楼梦评论》里，也透露于《人间词话》对后主词的推崇，亦影响于他的治学问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文集续编·自序二》)显然，王国维的悲观及其寂寞，还不仅仅是关于个我的叹惋，它们源自于一种人生体验和智慧的痛苦。尤其在彼时历史文化的沉浮中，更加深了人生原始问题的困扰，这就是在历史意识中他所面临的关于存在的命题，提出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人类处境的有限性，以及人不断要达到彼岸的理想所产生的张力。据说，有问题是悲剧，答案是喜剧，没有问题呢？则又什么也没有。因而王国维所参不透的生死是悲剧性的了。其诗曰：
新秋一夜蛇如市，唤起劳人使自思。
试问何乡堪著我，欲寻太道况多歧。
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欲语此怀谁与共，鼾声四起斗离离。
(《六月二十七日夜宿硖石》)
世上有浅薄的悲观，也有深刻的悲观。这提醒我们慎于作出简单的评判。悲观给王国维带来了局限，未能积极入世，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以至于过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等等。然而如果说悲观即等于颓废没落，等于资产阶级世界观、 反动，总还令人疑惑，难道王国维是颓废的么？似乎他的世界观与所谓资产阶级世界观不好简单地拉扯上，能够说执著于人格尊严、自我意识就等于叔本华、尼采以至于资产阶级世界观吗？况且关于悲观，王氏亦曾说过：“‘寂寞已甘千古笑，驱驰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王国维有弱点，也有他的悲愤，惟生当乱世，他未能将悲愤化为呐喊，化为学术以外的抱负。
“欲寄彩笺无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悲怀可能使人生困顿于迷惘，却可能造就某种诗人气质以及对人生的诗的理解含泳，因而使悲怀幻化为永恒的人类经验。《人间词话》谓：
永叔“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东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
联系到王国维评词时标举为“探本”的境界说，语多剀切，正在于体认诗词中所体现的情怀、境界、品格依赖于诗人的真感情。深邃的感情，并且由“客观的静观”(“以物观物”)引导情感进入净化状态。说到底，不论后之论者对他的审美观点有多少纷纭的解释，它们的意义仍然是反对人生与文学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虚伪矫情，是反对浅薄的。他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又说：“‘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其人生与思路固然不免于悲观与<SPS=0362>徨之厄，然可以无视为没落为无卿，不也是因为其中有着深沉的体验与始终的真诚么？韩愈曾写信给友人：“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以为好。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惭愧之作每能邀赏，王国维恐怕还不至于有韩文公那般古今文人的尴尬罢。
王国维一生，未曾入仕，治学为其本色。以三十五岁为界，前期以求学、教书，治文哲之学为主。后期因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受罗氏影响，转而从事古器物、古史的考据校雠。其间世事翻覆，鹿鼎频争，尚可无涉于书室寒窗。到一九二三年他来到北京，由升允引荐担任了逊清小朝廷的差使——溥仪的教书先生，生活自然有了若干变化，或者与清廷的感情关系有所加深。但他的差使远不是政治性的，也未作为孤臣遗老参与罗振玉一流的活动。除了有借机接触内府藏书藏器的学术兴趣外，也许他认为这正是不满于民初后腐败混乱之政局的狷介表现，而且他认为按照民国优待清室条件，这样做并无违情悖法之处。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冯玉祥部属发动逼宫之变，将溥仪驱出紫禁城。这件事对王国维是有刺激的。翌后他就任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教职。至北伐军兴，奉军将退出北京之际，遽然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王国维的死因成为一个谜。解谜者众说不一，或猜测或推论，各执一隅皆难定夺。但死者遗言所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大致与他畏惧一种精神上的污辱有关。也许他以为正在或将要发生的世变对于感情或人格信念都可能是难以忍受的，总之这种紧张关系使他想到了“尽头”的解脱。或者那只是一种剧烈的心理感受，难以强说因果，否则也便不是那个悲怀的持有沉抑收敛性格的王国维。悲观者对死的看法远非常规，正如佛陀的生死观迥异于世俗。回到王氏自沉的二十多年前，他便有过寄托了。其自题诗《尘劳》：
迢迢征雁过东皋，谡谡长松卷怒涛。
苦觉秋风欺病骨，不堪宵梦续尘劳。
至今呵壁天无语，终古埋忧地不牢。
投阁沉渊争一间，子云何事反离骚。
据说扬雄曾以为屈原之自沉是大可不必的，写过《反离骚》，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但后来扬子云校书天禄阁，闻王莽诛甄丰父子，恐被株连，倒是也从阁上投了下去。在历史的残酷中，就有着如此令人感慨莫名的消息。王国维并非屈原，也不是扬雄，但他也有他那一份问天无语，无地埋忧的怆怀吧！当然其间自有时代的局限在。
静安先生清华同事陈寅恪挽之云：“十七年家国之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系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陈之于王，风谊平生师友间，他对于王国维死因的看法较为超脱：“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也只能这样了。历史留下了许多“阐释空缺”，包括这样的矛盾：一位主动死亡的人，既是群体里的逃兵，又是一个孤军奋战者。你不可能透彻地清理这种矛盾，除非你有勇气担当同样的角色。
遗憾，对谈没有明朗的结论，只是意识到知识与存在难免的局限并需要反省地面对自身。
白发书生寂寞心。
一九九○、六 北京小街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叶嘉莹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一版，1.95元。《王国维评传》，萧艾著，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版，0.70元)
吴方